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沈阳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等候工作机会。失业的工人用挂在电瓶车上的牌子宣传自己的技能。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沈阳——天刚刚破晓，张宇增（音）匆匆喝下一碗热粥，把儿子送到学校，而后就来到南运河附近的一个街角。在那里的杨树下，他开始在工具箱里翻找些什么。
钳子，有了。榔头，有了。香烟，有了。
张宇增在他的电瓶车上挂了一块牌子——“电工、木工、水暖工”——耳机里播放着舞曲大串烧。他开始等待。
“没有办法，”他说。“如果你不来这儿，你一分钱都挣不到。”
在中国东北部最大的城市之一沈阳，42岁的张宇增过去两年来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到鲁园劳务市场，展示他的工作技能，寻找工作机会。就在不久前，他的前景还是不错的：刷墙或修马桶的工钱，一天下来曾经达到50美元甚至更多。
然而随着经济放缓，东北的一些地区陷入衰退，沈阳的临时工机会日渐稀少。餐馆在裁人，建筑公司发不出工钱。所剩的那几个职位，日薪也降到了30美元以下。
鲁园市场的每一天是在些许希冀中开始的，数以百计的工人天还没亮就聚集在南运河边，抽烟磕瓜子，讲笑话。
这里面有厨师，曾经以制作丰盛的自助餐著称，如今要饿着肚子度过长夜；有白天给人整理衣橱，晚上睡在1.5美元一晚的肮脏房间里的保姆。工人们举着牌子，摆出他们的工具，一见到有车停下来就涌上去。
到了午后时分，环卫工人把地上的塑料包装纸清扫干净，建筑工地的面包车也都走了，工人们陆续开始回家。有的在街上游荡着，显得绝望而沮丧。
沈阳，失业男子聚集在一辆小货车周围，希望自己被雇佣。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拥有逾800万人口的沈阳曾经是个快速增长的城市，直到2012年经济增速还达到10%。但是在房地产过量供应和制造业滑坡的冲击下，经济开始放缓；去年增速为3.5%。
张宇增在18岁那年从乡下来到了沈阳。靠着装修布线的手艺，他已经习惯了几乎每天都有活干的生活。
如今他有时会连续一周以上没有工作。他担心作服务员的妻子会离开他。他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一个20岁的女儿，他们大约3000美元的积蓄正日渐减少。
“我挺难过的，”他说。“我是个男人，今年四十几了，却给不到家里人幸福。”
张宇增说话的时候，一个名叫王宝成的乞丐出现了。他每天都会背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在鲁园市场里蹒跚走过，袋里除了衣服，还有一只他认为会给他好运的猴子雕像。
今天早上，他的前额有一块几乎已经是紫色的淤青。此前他试图说服一个隔热材料厂的经理给他一份工作。经理不太相信他，指责他有酗酒的习惯。
“如果你不要我的话，我就钻到车轱辘里去，”王宝成威胁道。
那人递给他一张50元人民币面额的钞票，约合8美元，王宝成接过钱，步履蹒跚地走开了。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58岁的寡妇赵艳（音）难以获得乘小汽车从旁边经过的那些潜在雇主的注意。她想找一份刷油漆的工作，但她说上岁数的劳动者——其中很多都不识字——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她头戴一顶带有超人盾牌图案的蓝帽子，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和打仗似的，”她说。“老板都挑得很，他们都喜欢找年轻的，不喜欢找我们这样年纪的。”
赵艳说她手头经常连买食物的钱都凑不够，只好吃售价为几毛钱的小吃。“别人能吃上干饭，而我只能喝粥。”
在一个凉亭附近的人行道上，一群建筑工人正在剥茶叶蛋的壳。他们开玩笑说，他们住的是“蓝天旅馆”，意思是住在户外。
每天早上，数以百计的失业工人会聚集在南运河河畔，试图找到工作。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不过，一些人仍然相信经济终将反弹。
“不可能总这样吧，”58岁的电工黄伟（音）说。“这和股票一样，跌了就会升。不过也说不清楚要多久，我们老百姓很难估计，怎么着都是国家说了算。”
聚集在附近一个展厅里的数十名厨师，衬衣上别着能表明自身特长的卡片：烙饼，面条，饺子。他们衣着整洁，但又并非过于整洁，他们说这样一来老板就会知道他们有经验。他们还说，夸大厨艺的人常常被赶出厨房。
展厅外，一块公告板被用于推销政府部门天天念叨的热词——创业——并敦促居民自主创业。公告板上简明地列出了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无线电先驱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等来自不同领域的榜样的履历，还阐述了玩具制造商美泰(Mattel)是如何把芭比娃娃变成昂贵藏品的。
其中一句口号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
工人们不理会展板，而是聚在附近的面条摊旁边吸烟。
张宇增坐在一张凳子上，待在自己的角落里，靠听音乐和与朋友聊天打发时间。他擦亮了自己的工具，并将它们进行整理，用毛巾和塑料袋裹好。
当一辆黑色的宝马740Li在街道上停下来时，张宇增和几名电工冲向了乘客一侧的车窗。一名男子想找人帮忙装灯。经过几分钟的讨价还价后，那辆车疾驰而去。那名男子最多只愿出30美元，工人们则表示工作的地方太远，不划算。
在这样的日子里，沈阳可能看上去特别沉闷。河里水流缓慢。工作机会可能会引发争吵，有时甚至会演变成暴力冲突。人们说着通过跳河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不过通常，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张宇增说，他常常会因为劳务市场的变幻无常而感到恼火。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他，孩提时曾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但他家没有能让他参军的关系。他也没上过高中。
1991年去沈阳时，他有了新的抱负，成为了一名木匠，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当上老板。“我当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说。
现在，张宇增说，他除了每天早上回到鲁园劳务市场外别无选择，哪怕找到活儿干的希望渺茫。“我没有其他选择了，”他说。
一个朋友指向了那条河。“你可以跳河啊，”她说。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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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经雷、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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