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英期间,曾利用工作之便,在小城桑德兰做过一个调查。请英国人报出他知道的五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只选择成年的,老中青皆有。结果是:受访的廿人中只有一位报全。他跟我打趣道:再贡献五个要不要?这孙子,说这话用的是中文,而且是《武林外传》里佟掌柜的腔调。原来,他在西安的某县援过四年教。三人知道毛——几乎都不知“泽东”,中国名字对他们来说too difficult。四人说出邓小平,这不奇怪,因为香港,因为“八平方”。无人知晓现任的姓名。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人依次是:李小龙(Bruce Lee)、成龙(Jackie Chan)、李连杰(Jet Li)、邓小平。
一时性起的街头调查,出自一个困惑:我们常常在国内听到“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云云之类的大帽子。被扣上的不幸者基本上就是卖国贼了——虽然此人的能量可能连卖身都难有买家,更遑论卖国了。卖国有资格者,十三亿米里几条硕虫而已。我想知道的是:到底称霸的神州的几个Big Men在他国人心中算哪根葱?无关乎宏大叙事,满足好奇心而已。
西方人对他们以外的世界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电影。除非出现像曼德拉、甘地那样的。差点忘了,我的调查中没有达赖喇嘛是因为英国人大多没有“达赖喇嘛是中国人”的概念。把这点道出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想找死。我问过那个英国“佟掌柜”为什么没人提到达赖喇嘛时他给的我上面的理由。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除了电影,真就是中国官员在西方的表现了。西方的媒体向来以“扒粪”为己任。没有见识过西方媒体是如何厉害的国人,我讲一个真实的事。2005年6月30日,托尼•布莱尔被请进Newsnight栏目,接受BBC最无情的主持人Jeremy Paxman的拷问。不错,一个媒体工作者对他的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拷问:Paxman的第一句是:“你有要向英国人道歉的吗?”布莱尔显然被他的上来就是一个下马威打的有些短路。但他毕竟是从民选中杀出来的领袖,他在瞬间就调整了思路。他以为Paxman指的是伊拉克战争,事实上他们的议题是有关非法移民。整个访谈有一个问题主持人反复问了布莱尔整整20遍,那就是:作为一个首相,请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滞留在英国?可怜的布莱尔被问的不停地擦汗、喝水。BBC的事后报道跟我的叙述习惯相反。在配发的布莱尔喝水的照片下,“Blair refused 20 times”(布莱尔拒绝了20次)。语境不同了。问20遍是责任,拒绝20遍是失职。几年下来,尽管我对西方的媒体有所了解,但这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我还是吃惊不已。我甚至非常担心主持人的命运,不管怎么说,布莱尔是首相。即便是一个稍有权势的,或是有钱的主,或是有点黑社会背景的,被这样简直是嚣张透顶的追问,也会宰了这小子的。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之所以有此类近乎自然的反应是因为我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文明”的像打小看过的电影里的台词:“黄君是来慰问你们的,黄君不杀人,不抢粮食,黄君是为了建立王道乐土…..”。我算是彻底理解了我们为什么“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中国网)”。英明啊。高,实在是高,比高家庄还高。
对他们本国是如此,对他国亦是。只要是有关国外的,无论你是头比他大的美国,还是蕞尔小国,只要是上了英国媒体,绝大多数是负面的。我们拿吃奶的劲——官方叫“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搞的动静越大,西方看到的豁档越多。不能适应西方的媒体,我们的“代表”——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代表的——中国的官员的形象往往就是,要么是粗鲁的未进化完全似的,要么是愚钝如木乃伊般的,或者干脆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我本来也有几个事例来佐证的。因为最近网上风大狼急,不想麻烦有关方面,作罢。
中国人想办大事、想在国际有影响力、想有话语权的欲望往往是建立在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大工程”、“大手笔”上的。我们把这赞美为“不差钱”、“大国风范”,而西方人则定性为“不诚实”、“与邪恶为盟”。遗憾的是,“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艾蒂安•巴拉兹1968)
一个无法取得国际间信任却拼命地想找到尊敬的不自信的国家,要么是四处游说讨笑脸,要么是气急败坏耍无赖。而代表国家的官员则往往承接着在家颐指气使、霸气十足的惯性,在处理国家事物,尤其外交事务上匪气有余而睿智严重不足。
我们的前Foreign Secretary在国际坊间就有“红卫兵外长”之雅号。现任的在加拿大的逻辑混乱的“发飙”更是遭来一片耻笑。有网友用外长的句型造句:“你懂希特勒吗?你去过第三帝国吗?如果第三帝国人权保护得不好,怎么可能取得如此那么大的发展?”“你懂ISIS吗?你去过伊斯兰国吗?如果伊斯兰国人权保护得不好,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发展?”······民间一片欢乐,一片悲哀。
我就奇了怪了,偌大的国,十三亿人,找十一人踢足球难能理解——人数太多。找一个嘴皮利落的,真的那么痛苦吗?前任的长相在国际间已经背叛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这点放下不提,他的雷情(雷人的表情)和雷语(雷人的言语)咱也不表。他把自己扮成诗人我就很是不爽。你占了要道,次要道,人行道,地道….连诗人那可怜的小而窄的潮湿的“阴道”你也不放过。你那几句充其量跟你师父马雅可夫斯基有一比的分行文字也配叫诗?一个是“诗人外交家”,而他的继任者不是连话都说不周全的“木偶”就是骂街的“怒汉”,这种不是胡言乱语,就是胡乱言语的对外肉喇叭,不禁让我怀念起你们的前辈袁木来,同样是国家的官员,同样是一脉的血缘,此公却老道的多。听一个有风度的人讲谎言至少眼球是愉悦的。小辈中刘建超和袁木有一拼。在BBC上海论坛上,他表现得很有“范儿”,与之同台的龙永图则刚好成了反衬。
愤青们很不愿意提的达赖喇嘛在这方面是绝对的高手。从某种意义上,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跟他的仪态大方、演讲水平高超有绝对的关系。而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有目共睹。你不服,搬石头砸天。
写这些很令人丧气。中国人在国际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政府官员的表现。美国某知名杂志派一名记者来中国“蹲点”。在北京住了两年之后,他得出结论:这个的实际情况比中国官员给外界造成的印象好得多。由此,旅美学者吴灃建议,中国官员不妨先上网跟国人练练,即使被人调侃,也是马克思讲的“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是前进中的学习。
千万别去背一些到访国的名人名篇,那是有风险的,比如如果你非要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你最好先读一遍。“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这样的话你可以读,但我不敢读,但我相信你没有读。当年《常识》一出,华盛顿读了,他承认这本书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杰弗逊读了,他不仅在《独立宣言》中引用过《常识》,还从这本小书中采择了“主权在民,人权之上”的精华思想。
也千万别在外国领导人面前“弘扬”中国国学,人家不懂,也似乎不想懂。1997年托尼·布莱尔到访香港和长者见面,长者对布莱尔表示,顺利交接香港政权可以消除两国关系中不愉快的因素,对工党来说没有了历史负担,“用中国成语叫做‘轻装上阵’”。经常被描绘成在英国位居第二的顶级权力人物,布莱尔的文胆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在他的回忆录《布莱尔时代》里这样说:“我们都故作会意地点点头,尽管并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
真的没什么意思。古典的引用洋人不懂,却常常会被自己国人用你的“古典”打你的脸,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样的先斟酌一下也就是吃个包子的时间。
中国人的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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