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中心,出现问题的不仅是学生的身体,人们的心理也有了隐疾。昔日生活与美好愿景,如自带柔光的肥皂泡,轻轻一戳,破了。

4月19日,辽河路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正在上体育课,这里教学正常进行。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4月19日,辽河路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正在上体育课,这里教学正常进行。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婷编辑| 苏晓明

4月25日,张漾琴从医生手里接过体检报告。一瞬间有些眩晕,手抖得握不住那张薄纸。

女儿刘青青最近背上起了红疹子,密密麻麻一大块,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给出的结果:甲状腺结节。她想复查病因,医生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飘过来:“不用查了,这里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

张漾琴40岁,在市中心一家大公司上班。这位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家长设想过人生会遇到很多糟糕的事,却从没想过,在最好的初中、最新的校园里,孩子身体出现了问题。

常州市政府4月25日深夜发布通报,给出了一份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在收集到的909份常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常外”)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247人;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

不过家长们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数据。常外每个班都有一个家长代表,由他们收集了学生的体检报告,在683份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315人;淋巴肿大或结节272人。

张漾琴“想查的东西”,也是上千名常外家长想知道的答案:他们不知道孩子们的淋巴、甲状腺到底为什么出问题,不知道这些症状和那块“毒地”到底有多大联系。

从部分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到家长们发现学校北面有一块正在开挖的“毒地”,要求搬迁,再到央视曝光成为全国事件,他们已经维权5个多月。

漩涡中心,出现问题的不仅是学生的身体,人们的心理也有了隐疾。昔日生活与美好愿景,如自带柔光的肥皂泡,轻轻一戳,破了。

我们最幸福

江苏,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常州,位于江苏最发达的“苏锡常”地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外国语中学,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初中,汇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多来自中产家庭。

这是一片新城。拥有笔直宽阔的马路、密集分布的广场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常州外国语学校不远处,月星环球港竖起了一座摩天轮。

据官方数据,2015年,常州市全年生产总值5273.2亿元,是青海省的两倍。人均GDP达到11.2万元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富裕国家水平。

同年,常州市还获得国家住建部评选的中国人居环境奖综合奖,全国只有三所城市获奖,分别是江苏常州市、宿迁市和河南济源市。

45岁的杨群在徐州拥有至少三处房产、三台车。他来自江阴市,扎根常州几十年,与名校毕业的妻子成婚,辗转三四个行业,目前是常州通讯供应商的合作伙伴。从未想过离开。

杨群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儿子。14岁的杨力一直保持年级前20名的成绩,12岁时,父母外出度假,他一个人掌管家里的生意,半个月未出一点差错。

去年,杨力考入常州外国语中学。常外每年招生分批次,优中选优,杨力第一批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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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常州新堂北路18号,原常州外国语学校所在地,此处已被拆除进行重新规划建设。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周菲菲也是第一批被录取,并进入教改班。一个年级有两个教改班,进入教改班,就等于直接保送常州市最好的高中。

周菲菲说,常外就是她的信仰。不仅是因为高升学率——在2015年中考中,常外学生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

她更看重的,是常外推崇的西方式教育,“男生担当挺拔,女生独立优雅”。

周菲菲的父亲周常光对常外的教育特别满意,女儿在常外不只是学习课本知识,她还在课堂里读诗、讨论文学,甚至钻研如何在一分钟内拼好三阶魔方。“现在的初中生,去问他们快不快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但常外给了我女儿一个快乐的青春期。”他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杨群和周常光,都出生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车、有房,有不被打扰的自由,孩子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和常外的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样,是常州典型的中产。

但距离常外正北50米的一块26.2公顷的闲置土地,打破了他们的体面生活。

“身价加了无数的0,没想到前面的1出了问题”

4月18日凌晨2点,杨群睡不着,开着车在常州高架上徘徊,扭头看向黑黢黢的窗外,回忆起这5个月的煎熬,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12月上旬,常州盛行风向为北风,异味充满了常外刚刚建好的教学楼——去年9月,常外从常州市中心迁到了郊外的新校区。

有人说像臭香蕉,是水果长期放置之后的酸腐味;也有人说像是杀虫剂靠近鼻子猛喷的味道,苦涩、灼人。

在化工行业发达的常州,异味其实正常。但出现在学校周围,家长们不得不紧张。

一个常外学生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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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飘出的第一天,就有警惕的家长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

紧接着12月底,部分孩子身上出现了红疹、痘痘,到医院一查,家长们组织起来,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拿回来的数据一比对,发现症状主要集中在淋巴和甲状腺。

周常光想起刚拿到病例时的心情,他至今额头冒汗。“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他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家长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网上查出,这块地原是三所化工厂的旧址,目前在进行土地修复。规模最大的常隆化工,在此办厂52年。

“52年,什么概念?!”张郡姝很紧张,她是常州市某化工行业研究院的研究员。

杨群也紧张起来,十几年前,他是常州水泥厂的职员,与常隆化工有过业务往来。他突然想起,当时自己曾亲眼看到常隆化工购买水泥,在地下修建空间,用来埋制作农药剩下的高浓度废液。

杨群是一名成功的生意人,他十分注重儿子的教育,为了照顾儿子,十年前他就把生意交给下面的人打理,可儿子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自己奋斗半生,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前面的1出了问题。”他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转折点”

1月15日,对于杨群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

此前,他们去常州市政府交涉,政府承诺,会在15日这天在学校举办听证会。到时,政府提出“毒地”修复方案,如果家长认可,就做;不认可,学校搬迁过渡。

这天,最低气温已经达到零下。家长代表在校内,上千名普通家长在校外,从下午三点等到凌晨四点。

他们发现,会议并没有讨论环节,直接公布了修复方案。家长们搬迁的愿望落空。

4月19日,辽河路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由于之前化工厂坐落在此几十年,学校家乡认为此处污染对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近日,此处开始进行树木的种植,工作人员称,这里将建成一运动公园。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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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从那天起,魏枫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维权“热血派”。

魏枫的人生一路顺遂,她对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不甚关心。

她发言谨慎而有节制。有时看到拆迁的新闻,她还会觉得,“政府可能有问题,但拆迁户也不一定就是干净的。”

但从“毒地”事件发生起,她开始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任何一次联名信、集会、听证会,她从没缺席过。

魏枫这样的家长还有很多。以至于1月底的寒假,学校不敢再让大量家长在学校聚集,害怕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学生们的寒假作业,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向披靡”,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因此,在这件事上他们相信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可以解决。

魏枫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她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政府不会不管吧?”

“萤火虫”

44岁的杨军是家长中的低调派,他身份敏感,既是常外学生家长,同时又是环保系统的官员。

身份的矛盾与割裂之下,他仍然不忌惮对记者表达自己的情感。

4月24日,他喝着茶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复盘事件全程,说到气愤时,把茶杯重重放在茶几上。

在他看来,家长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因为不透明、不作为的失当行为,让一件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得棘手而尴尬。

商人重信。去开会,杨群总是拍一只录音笔放到桌子上,并说一句:“开始录了,你别又说了话不承认。”

张郡姝认识常州市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朋友,在最绝望的时刻,她曾经给这位朋友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转机。

电话里,这位朋友对她说:“你这样子一直纠结,一直焦虑,就是心理有问题了。”

张郡姝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最初沟通时,他们克制、平静,他们关心的,只是孩子能否搬迁。但一次次沟通未果,信任逐渐破裂的情况下,才把这些文件曝光给媒体。

4月17日,央视报道播出后,环保部调查组进驻,低迷的家长们又燃起了希望。

4月18号深夜,杨群召集了一些家长统计学生的病例情况,试图呈给调查组。

他们筹划成立一个名为“萤火虫”的工作室,负责推动“毒地”事件解决。杨群把发起辞打印出来,对着高声朗读,还让记者帮忙把关。

“我们要做萤火虫,就算弱小,也要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光亮。”窄小的房间里,回荡着他的声音。

但一天后,他却不再抛头露面。另一位家长每次联系记者都用不同的号码,给记者发微信消息会马上撤回。

转学与留守

家长们建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微信和QQ群,吸纳了上千位家长。最初,大家在这里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互通有无。在高峰期,群信息一天能超过一千条。

张郡姝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但那种融洽、高效、默契,其实只存在了很短暂的时间。

今年2月份,她已经让她的孩子转到学区内一所普通中学。

触动她转学的点很简单——今年2月20号,新学期开学前一天,班里35个家长带着孩子去聚餐,说是聚餐,其实是讨论组织大家不要让孩子去上学,在家自学,以此敦促政府解决问题。

饭桌上,此起彼伏的“明天绝对不去”、“咱们都不能去,要团结。”

实际上,第二天没去的孩子只有十几个。“那天喊得最凶的人都去了,我完全不能接受。”从那之后,一些家长伤了心,班里6个人转学,1个人出国。

所以张郡姝至今认为,搬迁不成,归根结底是家长“自私”、“不齐心”。

如今,只有魏枫的孩子还留在家里自学,其余人都去了学校。

3月18号,魏枫还曾组织过一次集会,那天下着雨,人稀稀拉拉去了十几个。

回到家,魏枫觉得心灰意冷,一度退出了家长们为抗争而专门建立的“信心”群。

他至今耿耿于怀的是,在“毒地”事件刚发生时,有位家长在群里号召用班费给孩子买桶装水,他唱了反调,说桶装水还不一定有学校的直饮水干净。一分钟后,这个“异见者”被踢出了群。

4月18日,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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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地”被发现后的几个月,大多数家长都为孩子准备了饭水,孩子不再吃学校的任何食物。

政府通报发出后的4天里,新北区基础教育处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都来自咨询转学事项的家长。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截至2016年4月26日上午, 常外七、八年级转学人数62人,还有6人休学、5人请长假、5人出国。

周菲菲已经和父亲商量好转学的事情。

新学校离她家走路不过四五分钟,是一所“我去了肯定能拿前几名”的中学。

她最近会常常陷入回忆之中。她想起去年从头笑到尾的圣诞晚会、读诗读词的古风歌词课;想起总能说得到一块去的朋友;想起之前她罢课一段时间,回校时全班同学对她报以欢迎的掌声。

很多家长一直在转学与留守之间摇摆。“如果她转到一个很糟糕的学校,我没法负担她后来的人生;如果不转,我怎么面对她现在的人生?”一位家长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家长们坚持不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我们关起门来说。”

现如今,每个教室都空那么几张凳子,常州外国语学校依然在照常上课。在学校北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循环显示着学校的育人目标:未来世界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

4月25日深夜,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公布了调查组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

(文中所有家长及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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