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式的办事方法，已经无可避免地延伸到香港，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警惕的。
有团体到中联办请愿要求交代五港人被失踪事件。 摄：罗国辉/端传媒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先生昨天（2016年6月16日）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对该书店的打压过程。笔者认为，所有香港人都应该给他掌声，感谢他的英勇行为，因为他奋不顾身向香港人展示了中共的真面目。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向强权屈服的勇气。如果人人都是林荣基，中共这种“一党专政”的政权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在林先生所透露的内情中，最令笔者担忧的，是“文革”时期的一些恶习，看来又死灰复燃。
林先生说，整个案件是“中央专案组”在办的。笔者过去虽然判断这案件一定是中央层级经办（绝不可能是地方，最起码是国安部或者公安部），可是也没有想到竟然是更高级别的中央专案组。它说明主其事者必然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根据过去的经验，就是最高领导人本身下的命令。“中央专案组”究竟为何？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其来龙去脉。
第一，“中央专案组”的“非法”性质
“中央专案组”是一种“法外组织”（extra-legal），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常用的一个工具。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就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斗争异己。例如第一个专案组，就是在1955年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的胡风问题专案组。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5.16通知”，启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即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专案组。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秘密的。据内地研究文革的学者司马清扬说：“在它（中央专案组）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
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定案”（见司马清扬著《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换言之，“中央专案组”是毛泽东专门为打倒其政敌而设的现代“东厂”。
第二，唯其非法，所以“中央专案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后，为了清理毛泽东的遗毒，邓小平对“中央专案组”做了清洗整肃。当年“中央专案组”的一些罪行亦先后曝光。根据邓小平时代的中共组织部长宋任穷在《宋任穷揭“专案组”后台残害忠良内幕》一文（载《人物周报》2015年6月12日）中的透露，“中央专案组”残害开国元勋的手段惨不忍睹，计有以下各种：
（一）突击审讯，搞车轮战。 （二）指供诱供，逼取假证。 （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五）无中生有，造谣中伤。 （六）捉刀代笔，强迫签字。 （七）断章取义，拼凑“罪行”。
“中央专案组”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据历史学家黄金生引述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介绍，在“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
在审查中，专案组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见《令人谈虎色变的“文革”专案组》，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09-22）。有见及此，中共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然而，“必须永远废止”的东西，30年后却又死灰复燃。这正正是人们担心“亚文革”在大陆出现的原因，所以值得大家严重关注。
第三，“中央专案组”所办的案件，都是同政治权力斗争有关的。
过去的“中央专案组”固然是毛泽东为了打击政治对手而设，今天办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中央专案组”也同样是为了政治斗争。
根据林荣基所透露的情况，专案组关切的问题有二：资料来源和书籍去向。我们知道，近年香港禁书市场基本上分成两大派，支持习近平的和反对习近平的。前者有“夏菲尔出版社”和与法轮功系统的出版物，后者就如铜锣湾书店及其出版社。
“中央专案组”很可能是想通过了解铜锣湾书店的书稿来源和书籍去向，以确定这个反习近平的势力网络然后予以打击。须知道，在今天习近平权倾一时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敢公开叫他下台，说明反习势力不容低估。为了确定反习势力在党内有多深，则通过铜锣湾书店的运作，也许可以略窥一二。从这点看，今天经办铜锣湾书店的“中央专案组”与文革时的“中央专案组”，其性质、任务、手段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大陆式的办事方法，已经无可避免地延伸到香港，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警惕的。
（程翔，资深传媒人、《文汇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新加坡《海峡时报》前中国首席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