作者：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前言：
自1955年开始，在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四害运动，麻雀被认为有害于农业，而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而地方贯彻得力的主要是关于打麻雀的指示，因为它最有可能做到，也最容易看到成效。1958年，在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国各地，人们一度放下一切日常工作，靠手抓、胶粘、网拉、夹子扑、弹弓打、毁巢、毒饵诱杀，对麻雀格杀勿论；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有片刻休息，促其心力憔悴而死。仅1958年一年，全国消灭麻雀逾20亿只。
尽管消灭麻雀的行动遭到一些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反对，但在政治挂帅的大背景下，科学的决策被搁置一边，对于消灭麻雀的批评被噤声，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也要为政治运动造势宣传。出于明哲保身，大多数科学家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耿介直言，其中的代表者朱洗甚至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毁墓掘尸。本文回顾了1950年代消灭麻雀运动所留下了的从决策、执行、反馈意见到修订政策的丰富资料，提供了分析毛泽东时代重大政策的样本，和中国公共事务决策过程缺乏科学与民主的历史镜鉴。
1968年春天，位于上海郊区的吉安公墓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一批人乘一辆旅行车和两辆卡车从市区过来，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朱洗的坟头开“现场批判会”。处于统治地位的造反派勒令朱洗昔日的朋友、学生、同事等先揭露朱洗的“劣迹”，然后用绳将他的墓碑拉倒，将他的墓地毁坏。不久，朱洗已埋葬六年的尸骨也被掘出。朱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被造反派恨到如此程度？
事情与“最高领袖”毛泽东和渺小生灵麻雀有关，得从1955年说起。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大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后，11月，他又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与他们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们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
毛泽东之所以判麻雀死刑，除提高作物收成外，恐怕还有一些个人心理因素在内。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农民都食难裹腹，非常贫穷。对于与自己争食的麻雀，他们普遍不喜欢。早在1947年9月，《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读者来信，反映农民的意见，称“小麻雀吃谷，数目惊人，不亚蝗虫”，“希望领导上注意，推动各地，户户干，村村搞，开展一把泥运动灭绝麻雀保卫粮食。”作为农民之子，毛泽东很可能从小就讨厌麻雀。而在他长大成人，尤其是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他又习惯于晚上办公、白天休息。将睡未睡之人，对于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当然也不会有好印象。事实上，他在白天睡觉时，常常要警卫驱赶麻雀等鸟儿。
省委书记们附和毛泽东的倡议也不难理解。他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念书不多，虽然可能在身经百战之后成了战争专家，或者在进行多年的白区地下工作之后成了与人斗争的专家，但他们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什么保护自然环境之类意识。在升迁、贬谪系于一人，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骂为“小脚女人”，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愿意提出异议。
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农业十七条》。在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全国各级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各县、乡纷纷组织了专业的捕雀队伍。
各机构中，青年团尤其积极。他们发出号召，要求辖区内的青少年行动起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即把麻雀干净彻底地消灭掉。譬如，1956年1月初，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随即，“陕西省富平县有九万个青年和少年在最近两天内消灭了77000多只麻雀”。那些调皮的孩子尤其高兴，因为他们变得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弹弓。当然，弹弓所打击的对象不会仅限于麻雀——还包括别的鸟类，以及更容易击中的路灯和玻璃窗等。
行政命令调动得了人们的身，但未必能征服人们的心。为了让人们心悦诚服、积极主动的参与运动，报刊、杂志、出版社等还向有关专家约稿，期望这些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出谋划策，并出场做说服工作。1956年1月8日，中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的长文，在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后，传授了多种捕杀麻雀的方法：
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一只麻雀在一年内连吃加糟蹋掉的粮食，若仅以三升计算，那么一家“雀口”一年消耗的粮食至少二斗多，多的要达到一担以上。因此，大家决不要以为麻雀形小，无足轻重，其实它的为害是相当严重的。
消灭麻雀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用铁丝夹、铁丝笼捉，用张网或拉网捕，用筛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弹弓或鸟枪打，用胶粘或用毒饵诱杀等等的方法。现在把简单易行的几种方法介绍一下……
1956年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十七条被扩充为四十条，并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6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了草案全文，并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根据纲要草案拟定本地区的执行规划。草案的第二十七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尽管中央要求的是将“四害”都消灭掉，可各地贯彻得力的主要是关于打麻雀的指示，因为它最有可能做到，也最容易看到成效。1956年，许多省市都推出了诸如《消灭麻雀》、《消灭麻雀老鼠的办法》、《消灭麻雀的办法》、《怎样消灭麻雀》、《怎样除四害》之类的小册子，还有些省市编排了关于打麻雀的儿童剧或连环画。郑作新在前述《人民日报》文的基础上补充内容和图片，编写了《怎样防除麻雀》、《防除雀害》等小册子。
郑作新研究员编写《怎样防除麻雀》、《防除雀害》等小册子
如果当时要就是否消灭麻雀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大概赞同消灭麻雀的也会居多数。毕竟1950年代的中国仍主要由农民构成，而小麻雀是“老家贼”，会吃掉不少谷子是小农的共识。可人多并不意味着掌握了真理，因为常识与科学往往有所背离。在不少科学家看来，麻雀是许多害虫的天敌，在有弊的同时更有利，不可轻提消灭麻雀。动物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8月22日，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他不点名地对郑作新进行了批评：
大家提出意见的时候，更要注意科学性。举两个实在的例来说：例如认为麻雀是“害鸟”，要大家起来扑灭，我当初就提出意见，如果把麻雀关在笼子里，每天喂它谷子，仅根据这样一些统计就断定麻雀是害鸟那是不科学的，麻雀在生殖时期专吃昆虫，秋冬兼食谷和杂草种子，这许多事情也应当考虑的。
但这种异议在1955年或1956年初是发不出来的。一则全部的报刊都是党的喉舌，根本就没有地方肯刊登批评党的政策的言论。二则，即使有地方敢登，也没有什么人敢写。在当时仍在进行中的“反胡风、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人们私下的言论或通信被曲解并作为定罪的证据。说心里话如此危险，又有哪个已被改造思想多年的知识分子敢于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小小的麻雀打抱不平，非议一项由最高领袖亲自提出、得各级政府积极响应、由全国媒体大力宣传、受全国农民普遍拥护的政策呢？
1956年1月中旬，国家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人们“向科学进军”，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不久，国家宣布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5月），召开作为样板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8月10～25日）；紧接着又完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制订（8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的作用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变得积极和敢言了起来。
1956年8月23～28日，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双百方针”所带来的相对自由的氛围中，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将骨鲠在喉的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批评说了出来。
首先发言的是胚胎学家朱洗。他从法国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中所载“麻雀的用处”一文谈起：“麻雀依靠植物种子（包括五谷）为生，因此，不可否认，是有些害处的。但是它们还会寻找害虫，有着一定的用处。整个夏天，它们保护着田庄和果园，只有在谷物或果子收成时，才成为人类食粮的掠取者。这样说来，麻雀仍旧可以算是益鸟。”
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历史证据来论证上面所说：“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几年来，为了这个缘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几千、几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却是如何呢？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来雀种，加以保护和繁殖。”
他接着叙述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然后下结论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似乎应该承认麻雀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某些季节是有害的，其他时候都是有益的。因此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在为自己稍作辩护之后，他重申了自己在座谈会和研究论文中曾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麻雀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而应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故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赶过来的薛德焴第三个发言。他说：应对麻雀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在笼中观察。应当保护益鸟，不要敌我不分，连益鸟也一概打死。关于麻雀问题，过去有很大偏差，造成许多损失，对此，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也提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当暂缓捕杀，希望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搞灭雀运动。他们还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首页（薛攀皋先生提供，图中铅笔字当为郑作新所加）
鉴于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座谈会上大部分专家都没有发言，且有少数人称捕杀麻雀有理，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在给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1956年夏天和秋天，灭雀较多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爆发虫灾，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只见树枝不见树叶，上面布满皮虫。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因此而枯死。
薛德焴认为，这与运动导致的麻雀减少密切相关。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上海《文汇报》上先后发表《谈谈麻雀问题》、《怎样断定一种鸟是害鸟或益鸟》两文，介绍了研究鸟类食性、判断其益害情况的三类方法（饲养给饵法、野外观察法、消化管剖检法），分析其利弊，认为郑作新等人关于麻雀益少害多的断言在科学上的证据不够充分。他还引述了朱洗在青岛动物学会议上提及过的那些材料，说明麻雀在控制害虫和杂草危害的功劳“实在是很伟大的”。他提出，在运动中，有许多并非麻雀、确凿无疑的益鸟也“连带遭殃”，这种滥杀无辜也是不妥的。他严肃地指出：“麻雀虽小，问题却不简单，我们动物学者事前既不大胆地提意见，事后又不详加检查或讨论，这种态度对今后科学进军会不会变成一个绊脚石呢？”这两篇大胆直言的文章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从内部的会议室转到了公共平台。
1957年1月18日，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周建人（编者注：鲁迅胞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麻雀显然是害鸟》一文。他不顾朱洗、薛德焴等人提出的那些证明麻雀有益的翔实证据，仅仅依据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就以真理在握的口气下结论说：“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关于麻雀在吃虫功能，他认为，“消灭害虫应当能用除虫药剂及用其他办法”，根本就不需要用麻雀。他还在文章中给那些主张麻雀益大于害的人戴上了“自然界的顺民”的帽子。《北京日报》在他的文章前加了编者的话，明确指出此文针对的是朱洗1956年在青岛的发言，以及之后文汇报刊发的那几篇相关文章。仅仅因为学术观点有别，就被高官和北京的党媒扣上帽子点名批判，朱洗、薛德焴等人心中想必不是滋味。
在“百家争鸣”方针及其样板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鼓励下，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站出来为好友朱洗等仗义执言。1957年1月3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提出仓库中的谷子被麻雀吃掉不能怪罪麻雀，而应责备管仓库的人；用农药防治害虫恐怕远不及用麻雀防虫安全、经济。对李汝祺在青岛动物学会议上的态度，他不以为然，说：扑灭麻雀“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获悉郑作新等人的解剖麻雀工作即将完成，他还表示高兴，因为这意味着“采取谨慎周密的科学态度”。与此同时，他还提醒郑作新等不要轻易下结论：麻雀“胃内的虫、谷、杂草种子数量的比率，是否就能代表麻雀害和益的价值？我们知道虫和谷有时是不能拿数目来比较的。一只虫可能在一天内咬坏几棵或几十棵谷子，那就会损失几百几千粒谷子，麻雀吃了一只虫，可以救回该虫一生间所咬坏的许多棵谷子，那就不知道挽救了多少粒谷子。”
薛德焴也没有沉默。1957年2月11日，他在《文汇报》上又一次发表文章，从麻雀不同季节的食性——“春夏两季主要食物是昆虫”，“秋冬为害庄稼但也啄食虫卵和杂草种子”——出发，指出麻雀食谷有限，而在控制虫害、杂草危害方面作用很大。他认为，不应消灭麻雀，而应对其采取“防害增益”策略。
当时，苏联在中国援建了大量工业项目，中苏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大量苏联专家被派到中国来，他们的建议常常被视为金科玉律，其效能非政府的副部长所能及。1957年5月7日，苏联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大连作关于保护自然界的学术报告。上海《文汇报》派记者采访了他，并于两日后刊出访谈内容。米赫罗夫说：
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
可能是部分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意见，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审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时，将“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一个月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的鼓舞下，11月6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15年之内，苏联将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11月9日，他也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事实上，他不仅想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还想在苏联之前，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的底气在于苏联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而毛泽东，则把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作为“万能的武器”。
毛泽东是个“只争朝夕”的人，说干就干。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在该运动名下众多的群众运动中，“除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运动是最早的一个。
1957年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运动，并提出了除四害、提前实现“四无”的规划。各级政府都对完成指标层层加码，且相互“打擂台”，呈现激烈的竞争态势。譬如，“江苏省原规划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务，现在决定提前在四年内实现“四无省”；河南省“修订了全省除四害规划，决定提前在三年内基本成为‘四无’省”；“广州市原订五年基本消灭四害，现在决定提前两年实现。”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人民日报》为该指示而配发的社论进一步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并且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省内、邦内必有城市和森林，要成为无麻雀的省、邦，也就意味着《纲要修正草案》中“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条文，墨迹未干即遭废弃——事实上，“可以不消灭”原本就缺乏约束力，似乎意味着“也可以消灭”。显然，各级行政首脑更喜欢“四无”这类更简洁、更响亮的口号。
接到指示后，全国各地纷纷制订落实的方案，相互之间还发起“友谊赛”，掀起了挑战、应战的高潮。他们纷纷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譬如，江西省有很多地方的领导表示，“在一、二年内就可把四害消灭干净”。山东淄博市提出，“要两年实现‘五洁四无’”；而其兄弟城市“烟台市更为先进，提出要在一年中将四害完全消灭”。河北省蠡县和四川省重庆市表现得更绝，前者宣布“奋战两年多，到春节期间，已在全县范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成为‘四无县’”；后者声称“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七天七夜，基本消灭了老鼠、苍蝇、蚊子、麻雀”。
相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毫无疑问是最好对付的。1958年春节过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先后掀起了消灭麻雀的高潮。运动不再局限在青少年范围内，而是男女老幼，有本职工作的和无本职工作的，乐于捕鸟的和讨厌捕鸟的，全部出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是几百万人停下一切日常工作，同时上街。在打麻雀的方法上，除以前用过的手抓、胶粘、网拉、夹子扑、马尾套、门板打、弹弓打、枷笼夹、砖头压、毁巢、毒饵诱杀等适用于单兵或小团体的办法外，还创造出了一些适用于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其要点是从平地到屋顶、树梢，大家各守一块，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有休息的时候，促其心力憔悴而死，或者被赶到某一有毒饵或埋伏有火枪队的地方，晚上，再掏鸟窝除掉残留的麻雀及鸟蛋——这被总结为“轰”、“毒”、“打”、“掏”四步曲。
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在颐和园消灭麻雀
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们还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兹录几首如下，由此可见当年大兵团作战消灭麻雀的情形：
哈！麻雀累死了
（安徽青年报选送）
四面八方红旗摇，
人声鼓声响云霄，
吓得麻雀破了胆，
东撞西闯飞不掉。
一只麻雀胆真大，
“噗嗒”一声落地下，
大家赶忙跑去看，
哈！原来麻雀累死啦。
大战麻雀
吴视
四月十九，鸡叫起床，英雄人民，磨拳擦掌。城乡内外，战旗飘扬，惊天动地，锣鼓敲响。数百万人，大战一场。成群麻雀，累断翅膀。漫山遍野，天罗地网。树桠屋角，不准躲藏。昼夜不休，张弓放枪，麻雀绝种，万石归仓。
灭雀战歌
（棣华词曲）
军号响，命令传，后勤部队总动员；轰毒打掏，苦干三天，消灭麻雀万万千；让人人动手歼麻雀，要把那后方变前。丰收的粮食一颗也不丢，让农业生产飞跃向前嘿飞跃向前。
尽管在灭雀时中国政府所用的行政手段远不及腓特烈大帝用过的市场手段高效，可投入几亿人，总的战绩还是很大的。薛攀皋先生对此做过总结：
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目睹了北京灭雀现场的英籍作家韩素英记载，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
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
在这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对雀鸟的大屠杀运动中，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与了鼓吹工作。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根据上级的要求，作歌曲，编快板，排舞蹈，拍电影，吟诗，写文章，出书，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
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教授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普遍表现得比较积极。1958年，郑作新曾对此有过总结：“科学工作者们也不示弱，甚至走在战斗的前列，使对麻雀斗争节节胜利。”
当时有少量外国人目睹了中国的消灭麻雀运动。就笔者所见，不管是搞文艺的，还是做科研的，他们对此都表现出极大的厌恶。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克罗契科在1961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介绍了3年前他在住所北京友谊宾馆看到的情形：
4月20日，星期天。一大清早我就被一个妇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惊醒了。我赶忙奔向窗口，看见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在附近的一座建筑物的屋顶上跑来跑去，像疯了一样挥舞着一根大竹竿，上面绑着一条被单。突然，她停止叫喊，显然是想喘口气。但是过了一会儿，在下面的大街上，又敲起了鼓。她又恢复了她那吓人的叫喊，并疯狂地舞起她那古怪的旗帜……整个运动首先是由党内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他们认为麻雀糟蹋了太多粮食。不用说，这并没有与任何专家商讨过，整个运动完全是党鼓捣出来的，并在它的监督下付诸实施……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
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仍在继续，但由于麻雀数量已经稀少，一般没再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恢复到1955年时用过的掏、打、毒等适用于单人或小团体的方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职的火枪队以消灭麻雀。
从春天起，虫害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上海、扬州等城市的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而中国农村也因为虫害，以及影响更大的人民公社化等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鸟儿虽多，但分布最广、与人类最为亲近的是麻雀，因而它对于控制虫害有巨大的作用。将它们消灭殆尽，害虫自然会猖獗起来。
毛泽东也听到了这类解释，但他不肯承认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与中央委员们谈论《纲要修正草案》时，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由于毛泽东不肯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承认自己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错误，庐山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的跃进。对于这种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行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脑研究专家张香桐和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不顾自身和全家的安危，对上海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1959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还俏皮地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上述意见被反映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后者专门派人去访问了张香桐、冯德培和朱洗，请他们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朱洗在1957年、1958年差点被打成右派，稍后，他的爱提意见的挚友罗宗洛又被作为白旗在整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系统遭到大批判。他心有余悸，首先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政策问题，我是不敢谈的，既然你们来问我，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然后，他对郑作新的实验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2/10，谷物占8/10，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
他认为，为了减少部分农业区域的雀害，也可以打一些麻雀，但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期、适当的地区。如在秋季打一批，不是打光，也不须打光。不能全城动员，也不能用毒饵，以免影响其他鸟类。他还继续引述古今中外的各种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特别强调，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只有白头翁、喜鹊和麻雀等少数几种，而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我们打麻雀，不但消灭了灭虫最力的鸟类，还打草惊蛇，把其他鸟都给打跑了。
张香桐说：麻雀在果园和森林地带是益多害少的。就是对农作物来说，益害比例也还需进一步研究。一般来说，鸟类是不吃不成熟的谷物的。而鸟类孵化小鸟多在春天四、五月间，这个时期老麻雀是捕捉虫类喂小鸟的。因此，鸟类吃谷物的时间是很短的。世界各国的动物学家都认为麻雀是益多害少，一年只有秋天收获的三个星期吃粮食，其余的四十九个星期都是吃虫的。一只鸟捕捉害虫比我们用一个人或一百个人捉害虫效果还要大，用生物方法除虫害，即用鸟类除虫害是非常好的方法。
冯德培也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改补充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但上海市在执行中未按规定去做，为什么？不大理解。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大公平。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他还说：我听说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报在转载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四害部分时，改为三害，因为怕英国人民不理解我们消灭麻雀的原因。
获悉这些意见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派人征询了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为自己辩护，称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因为消灭了麻雀。食物的是否丰富，气候、生理等条件是否适宜，都可以使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减。如1959年北方雨水多，气候湿润，天不太热等，都会促进虫子大量繁殖。但他也承认，城市行道树的虫害严重的确与消灭麻雀有关。他强调，在非农业区麻雀是益鸟，在农业区也不全是害鸟，可以不捕育雏期的麻雀。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简短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请他“转报主席”。在报告之后，他附送了《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分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前述他们从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处征求来的意见。
大概是由于意见足够委婉，且在消灭麻雀运动中不牵涉任何政治斗争，毛泽东听了进去。11月29日，他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将其作为中共中央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的第十八号文件散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57年10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仅仅作了一条改动——将关于除四害的第二十七条内容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虽然科学家并没有要求毛泽东认错，而毛泽东最终也采纳了科学家的意见。可不得不收回成命，对“一贯正确”的领袖而言，毕竟不是一件脸上生光的事。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己任的红卫兵、造反派，因此极为痛恨这些“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科学家，尤其是作为“幕后黑手”的朱洗。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50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留下了从决策、执行、反馈意见到修订政策的丰富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重大政策的良好机会。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有驱赶乃至消灭麻雀的心理，有的还将其变成了行动。这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在保护麻雀的法律出台之前，其他人可以不加干涉。可一旦将其变成全地区，乃至全国的行动，那就变成了一个关系多数人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
由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以上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提出，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公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在所有媒体皆为官方喉舌的时候，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超声波化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和办事模式。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美国在1958年即成立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军工部门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从科学角度对重大的公共决策进行审核和把关。1962年时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会议上也作过类似建议：应为部级、副总理级的领导成立科学顾问团。2004年邹承鲁、饶毅、鲁白在《自然》杂志（Nature）发文章，也提出建议废除科技部，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其职能被定位为：“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但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