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德雷福斯被当众革除军职
知识分子有它的历史，但却是一个新词，它出现在法国，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震旦报》的一篇宣言里——所谓德雷福斯案件，简单来说就是公开抗议一个无辜的人被宣判。
——雷吉斯·德布雷
在西方，先有知识分子的存在和漫长的成长历史，后有其名。
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有这样的存在么？比如，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及其作为？大概没有。
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的。比如：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那个时候，有中国式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后来似乎没有了。有源头，却断流了，没有传承的历史——我说的是自由思想的精神传承。
有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仁人”、“君子”。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承。
“达则奴才，穷则精神自慰”是其另一种表述——这并不刻薄。
孔子周游列国
具体来说，‘知识分子’这个新词是在政治对抗，对立的背景中出现的。
——雷吉斯·德布雷
孔子终其毕生的努力，周游列国，不过是要寻找“主人”，做“家狗”。
“知识分子”是不惜甘做“野狗”的。
没有完美无缺的秩序。面对现存秩序，“对抗”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但不是唯一的立场，比如：预警。
“知识分子”，不管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不是现存秩序的“附庸”，更不是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的“共谋”，他是现有秩序的变量，“不稳定因素”。他的立足点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提升和进步。
孔子没找到主人，终于做先生,教学生了。
知识分子和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哲人是不一样的，就像弗朗索瓦.于连说的，中国的道家，其实没有很多想法，不会表明态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自然。而儒家意义上的文人，是服从于君主的权利，满足于君主的选择。和这种天人合一的官僚主义文人统治的传统比起来，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用笔和自己的思想进行干预，往往没有得到政府公开的许可，就像萨特说的，知识分子是管闲事的人。
——雷吉斯·德布雷
中国的“仁人”、“君子”是官僚政治体制中人，或努力要成为官僚政治体制中人。被体制剔出去的，甘做“野狗”的少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其自我贴金式的表述。其实是有牢骚的，不让做奴才之后的牢骚。从一部绵长的文学史中就可以看出，闪光的精神和才情大都是奴才的才情。
萨特的“管闲事”和鲁迅所说的文人的“帮闲”和“帮忙”是不同质的。
中国没有或少有“管闲事的人”。
中国的读书人信的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有了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时候，也就是体制中人，自家人了。
在相对健康的体制中，成为“自家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成为自家人以后的丢失自己，或放弃自己，做奴才，当太监。
对于萨特所说的“闲事”，我们大多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读书，成为知识人，然后成为官僚，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路径，至今没有改道。
而且，有丰厚牢固的民间基础。“公务员”成为求职热门，不仅是因为求职者，更在于求职者的父母。
没有开放、自主的人民，就不可能有真正自主开放的社会和国度。
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源，知识分子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读书人的“独善其身”也实在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但不能贴金。被迫选择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在自慰的同时，掩护“被迫”。
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在中国的国家政权最强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
——雷吉斯·德布雷
在变成“臭老九”之前，几十万读书人已进了劳改农场，其中绝大多数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人，被误判了。
但读书人、“知识分子”变臭，是从这里开始的。先是“被臭”，然后是“自臭”，且不知其“臭”，或虽知其“臭”却按耐不住，一味的继续“臭”，于是就越来越“臭”。是人都知道的。
法国启蒙运动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认为，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会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
我们注意到，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发动并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者们马上就会回过头来攻击知识分子。
——雷吉斯·德布雷
这是革命获得政权之后的需要，西方和中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西方的革命在政权建立过程之后并未停止，“这些胜利的起义者，他们最初总是通过受到教育的人来进行整治反抗，但最终他们又会取消所有的知识反抗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进入第二阶段时，总是会要建立起一个法治国家，把国家建立在社会力量的公开和制衡的基础之上。”
中国没有这样的革命的第二阶段。知识反抗的归宿是，要么被“招安”，要么被消灭。
强权需要的是拥护和维护，而不是“制衡”。也不允许“制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是让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雷吉斯·德布雷
五四运动并没有在中国培育出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阶层：
1.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和历史；
2.没有知识分子成长的土壤。
但是，五四运动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
1.社会批判意识。
2.民主政治的理想。
3.个性自由精神。
还有，贡献了鲁迅——他从未妥协地，和刀剑与刀笔顽强对抗，把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
就“知识分子”来说，鲁迅具有原型的意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型。
《五四运动前夕》（局部）
鲁迅的存在，也证明了他所在时代相对的社会宽容。在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宽容。
鲁迅不应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绝唱，但迄今为止，他似乎还是绝唱，难有续响。
中国需要的是鲁迅，而不是孔子。
孔子所有的“思想”精髓，中国几乎每一个乡村的聪明人都可以合盘托出，并能身体力行。但在鲁迅的世界里，已是常识的东西却需要在中国普及。
首先需要普及的是读书人、知识人、文化人！
“管闲事”和中国式知识分子没有好的缘分。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式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立身行事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表达。
达，居庙堂之高，在其位，要谋其政，要兼济天下，无暇顾及“闲事”。
穷，处江湖之远，做假隐士，也叫社会贤达，要独善其身，管不了“闲事”。
在穷与达之外，还有文革时张志新式的一种命运：割断喉管，被迫害致死。
“割断喉管”，在中国，对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其符号性和象征性意义。
不管闲事，或不愿管闲事，是有理由的：
“将来的历史会说话的”。“时间会证明的”。
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实则是逃避。是放弃。是对天赋权利的背叛。它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精神品质。
放弃现在，何以有将来的历史？
而时间是无语的。
时间也会“失语”。
不管是对政治、文化、艺术，还是对重大的社会事件，放弃对当下的判断和评判，是自私，也是堕落。
这种现实的造成，除了外在的迫压和自在的奴性，也与我们几千年重死人轻活人的脾性有关。
在对原始经典的注解和挥发中不断建构和延续，是中西方思想史共有的现象，但风貌完全两样。
西方思想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伟大的思想家兴风作浪，扩展视阈，开掘深度，提升高度，使他们和他们民族思想的历史波诡云谲，高潮迭起，群星闪耀。我们曾经有过自己的宇宙观。
我们的起点并不矮于洋人，也有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典籍站立在我们思想历史的源头。我们也在注解和挥发中建构延续我们的历史。
不同的是，在我们这里，源头的原型和原典是神化的，非人的。孔子到清代的时候，其头衔写成文字，足可以成为阅读和记忆的考题。
几千年的历史，依然还是那几个人，除了原典，再无经典。书倒是写了不少，勉强能成为思想家的却寥若晨星，用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如果细究起来，还都有近似犬儒的嫌疑。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国思想史的真相。它的高度依然是源头的高度。
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萎缩。
面对死人，面对当下，我们的膝盖骨都是软的。
我们没有自塑的自信，没有自尊。我们也许有判断，却没有评判的勇气，更没有扩张的野心。
扯这么远，不过是想说，严肃的判断和评判是不能完全交给时间的。更不能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做借口，放弃判断和评判的权利。
不负责任的应景是可耻的。
放弃应有的评判同样可耻。
补记：
查百度百科“知识分子”，是这么写的：
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两词。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从现阶段看以一般操作层面定义，只要具备大专学历及其以上者——本科、硕士、博士，即可视为“知识分子”。
宁可不要“言而不说”的美，也不想“在沉默中爆发”，也不想“在沉默中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