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湾和香港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公民运动。
一年后，台湾的金曲奖把“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独立乐队灭火器为“太阳花运动”所写的歌曲《岛屿天光》。这既是一个文化也是一个政治的历史时刻：金曲奖这个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奖项首次把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一个独立乐队，并且是一首诞生于社会抗争的歌曲。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台湾社会这几年来的剧烈变迁。
而在香港“雨伞运动”一年多后，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颁给了一部本地独立制片、一部非常政治的影片《十年》。这不仅是香港年度文化事件，也会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记忆。
然而，后“太阳花”的台湾，气氛是昂扬的，年轻人觉得被empowered：他们让柯文哲当选市长，让国民党倒台和小英上台，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改变些什么。
但香港却是相反：后“雨伞”的气氛是低迷的、是挫败的，只有主张自决甚至独立的本土思潮，并且，勇武抗争越来越受到年轻人支持，而越来越少人相信透过体制可以改变香港。
《十年》这部影片的成本约五十万港元，由五部短片分别想象十年后的香港：政府为了推动国安法而暗杀议员以制造混乱；普通话和简体字成为香港主流，不懂普通话的的士司机无法去中环载客；本地农业受到挤压、书籍被查禁，而香港少年如红卫兵般去和还有本土意识的上一代斗争；一对恋人以制作标本的方式保卫城市“被消失”的事物，但却充满无力感；最激烈的一部片在“二十三条”已立法的香港，有人为了“港独”而自焚。
上片初期只有个别影院播放，但口碑越来越好，一个月后《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十年》“宣扬绝望”，“带给香港社会的害处很可能大过好处”，且说该片票房只有300多万，显示电影影响的只是香港小众。
小众很快成为大众，两个月后，《十年》票房累积至600万港元，连续3周跻身香港十大卖座电影，并继续由公民团体组织在香港各大小区放映，反应热烈。
然后，这部影片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不少人质疑这部影片艺术性不够，以及颁奖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当然，一部电影的艺术性是见仁见智的，此前许多商业片拿奖也都是可被争议；而最佳影片到底是什么判准，每个人心中的尺也都不同──一种看法便是，可以反映某个时代人心的渴望与焦虑到了成为现象的地步，乃是年度影片的重要精神。
无论如何，当《十年》不只是属于一种反抗的姿态，而被香港最主流的电影奖项所接受，确实代表香港人心之剧烈转变。
看看从去年十二月《十年》上映至今为止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事：铜锣湾书店老板被消失、警察和民众严重流血冲突的旺角骚动、“以本土主义为纲，勇武抗争为实，坚守港中区隔”的参选人在新界东补选中15%得票率，“学民思潮”宣布停止。
这是一个极为焦虑与惶惶然的香港，而绝望的年轻人只能越来越激进化，或者用另一种文化方式去表达他们的困顿与不满。
如去年香港政治讽刺网络节目“毛记电视”颁奖典礼，就造成热潮，人们在城市不同角落聚集起来一起看；《十年》也在四月一日于30个以上小区同步举行放映会和映后导演的在线对谈。可以说，这些香港青年世代的集体是对这些具有浓厚本土情怀的文化想象的肯认，是对当下的拒绝，更是对另一种未来的渴望。
《十年》对未来的想象是悲观的。此前另一部获得近百万观赏次数的独立短片《香港将於33年后毁灭》，讲的是一个陨石将在33年后击中香港，于是财团很快就逃走了，股市也垮了，大陆自由行观光客不来了──但香港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展现另一种生机。
那是对未来的乐观想象，但却是因为可能的巨大冲击才造成这种转变。如果没有那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冲击，香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这是当下的香港最迫切的命题，但香港主流电影工业却无能反思这些问题，偶尔电影中的政治暗喻就能让大家兴奋得不得了。这或许是因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主流大部分是合拍片，而中港合作的影片怎可能去讨论最敏感的中港矛盾呢？这是香港文化的最大吊诡。
《十年》或许有不少瑕疵，或许许多人不同意其观点，但这部影片代表的是香港这一代青年在主流电影界回避思考自身的命运时，愿意去质问他们的未来，并提醒人们，这个岛屿将走向人们不想见到的未来──如果这个城市的人不尝试夺回他们的未来十年。
“现在还来得及”──这是电影最终的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