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历代官府为何要打压讼师？

答：现代社会的律师，在传统王朝社会里被称为“讼师”。讼师者，即替那些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状纸为业的人。传统社会里，由于民众受教育的比例相当低，大多数民众连书信也不能自己书写，“代客书信”一直都是落魄书生的一门糊口手艺，因此，一旦面临讼事，就需要有人能帮助自己书写状纸，点拨应对。因此，讼师在历朝历代都成为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诉讼代理人”。

但是，在民间社会受到欢迎的“讼师”，在历代官府眼里，却名声不佳。历代官府多认为讼师“摆弄是非”，又“势利贪财”，利用他们手中的笔，轻则造谣生事，重则祸乱纲纪，因此贬之谓“刀笔吏”。不仅如此，历代官府从立法上就打压讼师，限制讼师的活动。

例如，在唐朝，《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讼师挑唆亲属相告（如子告父、父告子），或奴婢告主人，则按所告之罪减一等处罚。即使讼师为亲属之间的讼事提供帮助，也视为挑唆亲属相告。另外，其中还有两条罪名是专门针对讼师的，一为“为人作辞牒加状”，即帮人写状纸，夸大其词，“加增其状”，处罚是笞五十。另一为“教令人告事虚”，即挑唆当事人无中生有，诬告他人，犯了此罪，实行反坐原则，减一等处罚。如诬告他人一个应杖九十，那对讼师的处罚就是杖八十。

再例如，在明朝，《大明律集解附例·诉讼》规定，凡是教所诬告他人，以及在为人写状词时夸大或掩盖罪行，诬告他人的，与犯人同罪，也即是“诬告反坐”。清朝时，则干脆规定，讼师若是受雇诬告他人的，视同讼师本人诬告；拿了雇主钱财的，计算财务总额，按枉法罪从重处罚。

传统社会的权力集团之所以会打压讼师，其原因就在于讼师的活动挑战和威胁了权力集团的权威。由于传统社会的所谓“王法”相比于现代法律而言，往往规定模糊，语焉不详，因此对官府来说，如何适用法律，以及如何诠释法律，完全可以凭己之所好，这是一种权力。但是，讼师的活动，首先就挑战了官府对法律的适用解释权；同时，讼师对法律的不同的适用和诠释理解，又威胁了官府的权威，使民众可以轻易看到官府“错了”。因此，权力集团就需要以严峻的法条来严格限制讼师的活动。

用现代的法律常识来理解，讼师之所以代人写状纸，帮人出主意，原本就是因为许多时候讼事双方各据一词，真伪并不那么清晰易辨。但权力集团动辄以“诬告反坐”的紧箍咒，就使得讼师所代理或帮助的讼事一旦败诉，就面临“反坐”之刑，因此，讼师在帮助或代理讼事活动中，只有以官府的意见为指导，不敢须臾逾越。

从权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事讼师活动的人，主要集中在三类：仕途不畅的读书人；官府衙役和他们的子弟；依仗家势能影响官吏的豪民。这些人相比于百姓，无论是因为掌握了更多知识，还是拥有官府的关系，或者家势凌人，都相当于拥有了普通百姓所没有的“权力”，这是他们能够有底气和资源与权力集团所任命的基层官吏进行博弈。对掌握了由朝廷所赋予权力的基层官吏来说，他们手里的权力有多大，不仅取决于朝廷的赋予，更取决于百姓有多依赖和敬畏他们手里的权力。即使朝廷赋予其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所辖百姓根本不以为然，那他拥有的权力也就形同虚设。讼师因为相比于普通百姓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事实上也就削弱和制约了基层官吏权力的行使。特别是，讼师代理活动所依仗的仍然是朝廷的同一部“王法”，但只要讼师对“王法”的援引和诠释与基层官吏不同，其性质也就从根本上质疑和动摇了基层官吏的在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和能力。

特别地，讼师的活动不仅挑战和威胁了基层官吏的权威，而且也会在无形中削弱朝廷的威严。代理讼事不仅仰仗朝廷的“王法”，民间社会也同样有着朴素的基本道义立场。在一个缺乏神权权威的社会里，朝廷的权威本来就十分脆弱，“替天行道”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王朝政治的双刃剑，一个王朝的建立来源于叛乱；而建立的王朝又严加防范辖下百姓、官吏的叛乱。正是因为朝廷的权威缺乏神权的加持，因此讼师的活动对基层官吏的挑战同时也或多或少是在挑战朝廷本身的权威。所以，历朝历代朝廷和官吏阶层都有着限制和禁锢讼师的共识。但是，又由于朝廷也好，官府也好有必要维持亲民的形象，给民众遭遇不公提供必要的投诉渠道，以避免可能的揭竿而起，因此历朝历代都没有完全禁绝讼师，即使是对讼师最为苛刻的元朝，也只是规定几种罪行不得由讼师代理，只能当事人自行上堂争讼，例如，谋反（相当于现时代之煽动颠覆罪）、大逆不道（大体上可以比附现时代之寻衅滋事罪）、子孙不孝，等等。

由此，在权力心理学的框架内，历朝历代官府打压讼师不过是因为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特异性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不仅是传统社会，只要是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不是建立在民众授予权力者以权力，而是依靠权力集团巧取豪夺后勉力维持，那么，打压律师也就是势在必然。在现代社会里，律师事实上是距离政治最近的一个群体，像在美国，律师出身的总统占据了历届总统中的大多数；而中国的台湾地区，曾经在威权时代代理被打压异议集团的律师（阿扁）最终也获任民主化后的“总统”职位。这也同时意味着，越是极权的社会，律师的受到打压的概率和程度也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最可能戳破政治谎言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