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知识分子”的词源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身属上流社会阶层，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对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丑恶与不合理持强烈批判意识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知识群体。
这一渊源，导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知识分子”定义如下：“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跟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知识分子”。
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一开始是贬义的。他们浪漫、自由、受过教育、拥有理想与热情，个人生活上可能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以社会良知为自己的担当，批判社会，讴歌光明，大都左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曾发表著名的抗议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国家骂作强盗：“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另一个叫法兰西，野蛮地焚毁了这一东方艺术的瑰宝……”
我们一般的意识，都只看到雨果对中国的友情与同情，却很少有人看到，法国这个“强盗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外战争，比如隋唐远征高丽什么的，但是从没有听说中国哪一个知识人站在他国的立场上说话的，有的只是基于劳民伤财劝谏中国皇帝的所谓爱国爱民的忠贞之举。中国只出了一个为李陵投降匈奴说话的司马迁，还被皇上给阉了。
当然大家会说，19世纪都是外国欺负我们，中国当然不会出现雨果那样的咒骂自己的国家，替他国鼓与呼的角色。这样解释，能给我们一个面子。但是私下里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区别？历史不能假设，如果19世纪中国大门不被西方人叩开，而是中国继续敲打周边国家大门，那么，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会不会出现雨果式的视政府为强盗的文人？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还想指出来，那就是，西方不论左右，都是以骂政府为天职的，只不过着力点有别，骂法有别；只有在中国，左是拍政府马屁的（当然也有不拍马屁的，他们是极左，虽然对他们的观点很不感冒，但是多元视角下，我不反对他们的存在）。
二、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籍阿拉伯裔文化批评家艾德华•萨义德的界定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福柯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萨特举例说明：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马克斯•韦伯（M.Weber）的界定是：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这里插一个有趣的定义，艾森豪威尔借他人之口表示了对知识分子的不恭：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艾森豪威尔这一打趣不要紧，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靠武力问鼎天下的武夫们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这是不是天下武士的通病？），譬如刘邦，众目睽睽之下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
根据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关键条件：
第一，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发表高论，批评政府，甚至学雨果，骂政府是强盗，但是这批评与咒骂缺少身价，更不会传播开来，因而影响力几乎没有。
第二，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与球界。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是由于这种公共性，所以最近几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干脆被简称作了公知。
三、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 这一界定，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您是脑力劳动者，比如炒股票的、买彩票的，都可混进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
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你说司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似乎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这就没谱了，“博士生像条狗，硕士生满街走”已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卖茶叶蛋的大嫂都能拥有一张高自考文凭，如果说政府规定凡是摆地摊的都得有一张高学历高文凭的话，或者说，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来张文凭！一句话，咱给知识分子定的门槛太低了。老实讲，门槛越低，咱越没面子。因为门槛低，咱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多，咱整个社会的智商却不高，真不好意思！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更让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单说文艺工作者，如果唱歌跳舞的都是知识分子，就羞死我们了。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南开大学教授葛荃说：“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余英时先生说：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相形之下，只有咱们中国，才会认为，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拥有些什么知识，受的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按照咱辞典的定义，中国大大小小的公仆（有的甚至拥有硕士博士文凭呢），以及马加爵们、刘海洋们，就都是知识分子了，这也太吓人了！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得小心点，虽然法国知识分子在起源时带有贬义性质，但是咱总不能如此恶心人家“知识分子”的概念吧？
四、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哪些特性
时至今天，特别是在中国的网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第一，专业方面根本不够权威，但由于对公共话题的投入与热情，导致他本人甚至受众都认定他是公知！第二，可能正是由于公知在目前的中国单纯的沦为投入与热情问题，甚至是态度与情绪问题，才导致公知门槛的低劣化，而这种低劣化对于公知名声的污名化不无助推之嫌，或者说恰恰是它构成了公知污名化的内因！第三，专业性不够，用公共性来凑；公共性不够，用专业化来顶。这种二半吊式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目前并不缺少！第四，在中国，再好的概念也会被糟蹋，甚至来回颠倒。比如姑娘吧，在明朝是妓女，你看那老鸨，经常挥着小手绢高喊姑娘们，接客了；相形之下，小姐却是尊贵的一个概念。到今天，小姐被我们糟蹋了，姑娘反而尊贵起来。至于公知，这才几年，我就眼看着它由褒得不行的褒义词变成了贬得不能行的贬义词。连骂人都成了你才是公知呢，你全家都是公知！
鉴于这些奇怪的现象，我不认为公知已死，我只认为公知在中国依然是稀缺品；我不认为公知必死，我只认为公知在中国可能会被民粹骂得狗血喷头，所以他不一定能成为意见领袖，相反，可能恰恰是孤家寡人，高处纳凉呢；我不认为公知在中国能有好的名声，因为近代以来的公知，那些真正的优质公知，比如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相反，那些伪劣公知倒是拿下了政权与话语权。
历史在传承，悲剧在延续，有鉴于此，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牌公知，除了西方概念界定时内含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之外，还应该具备以下特性：
第一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站在这个角度，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惟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的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尊崇先生，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
拿这一点观照我们现在的网路，你会发现，网络的低门槛性，导致网络红卫兵现象泛滥，一个真正的言说者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与理性，是很有难度的。就拿韩寒那小子来说，他不媚官府，容易做到；但不媚民众，却不容易做到。现在，小子退出了公共话语系统，退出前，以特有的韩式幽默拍了人民群众一马屁：人民群众的眼睛不但雪亮，还都是双眼皮的！
第二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
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
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第三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
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恭谨，道家就像绝顶聪明又格外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啰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地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首先，他永远是站在路边，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其次，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
时至今天，正如某些学者所言，没有思想的市场，谈何公知必死？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在冷兵器时代就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竟然遗留到了核武器时代还没有解决，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拥有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呢？
注：有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论述，详见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一版）或《叩问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演录》（二版）或《有味的传统文化课》（三版），不过一版三版市场已绝，只有二版依稀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