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
【题解】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时，未即死，因有所待，以为事有可为。他的学生王炎午对他有误解，以为他贪生，因此作《生祭文丞相》文，促其殉节。后来知道是误解，在文天祥殉难后又作祭文痛悼之。这个典故用在此处并不完全贴切，只是取其将死未死之时的“生祭”。
“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这是《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纪念时我的贺词，自以为概括得还准确，也是我的期许。
以下摘录一些过去与此有关的讲话：
2013年新春联谊会，多数与会者对新的开始充满乐观的期待，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围绕“宪•政”的主题，后来产生一篇联名上书，提出全面的建议，完全是建设性的，可谓充满了正能量。我却未签名，一则因为我原则上不喜欢联署上书言事，在“致君尧舜”和“开启民智”之间，我认为前者是无用功，后者才是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我并不分享那种乐观情绪。后来证明，乐观是过早了，那个体现一片赤诚之心的文件竟被列入了应予封杀的“噪音”，再不得见天日。那个关键词本身也被“敏感”了。
2014春节联谊会，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朝野有没有共识？我想至少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动乱，都希望能够和平地进行深化改革，渡过社会转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的对话，顾在野，王在朝。顾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问题上，“朝”与“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而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各种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那么依靠谁反腐？是孤家寡人，还是依靠全社会的正义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认为腐败已经这样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众的强大力量，是难以乐观的。（按：关于反腐的这段话，后来被作为我的“错误言论”向我提出指责。我左思右想觉得没有错，所以还坚持。我真不明白，真话、真相，乃至常识，就那么可怕吗？）。
听说本杂志在多数报刊下滑的情况下，订数大幅增加，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数报刊不景气的现象并不是正常现象，不少曾经拥有许多读者，辉煌一时的报刊，一再遭受风霜雨打，逐步凋零，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我宁愿本刊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株。（现在证明，一枝独秀是难以持久的）。
中国最需要的是培养理性的、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顺民。实际上，愚民、顺民并不能保证社会安定，没有明确的公民意识，没有法治观念，在某种情况下，顺民很容易变成暴民。建立公民社会是当务之急。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会获罪。如果把最讲理、有良知、有正义感、主张温和渐变、培养公民社会的人都打压下去，一旦有事，顺民无告，变成暴民，那才会无序大乱，是十分危险的。（可虑的是，现在“暴民”真的有日益增加之势，社会戾气上升）。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一定终老于斯，不会再用脚投票远走他乡。我对这国土无比热爱，也见证过我们的民族历经苦难，人为的饿殍遍野、精英备受摧残，再也不希望看到社会动荡，民族再蒙灾难。正因为如此，开启民智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我所寄希望于这本杂志的。
以后两年，新年联谊会都遭禁。今春为此杜老气得血压升高，以死相拼，勉强临时凑成一次聚餐。节日聚餐要以性命相博，这也够得上世界级奇闻。
实际上，这份杂志从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年年风霜雨剑严相逼，每年新春聚会都有一种悲壮的气氛。近两年风急雨骤更加升级。其实两年以前就有准备“玉碎”之说，另一种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协换取生存，但是妥协以不损害原则为底线，有人戏称“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说，我属于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观，杜老承诺的这个“不碰”，那个“不碰”，已经逼到墙角了，这“底线”在哪里？守得住吗？改革开放以来，曾有过报刊蜂起，众声喧哗的短暂的繁荣，但是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各领风骚几年，有的甚至几个月，或灭亡，或名存实亡（底线崩溃，完全变质）。一本刊物延续25年已不寻常，其原因众所周知，端赖老人的支撑，前期还有更高位、更老的人作后盾。现在他们多已作古。杜老的党龄长于方今能仗势对他颐指气使的任何在位者的年龄。前此，也许还赖组织内论资排辈的传统，或者还有一丝丝残存的敬老的伦理，才勉强容忍，得以不绝如缕至今，而并非是他一片救党救国之心感动天庭。我理解老人在晚年有所觉悟之后的一片赤诚，就凭他能对他在位时执行错误政策曾经伤害过的人，一家一家走访道歉，就令人感佩，而这份杂志正是他觉悟后的见证。当然不止他一人，还有一批从耄耋到期颐之年的老人，都同此心。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当然包括思想解放）的初心不变，所变者，是对途径选择的认识。其志可敬，其情可悯。
但是，这终究不是正常现象。现在这些都已无效。有一幅“办得不错”的题字，年年挂出来，却也起不了“丹书铁券”的作用。我曾设想，可能在某个契机主动“安乐死”，可以避免在温水煮青蛙中苟延残喘，一辱再辱的痛苦，最后连“玉碎”都不可得——杜老以90高龄与名望，这几年所受屈辱，非外人所得尽知。他忍辱负重，苦苦支撑，如果不是为了事业和良心，是难以承受的。我尽管是杂志的忠实读者，兼作者，还挂名编委，但终究不是内里人，也许旁观者清，但决不是冷眼旁观，只是揣情度势，做出自己的判断。
然而我尽管悲观，还是对现实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最近几天鲁迅的一句话经常在脑际出现：“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肆无忌惮，公然撕破协议，无法无天，这样的以城管对小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于一个机构，这样对待一位因丧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能待地打家劫舍，鹊巢鸠占，还瞄准财务、出纳（恐怕那笔不大的资产也是重点目标），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至于没有执法凭证意图强行搜包、搜身（尽管未能完全得逞），无理阻挠一个机构履行依法纳税义务，则已经明确触犯了法律。这种种暴行出自一个以“文化”、“艺术”为名的机构，最后一点文明的外衣已经撕去，礼义廉耻荡然无存，“我是流氓，我怕谁？”呜呼，我欲无言，我能何言！
本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长存的事物，一份刊物的沉浮也是常事。只是围绕它所发生的一切，突显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我泱泱中华大地上文明与野蛮的竞赛，所以不能沉默。
现在，受害方还在用文明、法律的手段，根据白字黑字的协议维权、申诉，再给法治尊严、公信力、人道、廉耻一次机会。还有谁会珍惜这个机会吗？
资中筠于2016.7.28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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