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51部队参与“手抄党章”活动所拍视频截图；题图无关
文/ 洪公知
摘要：统治者推动民主化改革，无外乎下面几种原因：第一，搞不搞民主都会下台，但不搞民主下台时境遇更惨； 第二，搞民主不会下台，但不搞民主会下台； 第三，搞不搞民主都不会下台，但搞民主获益更大。现实中的统治者，面对的是这三种情况的不确定版本的叠加。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观察一系列变量，使观察者不再仅仅依赖于对政治家和政治形势的主观评估。
民主转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由专制政权统治者发起的，二）由其他政治势力推翻政权统治，随后发起的。这个两分法有较难处理的情况，例如统治者参与了前期的转型，而后被推翻；统治者搞假选举装点门面，不幸弄假成真；一部分统治者支持民主转型，另一部分反对，等等。但这样一个简单的分类，仍然有助于观察者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前景：第一类民主化是否发生，取决于统治者的决定；而第二类民主化是否发生，则取决于其它的政治势力的决定，以及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对比。这两种民主化的可能性，是互相影响的。这是因为“面对被推翻的威胁”可能是民主化的动力，而统治者的民主化改革也将改变其被推翻的概率。本文拟讨论第一类民主化，即统治者为何放弃权力。
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框架出发，专制统治者是否会发起民主化改革，取决于他们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偏好，也取决于改革带来的利害关系。从事后看，领导人的价值观似乎有很强的解释力。人们经常言之凿凿地称赞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将变革归根于他们的开明与包容。
但在事前，要预测统治者的偏好，并不容易。当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第二年制造美丽岛事件时，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猜到他在八年之后即开启报禁党禁。1973年，实行政变的智利军官们之所以推举未参与合谋的皮诺切特为领袖，既因为他在军队中最有资历，也因为他被公认遵守规则、为人木讷不具个人魅力，没有个人集权的危险(Geddes, 1999)。然而，皮诺切特却打破了军官们每年轮流坐庄的设想，逐步攥取个人权力，成为执政时十七年的独裁者。
由于缺乏关于统治者价值观的数据，学者也只好通过其他数据间接讨论价值观的影响。例如，Treisman (2015)讨论了两个可能影响统治者价值观的因素：受教育程度，以及成长过程中国家的富足程度。他发现，控制了所处国家，年份及其他因素之后，受过高等教育的，或是20岁时国家人均收入更高的统治者更可能民主化。但是，这两个效应都仅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才存在。
如果抛开统治者对民主的个人好恶，他们要推动民主改革，放弃部分甚至是全部权力，无外乎下面几种原因：
第一，搞不搞民主都会下台，但不搞民主下台时境遇更惨。
第二，搞民主不会下台，但不搞民主会下台。
第三，搞不搞民主都不会下台，但搞民主获益更大。
现实中的统治者，面对的是这三种情况的不确定版本的叠加，比较的是民主化对下台概率和期望收益的影响。
先来看统治者在民主化之后下台的概率。有利于专制国家执政者在民主化之后赢得选举的，是他们有实际执政经验，比反对党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对他们不利的是，专制者在执政时一般会滥用自己的权力，以不正当方式积累财富，暴力镇压民众政治反对派，欠下累累血债。台湾国民党在民主化后先后赢下1996年，2008年与2012年总统选举，属于选战较成功的专制政党。再如，执政七十年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输掉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但十二年后又卷土重来。有的专制政党在民主化后分裂或解散，但其成员仍然有机会重返政坛，例如波兰1995年-2005年执政的总统Kwaśniewski，就是波兰共产主义时期统一工人党成员，与团结工会谈判时的主要政府代表。最后，原专制政权下的统治者也可能彻底失去选举获胜的机会。例如，捷克民主化之后，前共产党员基本被排除在政府之外。1993年，捷共被定义为非法组织。虽然有前党员注册了新的政党，但他们从没赢得过议会席位。
再看统治者不搞民主化时会怎样下台。这又分三种方式，第一，在民众抗议的压力下垮台。也许因为苏东剧变给人的印象太深，这一模式是许多人对民主化的主要想象。但事实上，在Boix et al (2013)记录的从1990到2006年之间的128起民主化案例中，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只存在于32例(Chenoweth and Stephan, 2011)。民众抗议推翻专制政权的可能性，大体取决于1）政权的镇压能力；2）有组织反对派的实力；3）无组织民众自发集结抗议的可能。政权的镇压能力，以及有组织反对派的势力，都是较易观察的变量。但当武装化反对力量微弱，制度化的反对力量（法律允许的，在国会中有部分席位的反对党）也不存在，社会运动尚未成为常态时，要预测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会在何时发生，是政治学的一个难题。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就让大部分中东政治的资深观察家大跌眼镜。其关键在于，民众抗议是一种协调博弈，抗议结果取决于参加抗议的人数，故单个人是否参加抗议，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是否参加抗议的估计。
统治者在没搞民主时下台的第二种方式，是被统治集团里的其他力量推翻。这其实是专制者倒台的更主要原因。Svolik (2009)指出，于1945到2002年间以非正常方式下台的303名专制国家执政者中，只有32位被人民革命推翻，30位面对公众要求民主化的压力而下台，16人被在外国势力干涉下台，20人被刺杀，而其余205人（超过三分之二）都是被政变推翻。而政变发生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政权的类型，更具体地，取决于专制政权属于君主制、个人专制、军事专制，还是单一政党体制。政治学家发现，这种分类比按时间分类（例如“民主第三波”、“阿拉伯之春”）或是按地区分类，对专制政权差异的描述更为准确(Geddes 1999, 2009, 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2014)。具体来说，相对个人专制和军事专制，单一政党体制中的统治精英更容易达成权力分享和轮替机制，也因此更能保持政体持久。
统治者下台的第三种方式，是被外国势力颠覆。这一威胁如何影响民主化的前景？Levitsky and Way (2006, 2010) 指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预测外国势力推动民主化的可能：影响度(Leverage)与连接度(Linkage)。影响度衡量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促使该国民主化的能力（如军事干预、外交劝说、有条件的援助和制裁），而连接度衡量该国与国际社会的贸易、文化往来。Levitsky and Way指出，自冷战之后，如一国仅仅易受国际影响，但和国际社会缺乏足够往来，被外国势力颠覆的威胁仍然不足以促进民主化。只有当影响度与连接度都足够高时，国际影响才可能促进该国的民主化。
上文讨论了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会怎样下台。那么，哪种下台方式更惨？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2014) 在他们关于专制政权的最新数据中发现，专制统治者启动民主转型，或他被迫下台而新政权采取民主制度，他被流放、囚禁或处决的概率是40%，而如果他在政权仍属专制的情况下被迫下台时，被流放、囚禁或处决的概率是63%。专制统治者在民主化过程中被处决的概率是6%，而在专制情况下被迫下台时被处决的概率是14%。
为什么不搞民主化时，统治者可能以更惨烈的方式下台呢？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2014)认为，这是因为在非民主化情况下，权力得不到束缚，所以旧统治者更容易对新统治者构成威胁。Debs (2016)也发现，军事专制国家领导人下台后的命运相对单一政党下的领导人下台后的命运更惨。他认为，正是因为军事专制统治集团的成员更容易对彼此造成威胁，为了保命，军事专制的统治集团才相对单一政党或是个人专制更有动力启动民主化。
民主化之后是否会被清算，也是统治者算计“哪种下台更惨”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Huntington (1991)早就讨论过，新政权无法承诺不清算统治者的罪行，可能阻碍统治者的民主改革。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 2006)进一步认为，“民众能否给出不清算的可信承诺”是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并特别强调了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即使反对派承诺不清算，这种承诺也是不可信的，故统治者会抗拒民主化到底。
Acemoglu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界影响极大，但Boix (2003) 的实证检验却发现，收入不平等对民主化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二战之前，在二战之后的影响很小。Geddes (2009) 对此的解释是，二战之前民主转型的国家主要在西欧，启动民主的统治阶级多是悠久历史下形成的贵族与富人，故Acemoglu的理论适用。而二战之后民主转型的国家里，统治者多半通过与白人殖民者武装斗争，或通过政变上台，故他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更多是统治/被统治的矛盾，而不是穷富的矛盾。Mulligan, Sala-i-Martin, and Gil (2004) 也发现，当代民主政权并不比专制政权进行更多的再分配。对有着恶劣人权侵犯记录的统治者而言，最担心的清算可能并不来自Acemoglu所说的收入再分配，而是受害者对过去血债的清算要求。
假如统治者没有被推翻的风险，为什么民主化有可能使他获得更大的利益？即使国家经济一团糟，专制者也可以通过掠夺财富来获益。但统治者代表的统治阶层往往可以从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专制国家会情愿限制自己的掠夺程度，提供公共品，来换取私人与外国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而政治民主化，有利于使经济自由化与公共品提供成为更可信的承诺。Gehlbach and Keefer (2011)用此理论解释了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作为反例，多位研究者发现，经济以石油与自然资源出口为主，不依赖私人与外国投资的国家，更不容易民主化(Barro, 1996; Ross, 2001; Fish, 2002)。
总结上文，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大概可以观察下面这些变量。
1.影响民主化后选举支持度的因素，包括正面记录如治理经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负面记录如经济危机、内战、贪污腐败、人权侵犯，等等。
2.专制政权的镇压能力，如军队、警察、情报机构的效率、对互联网的监控与阻截能力，等等。
3.组织化反对力量对政权的威胁。
4.民众无组织大规模抗议的威胁。
5.统治阶层内部的竞争惨烈程度，权力分享与轮替机制的完善性。
6.统治者面对的国际压力。
7.民主化后面对的清算压力。
8.国家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及私人和国际投资的依赖。
要进一步找到适用于各国各时段，有效预测民主化前景的客观指标，仍然是一件难事。但上文的框架，至少可以使观察者不仅仅依赖于“克里姆林宫学”了。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4): 938-963.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ro, Robert. 1996.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158-183.
- Boix, Carles.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ix, Carles, Michael Miller, and Sebastian Rosato. 2013.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200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12): 1523-1554.
- Chenoweth, Erica,and Maria J. Stephan.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bs, Alexandre. 2016. “Living by the Sword and Dying by the Sword? Leadership Transitions In and Out of Dictatorshi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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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ddes, Barbara. 1999.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1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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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ligan, Casey, Ricard Gil and Xavier Sala-i-Martin. 2004. “Do Democracies Have Different Public Policies than Non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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