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女儿开始放暑假，我便带着她回到家乡津市探望父母。

雷洋出事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网上关注“雷洋案”。心中也一直被堵着，人命关天，一个小时多点的事情，在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下，就是搞不清楚！据网上所报，雷洋是湖南澧县人，毕业于澧县一中。澧县与我的老家津市，是非常近的两个县（市）。我对雷洋产生了更深切的同情。

回到父母家，很想去雷洋的老家看看。

（一）去雷洋岳父单位

七月十八日，我趁着去了一趟常德办事，在返回途中坐上了从常德开澧县的中巴车的机会，向司机及身旁的乘客打听雷洋的老家，一提到雷洋，车上顿时议论纷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自称医生的大叔，他很气愤地谈起如今的警察群体，普遍过度执法，借执法之由欺压百姓，自身道德素质却比老百姓还差。他曾经亲眼看见某派出所干警在麻将馆赌博，就点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某某某，你公安局的，怎么也在这里赌博！”那位平时对老百姓蛮横无理，态度粗野的警察，当时也只好收了东西灰溜溜地走了。医生大叔感慨道：“雷洋在澧县人的心里，以为他在北京做大事，可是在权势集中的北京地盘上，他又算什么？！”

这时，我右侧座位上的一位大姐说起了前不久澧县王家厂镇打死人的事件。一位村民，暴雨夜去渔场偷鱼，被渔场巡逻的几个人抓住了。他拒不认罪，结果遭巡逻队一通打后又被弄到一条船上。他不服，想逃跑，就往水里跳，哪知他穿的是叉鱼的胶衣，雨又大，人在水里根本游不动，就这么淹死了。死者家属，要求巡逻队员赔偿两百万，后来才降到六十多万。

医生大叔告诉了我雷洋岳父所在的工作单位，于是，我按他的指点，打车去了雷洋岳父的单位。

到达镇政府后，我看到整个院子里有两处办公室亮着灯。我顺着灯光，找过去，三位男士在里面加班。办公室的门关着，窗户开着。我站在窗外，问他们关于雷洋的事及雷洋的岳父。他们示意我进入办公室，坐下说。

此时，司机大哥从车上下来，站在窗户外望着我们，我与他素不相识，对他的善意之举，我倍感温暖。

我和那三位工作人员用家乡话沟通，其中一位稍矮一点的男士告诉我，雷洋岳父是他们的同事——镇政府财政所吴所长。此前，吴所长从北京回过单位两天，为了办理工作交接手续。镇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请吴所长吃了顿饭，期间大家都不忍心提案件的事。吴所长就一个女儿，心情悲痛，他自己也没对大家说个什么，只说他也不知道真相是怎样，只有继续等待处理结果。他办完交接，马上就赶回北京去了。关于案件的信息，同事们都是从网上看到的。

另一位高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提问很不高兴，不知如何回复是好。他说：“我们当然关注，同事的家里出事了，我们不想关注吗？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案发地点在那么远的北京，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啊！”

那位矮个儿的工作人员，继续谈道：“我女儿读书反正不很（棒），她就只到个长沙，隔得近，这样也好，我和她妈妈照顾她也方便。”

他告诉我，雷洋不是澧县的，是津市白衣的。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是家里的人出事了。

我谢过几位的接待，坐车返回津市父母家。

（二）见到雷洋小姨

七月十九日早上，我在津市汽车站坐上了去白衣镇的公交车。

白衣是我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地方。我在镇上下了车，好几辆摩的在路口一字排开，等活儿。我连忙上前打听雷洋的家，顾不上仔细地四周打量这个镇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摩的司机都凑过来，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开了：“雷洋是和平（村）的，村里现在只有他奶奶一个人住着，他的爸爸妈妈还没回来。他有亲戚在镇上，他小姨回来了，就在那边。”

“雷洋小姨是谁啊？”

“卜文祖家里的。”

我走进一条宽宽的巷子，巷子里人来人往，走了不到二十步，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我见到一位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女子。

一开始我并不相信眼前的这位女子就是我在网上视频里看到过的，雷洋家属中的主事人——他小姨。她中等个子，合适的身材，一身黑色绒面花样图案的连衣裙，脖子上戴了一条像蕾丝花边样子的黄金项链，团脸，刚烫不久的细卷儿短发。看起来，显得精致讲究，年轻文静。她打消了我的疑问，低声说：“那就是我！”

雷洋小姨先是带我去了她家在菜市场开的杂货店，她老公在看店子，我们彼此点了下头。雷洋小姨与她老公说了几句后，招呼我去了另一个空着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放着一些货物，和简单的几样家具。

雷洋小姨顺手拿了一罐“王老吉”递给我，我俩坐在一张方桌的两边。我表达了我从外地回家，想看看雷洋家的来意。她很悲戚地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叹气，在手里不停地摆弄手机。

“雷洋是一九八七年的，我的亲侄儿，就跟自己儿子一样的。他从小就是我带着玩的。小学一至三年级在金山村小读书，四年级起到白衣乡中心小学读书，初中是在白衣中学，一上初中，他的成绩就特别突出，初中毕业时，汤校长亲自打电话到家里来，要雷洋报考了澧县一中。”雷洋小姨强忍着泪水，告诉我：“他那天晚上去接飞机，就是去接三个人：奶奶、嫂子和我……”

我问目前案子进展得怎样了？这时她提高了声音：“昌平警方和北京警方现在希望我们家属接受赔偿，和解。”

“我们是不会接受赔偿与他们和解的，坚持上法庭，要真相。雷洋的妻子也是这个态度，坚持到底。如果她怀疑丈夫嫖娼，会是这个态度吗？”

“我们这边的几位官员被北京请去了几次，去当他们的说客。”

“他们现在正调查雷洋在读大学时，与女朋友谈恋爱的细节。”

对于雷洋的尸检结果的看法，雷洋小姨说：“公检法是站在一起的，他们能说出个什么吗？”

“你们请了尸检的专家见证人？”我问。

“我们现在根本见不到专家证人。他们都是一起的！”

我说雷洋的案件一定已经惊动了高层，相信他们是有智慧处理好雷洋的案件的。

“没有哪个人处理得好。”雷洋小姨无奈地说道。

这时，雷洋的妻子打电话来，请小姨提早返回北京，家里忙不过来，他父亲身体不适，需要住院。雷洋小姨就用手机在网上退了已经买好的高铁票，重新买了提前的车票。

办好了票的事，雷洋小姨告诉我：“雷洋爸爸妈妈明天要到家，是雷洋出事后他们首次回家，雷洋那天是去接我的，明天哥哥姐姐回家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问：“雷洋的孩子长得还好吗？”

“孩子还长得好。”雷洋小姨望着我，脸上稍微出现了一丝笑意。

对于未来的具体安排，雷洋小姨一直摇头，说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她指着手机说：“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

感受着她内心的痛苦和身体的疲累，我不忍心打扰她更长的时间，于是便向她告辞返回市里。

（三）再去雷洋家

七月二十日早上，津市暴雨如注。雷洋的爸妈预计会在早上九点到达。头天，雷洋小姨并不同意我第二天去见雷洋的爸妈，理由是他们的心情很坏，性子又不好，也说不出个什么来。因此，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心里很矛盾。

我因为一件私事，要去派出所办事，在办理的过程中，顺便与一身笔挺制服的女户籍民警聊起了雷洋的事。我问她：“雷洋就是我们津市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我不是津市人，也不关心什么他的事。”

“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

“我说了，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看法，你要打听看法去我们局里的宣传部门打听吧。”

我自己的事情办完后，我还就真去了市公安局。走进公安局的办公楼，我一个一个的办公室找“宣传部门”，只见有一扇门上挂着“政委办公室”的门牌，其中一张办公桌前坐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我便进去了，先是介绍自己，然后直奔主题。

“政委”回答我：“雷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不清楚，也没有什么看法，而且此事很敏感。”

我问“政委”：“敏感？请问你为何用‘敏感’这个词？”

“我感觉敏感，就敏感！不要再说了！”“政委”示意我离开，我只好乖乖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想起头天晚上，和同学们聚会时，有一位同学说给我们听的，她女儿下学期就上高一，高考目标非常明确，走体育特长生的路线，考公安学校当警察，因为孩子说警察有权！

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正好迎面驶来一辆去白衣的车，我毫不犹豫地招手停车，跳了上去。

我直接去了雷洋小姨家的杂货店。他小姨父在看店子，见我去，客气地招呼我坐在他收款台旁边的凳子上，告诉我他小姨去市里接雷洋爸妈去了。然后，拿起手机打通了电话，递给我接，那边是雷洋小姨的声音：“因为北方暴雨，我哥哥姐姐乘坐的火车困在河南了。”我说我可以等等。

放下电话，我和雷洋小姨父开始聊起来。他和我的年龄相仿，嘴上留了一撇小胡子，一副精干敦实的中年男人模样。

他拿出厚厚的一本册子，给我看，他说：“这个家谱你看得懂吧，我老婆家姓雷，她家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雷洋的爸爸是长安（村）的，他和二姐结婚是招赘到雷家，当作长子，改‘雷’姓。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小的就是雷洋，‘思’字辈。雷洋从小和我老婆的关系很亲密。去年，因为爷爷去世，雷洋回过老家。”

雷洋小姨父的手机，不断有微信进来，发出“咚咚”的声音。他给我看一个朋友发给他的视频：“就是今天，山西下雪了。”

“六月飞雪有冤情。”我说。

外面的暴雨下得哗啦哗啦响，雷洋小姨父凝视着店门外面说：“北京派人来过几次，去人民医院调查雷洋的病历，没有找到，但是查到襄阳街道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病历，要带走，人民医院的人没让他们带走去做假证。我在人民医院有熟人，他们告诉我的。真黑！”

“有人说，雷洋的确很惨，但是他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忐忑地说道。

“雷洋的死，不会使社会有什么进步，他这个案件不像孙志刚案件。雷洋出事的地方，正在大搞拆建。我们刚开始找的律师，他的上司不给发律师函。后来，是雷洋的在美国的同学帮忙找到的陈有西。现在舆论也快完了，案发后，要不是当时那么大的舆论阵势，连今天这个结果都不会有。如今，网上与他们口吻不一致的帖子，全部删除，谁发的就找上谁的门。然后就是拖延时间。”

雷洋小姨从市里返回，说她的哥哥姐姐今天接不到了。她有几个朋友，想去村里看看她的母亲，也就是雷洋的奶奶。

我起身告辞，向她道别，这次见不到雷洋爸妈了，因为我第二天要带孩子出发回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