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女儿开始放暑假,我便带着她回到家乡津市探望父母。

雷洋出事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网上关注“雷洋案”。心中也一直被堵着,人命关天,一个小时多点的事情,在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下,就是搞不清楚!据网上所报,雷洋是湖南澧县人,毕业于澧县一中。澧县与我的老家津市,是非常近的两个县(市)。我对雷洋产生了更深切的同情。

回到父母家,很想去雷洋的老家看看。

(一)去雷洋岳父单位

七月十八日,我趁着去了一趟常德办事,在返回途中坐上了从常德开澧县的中巴车的机会,向司机及身旁的乘客打听雷洋的老家,一提到雷洋,车上顿时议论纷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自称医生的大叔,他很气愤地谈起如今的警察群体,普遍过度执法,借执法之由欺压百姓,自身道德素质却比老百姓还差。他曾经亲眼看见某派出所干警在麻将馆赌博,就点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某某某,你公安局的,怎么也在这里赌博!”那位平时对老百姓蛮横无理,态度粗野的警察,当时也只好收了东西灰溜溜地走了。医生大叔感慨道:“雷洋在澧县人的心里,以为他在北京做大事,可是在权势集中的北京地盘上,他又算什么?!”

这时,我右侧座位上的一位大姐说起了前不久澧县王家厂镇打死人的事件。一位村民,暴雨夜去渔场偷鱼,被渔场巡逻的几个人抓住了。他拒不认罪,结果遭巡逻队一通打后又被弄到一条船上。他不服,想逃跑,就往水里跳,哪知他穿的是叉鱼的胶衣,雨又大,人在水里根本游不动,就这么淹死了。死者家属,要求巡逻队员赔偿两百万,后来才降到六十多万。

医生大叔告诉了我雷洋岳父所在的工作单位,于是,我按他的指点,打车去了雷洋岳父的单位。

到达镇政府后,我看到整个院子里有两处办公室亮着灯。我顺着灯光,找过去,三位男士在里面加班。办公室的门关着,窗户开着。我站在窗外,问他们关于雷洋的事及雷洋的岳父。他们示意我进入办公室,坐下说。

此时,司机大哥从车上下来,站在窗户外望着我们,我与他素不相识,对他的善意之举,我倍感温暖。

我和那三位工作人员用家乡话沟通,其中一位稍矮一点的男士告诉我,雷洋岳父是他们的同事——镇政府财政所吴所长。此前,吴所长从北京回过单位两天,为了办理工作交接手续。镇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请吴所长吃了顿饭,期间大家都不忍心提案件的事。吴所长就一个女儿,心情悲痛,他自己也没对大家说个什么,只说他也不知道真相是怎样,只有继续等待处理结果。他办完交接,马上就赶回北京去了。关于案件的信息,同事们都是从网上看到的。

另一位高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提问很不高兴,不知如何回复是好。他说:“我们当然关注,同事的家里出事了,我们不想关注吗?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案发地点在那么远的北京,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啊!”

那位矮个儿的工作人员,继续谈道:“我女儿读书反正不很(棒),她就只到个长沙,隔得近,这样也好,我和她妈妈照顾她也方便。”

他告诉我,雷洋不是澧县的,是津市白衣的。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是家里的人出事了。

我谢过几位的接待,坐车返回津市父母家。

(二)见到雷洋小姨

七月十九日早上,我在津市汽车站坐上了去白衣镇的公交车。

白衣是我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地方。我在镇上下了车,好几辆摩的在路口一字排开,等活儿。我连忙上前打听雷洋的家,顾不上仔细地四周打量这个镇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摩的司机都凑过来,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开了:“雷洋是和平(村)的,村里现在只有他奶奶一个人住着,他的爸爸妈妈还没回来。他有亲戚在镇上,他小姨回来了,就在那边。”

“雷洋小姨是谁啊?”

“卜文祖家里的。”

我走进一条宽宽的巷子,巷子里人来人往,走了不到二十步,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我见到一位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女子。

一开始我并不相信眼前的这位女子就是我在网上视频里看到过的,雷洋家属中的主事人——他小姨。她中等个子,合适的身材,一身黑色绒面花样图案的连衣裙,脖子上戴了一条像蕾丝花边样子的黄金项链,团脸,刚烫不久的细卷儿短发。看起来,显得精致讲究,年轻文静。她打消了我的疑问,低声说:“那就是我!”

雷洋小姨先是带我去了她家在菜市场开的杂货店,她老公在看店子,我们彼此点了下头。雷洋小姨与她老公说了几句后,招呼我去了另一个空着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放着一些货物,和简单的几样家具。

雷洋小姨顺手拿了一罐“王老吉”递给我,我俩坐在一张方桌的两边。我表达了我从外地回家,想看看雷洋家的来意。她很悲戚地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叹气,在手里不停地摆弄手机。

“雷洋是一九八七年的,我的亲侄儿,就跟自己儿子一样的。他从小就是我带着玩的。小学一至三年级在金山村小读书,四年级起到白衣乡中心小学读书,初中是在白衣中学,一上初中,他的成绩就特别突出,初中毕业时,汤校长亲自打电话到家里来,要雷洋报考了澧县一中。”雷洋小姨强忍着泪水,告诉我:“他那天晚上去接飞机,就是去接三个人:奶奶、嫂子和我……”

我问目前案子进展得怎样了?这时她提高了声音:“昌平警方和北京警方现在希望我们家属接受赔偿,和解。”

“我们是不会接受赔偿与他们和解的,坚持上法庭,要真相。雷洋的妻子也是这个态度,坚持到底。如果她怀疑丈夫嫖娼,会是这个态度吗?”

“我们这边的几位官员被北京请去了几次,去当他们的说客。”

“他们现在正调查雷洋在读大学时,与女朋友谈恋爱的细节。”

对于雷洋的尸检结果的看法,雷洋小姨说:“公检法是站在一起的,他们能说出个什么吗?”

“你们请了尸检的专家见证人?”我问。

“我们现在根本见不到专家证人。他们都是一起的!”

我说雷洋的案件一定已经惊动了高层,相信他们是有智慧处理好雷洋的案件的。

“没有哪个人处理得好。”雷洋小姨无奈地说道。

这时,雷洋的妻子打电话来,请小姨提早返回北京,家里忙不过来,他父亲身体不适,需要住院。雷洋小姨就用手机在网上退了已经买好的高铁票,重新买了提前的车票。

办好了票的事,雷洋小姨告诉我:“雷洋爸爸妈妈明天要到家,是雷洋出事后他们首次回家,雷洋那天是去接我的,明天哥哥姐姐回家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问:“雷洋的孩子长得还好吗?”

“孩子还长得好。”雷洋小姨望着我,脸上稍微出现了一丝笑意。

对于未来的具体安排,雷洋小姨一直摇头,说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她指着手机说:“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

感受着她内心的痛苦和身体的疲累,我不忍心打扰她更长的时间,于是便向她告辞返回市里。

(三)再去雷洋家

七月二十日早上,津市暴雨如注。雷洋的爸妈预计会在早上九点到达。头天,雷洋小姨并不同意我第二天去见雷洋的爸妈,理由是他们的心情很坏,性子又不好,也说不出个什么来。因此,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心里很矛盾。

我因为一件私事,要去派出所办事,在办理的过程中,顺便与一身笔挺制服的女户籍民警聊起了雷洋的事。我问她:“雷洋就是我们津市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我不是津市人,也不关心什么他的事。”

“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

“我说了,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看法,你要打听看法去我们局里的宣传部门打听吧。”

我自己的事情办完后,我还就真去了市公安局。走进公安局的办公楼,我一个一个的办公室找“宣传部门”,只见有一扇门上挂着“政委办公室”的门牌,其中一张办公桌前坐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我便进去了,先是介绍自己,然后直奔主题。

“政委”回答我:“雷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不清楚,也没有什么看法,而且此事很敏感。”

我问“政委”:“敏感?请问你为何用‘敏感’这个词?”

“我感觉敏感,就敏感!不要再说了!”“政委”示意我离开,我只好乖乖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想起头天晚上,和同学们聚会时,有一位同学说给我们听的,她女儿下学期就上高一,高考目标非常明确,走体育特长生的路线,考公安学校当警察,因为孩子说警察有权!

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正好迎面驶来一辆去白衣的车,我毫不犹豫地招手停车,跳了上去。

我直接去了雷洋小姨家的杂货店。他小姨父在看店子,见我去,客气地招呼我坐在他收款台旁边的凳子上,告诉我他小姨去市里接雷洋爸妈去了。然后,拿起手机打通了电话,递给我接,那边是雷洋小姨的声音:“因为北方暴雨,我哥哥姐姐乘坐的火车困在河南了。”我说我可以等等。

放下电话,我和雷洋小姨父开始聊起来。他和我的年龄相仿,嘴上留了一撇小胡子,一副精干敦实的中年男人模样。

他拿出厚厚的一本册子,给我看,他说:“这个家谱你看得懂吧,我老婆家姓雷,她家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雷洋的爸爸是长安(村)的,他和二姐结婚是招赘到雷家,当作长子,改‘雷’姓。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小的就是雷洋,‘思’字辈。雷洋从小和我老婆的关系很亲密。去年,因为爷爷去世,雷洋回过老家。”

雷洋小姨父的手机,不断有微信进来,发出“咚咚”的声音。他给我看一个朋友发给他的视频:“就是今天,山西下雪了。”

“六月飞雪有冤情。”我说。

外面的暴雨下得哗啦哗啦响,雷洋小姨父凝视着店门外面说:“北京派人来过几次,去人民医院调查雷洋的病历,没有找到,但是查到襄阳街道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病历,要带走,人民医院的人没让他们带走去做假证。我在人民医院有熟人,他们告诉我的。真黑!”

“有人说,雷洋的确很惨,但是他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忐忑地说道。

“雷洋的死,不会使社会有什么进步,他这个案件不像孙志刚案件。雷洋出事的地方,正在大搞拆建。我们刚开始找的律师,他的上司不给发律师函。后来,是雷洋的在美国的同学帮忙找到的陈有西。现在舆论也快完了,案发后,要不是当时那么大的舆论阵势,连今天这个结果都不会有。如今,网上与他们口吻不一致的帖子,全部删除,谁发的就找上谁的门。然后就是拖延时间。”

雷洋小姨从市里返回,说她的哥哥姐姐今天接不到了。她有几个朋友,想去村里看看她的母亲,也就是雷洋的奶奶。

我起身告辞,向她道别,这次见不到雷洋爸妈了,因为我第二天要带孩子出发回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