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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IJ （国际调查记者协会）最近搞的大新闻里，让人惊叹的除了新闻内容本身，更是全球106家媒体的370位记者共同工作一年，竟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这个大陆读者都不太熟悉的NGO，其实正是以数据分析，全球联合报道闻名。
2015年2月，ICIJ联合五十调查记者，报道世界银行的资助项目如何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数千原住民背井离乡。
让我们以此为例，走进ICIJ，来看看这个世上最大最难搞的调查机构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作者： Michael Hudson • June 24, 2015
翻译：魏源
在中美洲一个被暴力洗劫的地区，记者Sasha Chavkin被一位洪都拉斯军队中的官员告知，他已经知道Chavkin接下来会去哪儿、会采访哪些人。而当Chavkin反问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时，这位上校仅仅回答道：”我是一名军人”。
在肯尼亚西部的高地地区，两位来自内罗毕的记者Anthony Langat和Jacob Kushner正在就护林员烧毁当地人房子、将她／他们赶出自己的居所等相关事件展开采访，而此时她／他们刚好撞到了一批持枪的肯尼亚森林管理局官员。这些官员盘问了两位记者将近一个小时，并且拒绝回答她／他们是否处于被逮捕的状态。
Justin Kipkorir在展示他被毁的家庭，和一些物件。他说肯尼亚的护林员在几个礼拜前烧毁了他的家庭。（照片来自Tony Karumba / GroundTruth）
在卡奇湾边，坐落着印度最大的煤炭发电厂；当经理在保安的护卫下遇到自由记者Barry Yeoman时，他问道：你是谁？你在电厂旁边的捕鱼点做什么？而当Yeoman试图避开这些问题时，保安说，她／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你不是和ICIJ一块的吗？”
这些遭遇对于那些踩着泥靴来到事发现场的记者来说，并不少见。但这些记者不同的是，她／他们是在同一个主题下一同展开调查工作的，而这一项目下的50个记者都是ICIJ的成员–也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协会（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她／他们的调查主题是：世界银行所资助的发电厂、大坝和其它一些大型项目是如何伤害到当地的人民和环境的。
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报道团队发现，世界银行资助建立的项目已经使得大约340万人离开了她／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她／他们往往是所在国家中所贫困的那些人，但却被迫背井离乡、抛弃土地和财产，眼睁睁地看着赖以谋生的手段被毁。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银行未能成功遵循它自己设置的规则，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民众的利益。
为了展现世界银行投资所造成的影响，来自ICIJ、《赫芬顿邮报》以及20多位ICIJ的其它媒体伙伴，在14个国家展开了报道。她／他们来到巴尔干半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到当地偏远的乡村、和城市里的贫民窟，甚至是内战和流血冲突的地区，展开调查、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而在这些地区，记者经常被留意、盘问、甚至遭到暴力对待和拘捕。
Ben Hallman认为：”在这些地区，政府投资了大量争议性的项目，正是这些项目吸引了很多记者，而这一相似处使得跨地区的合作成为可能。” Hallman是《赫芬顿邮报》的编辑和记者，他也进入过秘鲁的山区展开调查。”这些地区法治水平普遍较低，并且当地的制度使得人们很难讲出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寒蝉效应的存在”
［译注］：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为法律用语，是指当下对言论自由的”阻吓作用”–即使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寒蝉效应现在经常以法律或不明确行动施加不必要的负担，来禁止合法的讲话。中文按照”噤若寒蝉”的意涵将chilling effect译为”寒蝉效应”。（来自不存在的维基百科中文版）
ICIJ是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我们在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有11个全职工作人员，并在65个国家有190个记者会员，我们一起合作、进行国际新闻报道。
在ICIJ，我们团队运作的准则是：有很多事件太大、太复杂、涉及到世界上太多不同的地区，以至于我们无法单打独斗揭露丑闻–即使是作为一个新闻机构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参与到ICIJ中后，记者及其所在的机构必须要同意和其它机构分享信息，并且要延后自己披露消息的事件，来让大家都有时间进行发行和报道。
而这一共识常常和新闻记者日久难改的本能相违背。
但是在当下，许多新闻编辑室都发现深度报道的来源越来越少，她／他们开始看到将报道来源集中在一起、共同发布大新闻所带来的好处。
ICIJ对泄漏出来的离岸金融交易信息进行的调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和官方调查，这其中包括45个国家的140名记者一同展开的”瑞士泄密（SwissLeaks）”。ICIJ的母机构公职人员廉政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和美国50个州的记者一同合作，制作了一个国家廉洁指数（State Integrity Index），通过”腐败危机指标（corruption risk indicators）”对不同国家的表现打分。
西班牙语电视台德莱门多（Telemundo）、美国天气频道（The Weather Channel）和调查基金（The Investigative Fund）共同合作，对数以百计的移民在进入美国的过程中，于德州布鲁克斯县死亡的事件进行了调查报道，这一合作调查使得它们赢得了今年的乔治·波尔卡新闻奖以及调查记者和编辑奖。
合作调查报道虽然取得了这么多成就，然而，它并不是一件易事。为了展开合作调查，我们需要计划、沟通，并理解不同的伙伴的不同需求、资源和做事风格。
而我们也需要认同彼此为盟友、而非竞争对手，来让有着很大差异的不同机构能够联合起来。
你所做的调查未必会最后进入到你所写的故事中，但可能会帮助到其它伙伴，而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只有当我们为同伴做事时，我们才能得到她／他们的互惠。你给出的越多，你可能得到的就越多。
组建队伍
我们对世界银行展开的调查开始于2014年春。当时，ICIJ的员工Chavkin开始在社区里听到民众的抱怨声，她／他们认为世界银行所支持的项目对她／他们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它未能真正保护她／他们免受这些伤害。
世界银行原本想要结束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极度贫穷，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对于当地人来说，大坝等会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项目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很多大项目可能让当地人变得更穷，于是人们只能举家搬迁，并可能面临饥饿和疾病。即使人们不会离开她／他们的家乡，这些项目也可能摧毁她／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比如说，大坝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量，使得捕鱼为生的社群难以为继。
Chavkin花了一个月来进行”细嗅式调查（investigative sniff）”，他研究人们发表的那些抱怨言论，并对专家进行访谈。他发现了很多值得挖掘的线索，正是这些使得ICIJ的编辑决定展开全面的调查。
下一步，组建一个队伍。
为了共同发起一个包含多新闻源的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挑选合适的伙伴，这些伙伴既可能是新闻机构、也可能是记者本人。正如ICIJ的副主管Marina Walker Guevara所说：”我们要避开那些自视甚高、难以伺候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够难了。”
有些媒体对于合作的定义相当狭隘：”把你的信息给我们，我们就会写出报道，并给你们一些回报。”我们没兴趣和这些人合作，我们所寻找的人，可以在报道过程红互换信息，可以协调关键的采访和信息搜查工作，可以共享照片、图表甚至是在报道上署名的权利。
甚至当伙伴们有这样的合作意识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正如电视广播和纸媒之间通过合作，可以消除两者之间在关注点和关注方式上的差异；不同的新闻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也必须很努力地去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新闻报道风格传统、以及媒体法律制度上的差异。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去管理跨媒体、或跨国的新闻合作时，必须明白你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事情。你必须尊重伙伴们的独立性，每个新闻机构都必然会选择写那些更适合它们读者／观众需求的报道。
对于世界银行的这次调查，我们首先在常合作的伙伴中找寻队友。我们首先找到了瑞士的报纸《星期天报（Sonntags Zeitung）》和《周日晨报（Le Matin Dimanche）》，尼日利亚的《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和比利时的新闻杂志MO*。我们也联系了《赫芬顿邮报》，它同意全程参与，和ICIJ一起进行报道、撰写新闻、并在一个小网站上把报道和视频、图片、互动式图表一起发布出来。
两家美国的新闻非营利组织–调查基金和在地真相计划（The Ground Truth Project）–也热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为记者出差和报道提供资金支持，并提供了编辑方面的帮助。其它的一些机构，如融合（Fusion）、西班牙的《国家报（El Pais）》和巴西的非营利性调查报道中心Agência Pública，也在调查展开过程中参与了进来。
发挥优势
为了让大家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充分交流，我们使用了Oxwall这一开源的社交软件，它可以让我们分享文件，并在订阅新闻下面展开Facebook模式的跟帖交流。我们也使用Skype召开会议，促进有着共同兴趣的不同伙伴之间的交流，如三家德国的新闻源–广播WDR和NDR，以及日报《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它们都是此次合作中的重要机构。
同时，在报道联盟进行的早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了解到不同队友的兴趣和优势所在。
正如加州湾区KNTV的调查记者Stephen Stock所写的那样，成功的合作项目需要发挥每个伙伴的优势：”一个小组也许很擅长数据收集和分析……另一个小组也许强于调查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文件，并从中找到重要信息，另外的伙伴也许有资源，能够将这些信息勾连在一起，写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比如说，巴西机构Agência Pública的记者们曾报道过2014年世界杯前的大规模建设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对这一议题有这丰富的经验。ICIJ的Chavkin会说西班牙语，并且对于如何在拉丁美洲难以进入的区域展开报道有很多经验，他去洪都拉斯对当地围绕土地展开的流血冲突进行报道，而这一冲突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企业贷款单位所支持一家棕榈油生产商有关。
ICIJ和《赫芬顿邮报》的记者专注于挖掘世界银行的文件，来估计其赞助的项目可能影响到的人口数量。这两家机构的记者还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找到一些世界银行的（前）员工，有些人愿意透露这些大的项目如何给世界银行一些压力，使得它并没有很好的实行自己的”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
在地调查
虽然有了这些数据和内部人士的采访，我们知道，为了推动调查，还必须要让一些调查员来到这些受世界银行投资影响的地区，在当地进行报道。
这并不容易。旅行本身就很贵，而且记者们也需要去解决语言和地理差异带来的各种困难和阻碍。
在乌干达，电台记者Jeanne Baron需要一个会说当地四种方言的翻译员，还需要一名可以在崎岖路面开车的汽车司机，这样他才能抵达那些被赶离自己农田的家庭，她／他们声称世界银行的私人武装因为当地的一个农业项目而做出此种行径。Agência Pública的Ciro Barros穿越3000公里，去采访那些因为世界银行在巴西东北部干旱地区所支持建立的大坝而被迫离开家乡的人们，她／他们在当地名为”pau-de-araras”的平板卡车上歇脚，这些挤满人的卡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当地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还要确认来到当地的记者们制定了充分的计划，来保护自己和采访对象免受可能来自政府和公司的迫害。我们确定可以联系到她／他们在当地的电话和email，以确保可以联系到每个人，来看是否有事情不对劲；有时候我们还会要求记者每天都要进行汇报，确保她／他们没有被当地警察所骚扰或拘留。
《赫芬顿邮报》的Hallman在秘鲁的一处金矿进行报道，世界银行的私人武装守卫着这个矿；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用自己的iPhone拍下自己写有调查信息的笔记本，然后给自己发邮件，防止当地政府会没收他的笔记本。在他到访秘鲁几个礼拜前，当地警方对一位外国记者进行了14个小时的拘留，因为这位记者试图去采访当地一位为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同金矿展开斗争的农民。
在印度，当Barry Yeoman因为调查世界银行支持的煤炭发电厂而遭到其经理的盘问时，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警察可能会去到他的旅馆，问他一些问题。Yeoman停止报道，休息了两天，远离当地人遭到发电厂暴力对待的那个捕鱼点。之后他又回到那里，完成了自己的报道，而没有警察的干扰。
世界银行对问题的承认
在调查中，报道团队花了好几个月来参访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试图和她／他们讨论一些调查发现。在二月下半旬，ICIJ和《赫芬顿邮报》给世界银行的官员发了一封邮件，包含一系列详细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些和新闻报道有关的回应和信息。
在我们发给官员的问题中，提到世界银行在执行它保护当地民众政策上出现的“制度性差距（systemic gaps）”。我们也提出我们得到了一份2014年的秘密审计，其中提出了一系列这些政策执行的问题。
五天后，世界银行通过公开的渠道，以我们未曾料到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3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承认了世界银行的保护措施出现了一些”大问题”。”我们严格地重新审视了我们的人口重新安排政策，也审视了其他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他说。
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些失败和问题。
世界银行不承认报道团队的行动促成了它对问题的承认和改革方案的提出。但是它开展行动的时间线说明了一切，同时，关注世界银行举动的NGO也认为我们的调查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ICIJ、《赫芬顿邮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伙伴在4月16日发布了首批新闻报道，并在之后继续做了一系列发布和播报。最新的报道在7月19日发布，主要是关于世界银行在科索沃煤田的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迁移项目。
科索沃中部，15岁的Armend Grajcevci在他的村子Hade的边缘。附近的煤矿开采威胁到了村子的存在。”我真的很爱这个村子”他说，”但是我们的生活有太多不确定，我们离煤矿太近了。”（照片来自Visar Kryeziu/ICIJ）
超过100个新闻源公布、播报了这些新闻故事，包括NPR、BBC，以及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菲律宾、智利和荷兰的一系列出版物。
有一些新闻机构的管理者不确定是否进行此类合作，因为她／他们有时会怀疑这些伙伴是否会吸走她／他们原本的读者／观众。ICIJ在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调查中的经验显示事实刚好是相反的。
这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一个新闻机构和其他伙伴一起公布新闻，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因为这种类型的公布会让人们感受到事件很重要，更值得关注。
《赫芬顿邮报》的Hallman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当下，人们有很多的内容可以阅读，而关于国外事件的深度新闻正艰难得吸引读者。
“国际新闻很难得到注意，除非它涉及到ISIS或者其他当下的危机事件”他说，”我们在努力让读者注意到，这些关于地球上另外一些遥远角落中穷人们所处困境的调查报告。你可以采用一些引人注目的叙事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出尽量多地区的故事。ICIJ、《赫芬顿邮报》和其他的伙伴会在2015年继续发布关于世界银行的新闻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