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高人，为了给执政党争取一个充分必要的名份，为了给复兴梦找个理论根据，发明了“历史的选择”这么个术语。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言外之意就是甭管我干的好坏，都得记到历史的帐上。你如果不满意，找历史说理去。这种非凡的气度无异于一个街头恶棍对邻里怒吼：“老子就他妈这个德性，想说理找我爹妈去！”把历史当爹妈搬出来了，您还有什么看家的把戏？

那位貌似英明的人想用历史的选择作为政权合法的论据确实有点荒唐幼稚。

首先我们不妨以讹传讹，承认“历史的选择”这一轻薄的概念，并且做出推论。广义说来，历史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归结为历史的选择。夏启把禅让制改变为家天下是历史的选择，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是历史的选择，焚书坑儒中央集权是历史的选择，蒙古人和女真人统治中国大地也是历史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日本人从1931到1945 的侵略也是历史的选择。当然，那些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代表的正统朝代自然更是历史的选择。

把时间的标尺移到现代，我们会发现，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和黑猫白猫是历史的选择，他在八年的时间里接连废除三帝是历史的选择，江代表和胡窝囊以及他们麾下的贪官群体是历史的选择，习主席的马克思情结和意识形态的回归是历史的选择，这么说吧，就连对岸民进党与国民党联袂演出的二进宫也应该是历史的选择。

然而，当某大人物借历史发挥炒作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意识到，从化学的角度，历史的选择不过是个中性的名词，即非酸非硷的中性化合物。可惜当初在清华学了三载化学，居然品尝不出中性的口味，还要搜寻制造一个中性的理念来为自己贴金，真是有点煞费苦心。

事实上，历史并没有区分良莠的分辨能力，也不会有激浊扬清的正义举动，历史也不会给过去的事物打上合格的烙印。换言之，历史所作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必然的推动，道义与邪恶的竞争，这样的选择未必就是正确的结果，未必就能证明正义与合理。

何况从语义的角度，“历史的选择”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命题，它违背了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只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文字记载，它不具备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历史没有选择的能力。在人文社会中，历史是由人的活动而留下的文字记录。或者说历史是人写出的过去的事情。换言之历史是人创造并且记录的文档，无论如何不可反过来说，“历史选择了某些人或由人构成的某个团体”。

出于标新立异自命不凡，当代领导人常常喜欢用一句新颖的口号来体现他的英明和伟大，从而刺激起百姓的拥戴，以至于慌乱中忘记内中必要的逻辑关联。在当年的三个代表中，江主席俨然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是他忘记了生产力还包括生产工具和机器。既然机器们属于无生命的客体，不具备语言或感情交流的能力，故而你无法征求它们的意见，无法让它们同意你当代表。几千名人大代表里有几个是机器选出的？江主席再有才华，即使像公冶长能通兽语，也决然代表不了无声的机器。

既然历史没有选择的能力，那么到底是谁选择了党和毛主席？回答很简单，农民。

几千年来由于闭关锁国，重农轻商，中国一直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果说农民是河里的水，那么政府就是漂在水上的船。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农民这个怪异的群体有许多长处和短处，他们勤劳，祖祖辈辈躬耕于黄土地上，无怨无悔，延续后代，顺便也支撑了这个国家。只要能填饱肚子，他们就可以忍受苛捐杂税，甘愿做皇帝的犬马。然而，一旦遇上昏君暴政，或者天灾人祸，他们就会抡起锄钯，造反暴动。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张角黄巾，隋末的18路反王，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方腊，元末的红巾，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到满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每隔几百年，他们就要出来折腾一次。从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下子翻转成疆场厮杀的猛兽。这种良民-暴民再到良民的转化，形成中国特有的历史循环。

然而由于农民狭隘自私保守近视，他们的起义只有三种出路，一是被政府招安，比如宋江；二是被强权镇压或者被外寇利用，比如方腊或李自成；三是形成新的朝代，比如刘邦和朱元璋。奇怪的是，这些农民一旦当了皇上又会忘本，立马反过手来，压迫和剥削支持过他们的农民群体。农民们流血牺牲的结果只是换来了一个新的君主，压在他们头上。他们又重新昏昏噩噩地拜倒在新君的脚下，希望他会给他们带来诉求已久的美好日子。到了压榨超出忍耐的非常时刻，这种良好的愿望又会变成绝望。此时的他们又会揭竿而起，像一头头的雄狮朝金銮殿勇猛地冲去。然后再寻找和拥立一位新的皇帝。

那么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怎么步入历史殿堂的呢？说起来话长。由于明朝统治者腐朽落后，由于中国内部各路豪杰的征杀，给关外的游牧民族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努尔哈赤培训的八旗子弟在皇太极的率领下闯入山海关，开始了中国第二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皇朝。

您别说，满清王朝还真的出现过几位励精图治的皇帝，留下了多如雪片的热情歌颂黄阿玛的大辫子剧，至今还在腐蚀着10多亿马克思化的汉民。但是200年后由于内部奢靡贪腐和外部的坚船利炮，大清国终究逃脱不了衰落的结局。最后，国难重重，民不聊生。直到19世纪末期，才涌现出一批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但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振兴民族的口号，还效仿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治国理念，制定了三民主义的纲领。

以孙先生为首的同盟会-国民党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终于推到了压迫国人268年的满清政权，于武昌起义之后，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旨在民主共和的进步政府-中华民国。然而这个年轻的政权必须面对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扰。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孙先生不得不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纲领。没想到从此引狼入室留下隐患。共产党力量虽小，但野心天大。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吸引一群梦想翻身的愚昧的农民，最终取而代之。

大革命期间，农民的日子的确很苦，然而那是腐朽羸弱的清政府留下来的伤痕，不应当是中华民国的责任。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农民急于翻身和新政权立足未稳的危难之际，建立了这个拥有武装的政党，以貌似激进的马列为旗帜，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刚刚建立的政权。

在联共的政策下，共产党派人到黄埔军校，建立秘密组织，在湖南成立农民赤卫军，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开始拥有武装。此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普通的政党。须知，即使民主国家，也不会容忍一个拥有武装跟政府对立的团体。今天的电视剧把马日事变和412大屠杀说成反动暴行确实为一面之辞。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的制度下，如果某一民主党派在工厂或农村发放武器，名曰自卫，政府会泰然处之吗？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由于农民的自私和众多，由于日本铁蹄的践踏，毛主席和共产党充分利用了内忧外患的历史机遇，发展壮大，经过四年的解放战争，以百万雄师驱逐了孙中山先生首创的民主政权。这就是所谓“历史的选择。”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历史的选择”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像历朝历代一样，农民为政权的建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除了一纸农村户口，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他们曾经像牛羊一样被赶进人民公社，他们曾经承受大饥荒的严重恶果。即使改革开放允许他们进城打工，也还要冠以“农民工”的称号，或曰二等公民。他们辛劳一年，不得不用跳楼的办法去讨要工薪。这难道就是他们期望的解放？

在海峡对面，孙氏孤儿台湾虽身处困境，但自强不息，终于实现孙先生的遗志，从训政过渡到宪政，人民拥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力。台湾这面镜子也在告诫那些曾经推小车抬担架高喊万岁的农民：“你们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你们自己摧毁了一个本来可以让你们翻身解放的民主制度。你们盲目的选择让中国的历史倒退了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