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是天津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短篇作品，故事以未来世界的北京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分配极度不均的社会。故事中，社会被分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三个部分，不同空间的社会群体不可以在六环内同时使用同一土地，土地每24小时翻转一次，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轮流生活。第一空间的500万人口生活在纯净的蓝天下，行走在绿树成荫的马路街道上，还可以光顾进口食品超市，每次活动时长为24小时。“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人口总计7500万，活动时间分别只有12小时（译者注：此处有误，“第二空间”生存时长为16小时，“第三空间”为8小时）。“第三空间”的生存环境拥挤不堪，建筑工地的沙尘可以遮蔽建筑顶部的霓虹灯光，工人拼命工作，以“换取薄如蝉翼的收入”。如果闯入高于自身地位的空间，一旦被抓住就会遭到殴打并关进监狱。小说中的人物老葛说：“好多事儿没法改变，也只当那么回事了。”
现在的北京与郝小姐笔下的世界相仿——你买到的手提包标价可能超过一些工人一年的收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的梦想中成立，而今，中国却跻身地球上社会分配最为不均的国家之列。
1970年代末期前，中国基本禁止私有制，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私人财产。此后，中国的私人财富的积累幅度令人瞠目结舌。1990至2014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3倍，而全球水平仅增长不到两倍。毛泽东去世时，中国消费者梦寐以求的是“三转一响”和“三大件”，但现在，他们渴望有一台SUV和去泰国旅游。
在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与机会差距存在于城乡之间。农村学生仅有10%升入高中，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可达70%。大多数农家子弟15岁即结束学校教育，而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取得本科或本科以上学位。在城市内，不均现象主要存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之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难以享受城市的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其原因是没有城市户口。
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大多拥有私人房产和体面的工作，然而他们同样担心受到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双向挤压。198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均）为0.3，在社会均衡分配方面位列世界前茅。然而，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已升至0.49。过去七年间，由于农村人口和蓝领岗位的收入增速快于白领岗位，官方数字已逐年小幅下降至0.46。不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主要为发达国家，见表）中，这一水平仍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很多非官方估计的基尼系数甚至更高。
尽管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国人却感到其他方面的不均情况越来越严重。国人的成功观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感受。过去，人们会将自己的生活和父辈比较，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高于以往。而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唯君 (Wei-Jun Jean Yeung) 称，年轻人往往倾向于作横向比较，根据同龄人的情况判断自己的生活质量。城市居民充分体会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远大于农村人口，此外，由于互联网和电视的存在，他们得以了解其他国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牛津大学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去年关于中国人幸福感的报告显示，收入提高对于农村人口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远大于城市人口。
中国中产阶级最大的不满在于超富阶级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高涨，而且似乎超富阶层切断了其身后的中产阶级进入超富阶级的渠道。根据上海胡润集团的调查结果，北京十亿以上富翁的人数目前大于纽约。该公司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568位十亿以上富翁的身家总和与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相等。北京大学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其中很多财产为“隐性收入”或未公开的收入。北京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王小路认为，如果算入隐性收入，2011年顶端10%的人群收入总额与低端10%之比为21:1，而官方估计的数据为9:1。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差距也在拉大。
许多中产阶级感觉他们的奋斗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由于高校迅速扩张，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2000年，本科毕业生数量不足100万，而去年本科毕业生人数超过了700万。本科学历人数的增加使社会更加平等，但是毕业生找到理想工作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中产阶级家庭因此苦恼不已。
受到挤压的中间阶层
党使数以亿计的人民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但未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到财产的益处。许多人认为超富阶层与其他阶层差距之所以会拉大，是因为整个游戏之中存在猫腻。他们认为整个社会不公平，且可以根据“有没有关系”来划分。相当多的中国人认为，关系硬比努力奋斗更实用，而有些时候，事实也确实如此。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仅为三分之一，然而他们控制了能源和金融等关键的部门，可以影响大大小小所有企业。即使并没有行贿受贿，“有的人”也会先了解到新政策和新项目。北京一家初创企业负责人孔淼（音）（25岁）称：“这不是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要政府垄断经济制高点，这种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党深知分配不均不利于社会稳定。1978年开始，党中央便不断表示“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然而在2006年，党中央却改目标为在2020年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举似乎有利于帮助底层阶级向上流动，但是也会让中间阶层更加不安。
中国所有阶层中，中产阶级似乎最容易受到不稳定的负面影响。大多数中产阶级最感兴趣的就是赚钱，但现在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他们宝贵的财产处于危险中。党让上亿人民走向小康，但却没有努力保护他们的财产。养老和保险体系皆十分薄弱。巨富人群常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但小康人士却难以这样做。国内的其它选择亦不那么诱人。党在让经济腾飞的同时，未能同时建立合理的法律体系。这个缺陷在未来可能是致命的，因其不仅对经济如此，更损害了人们对其背后政治体系的信心。
红色警报
中国
左侧：GDP同比增长，% 右侧：参加P2P理财的人数，百万
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数据库；网贷之家；万得咨询
国内银行提供的利率往往低于通胀水平，所以人们会寻找其它资产保值方式。家庭所有的金融资产中大约有15%投放在股市，虽然去年股灾时候15%的比例不至于带垮经济，但足以惹怒众多股民。约有300万人选择投资近些年流行起来的P2P理财产品。这么多个人和小企业准备好把钱砸向自己知之甚少的产品，“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放缓的经济中已经深陷绝望。”，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如是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损失惨重。
2014年，靠生产螺丝和开罐器起家的企业家丁宁成立了一家叫做e租宝的公司。公司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P2P贷方，从近100万投资者手中吸引了500亿人民币（约合76亿美元）。公司承诺，其产品的回报率为9%到15%，比传统银行高出许多倍。其甚至被政府机构授予“中国互联网诚信示范企业”称号。不幸的是，e租宝模式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去年政府冻结了公司的资产；2月份，政府宣布e租宝是一个庞氏骗局，并且根据投资人的数量，是全世界最大的庞氏骗局。长期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几乎全部来自新投资者的输入。
e租宝垮台后，数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活动，互联网上出现了数百个社交媒体团体，热议“权益保护”，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正是政府害怕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史宗翰说道，投资者的不满，不仅是因为钱财的损失，更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政府有意的政策”引导他们投资这类产品。e租宝的案例是不同寻常的，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其后爆发的抗议活动直指中央政府，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谴责当地政府机构和组织。哈佛的坎宁安认为，e租宝的业余投资者相信了政府对e租宝的背书，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信任被辜负时，自然怒不可遏。“这就像把车借给一个没有驾照的人，让他到处乱跑一样，”来自宁波的一位32岁投资人说道，他在看到官方媒体上e租宝的广告和读到国企对e租宝的支持后，在e租宝中存入了15万人民币。“政府太不负责任了。我对这个国家很失望。”
党对此也无好的解释。无论党明知这是庞氏骗局却没有警告投资者，还是在其应该知道其是庞氏骗局的时候竟对此一无所知，至少党没有提供完善的规范，在去年设立的4000个P2P平台中，有1/3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也就没有任何可信的争议解决体系。
事情还在进一步恶化。在2003年到2013年期间，全国的法庭就1051起金融诈骗案和包括庞氏骗局在内的非法集资进行了判决。但去年一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000起，仅2016年的头3个月，此类判决就达到2300起。去年，金融诈骗让投资者损失了至少200亿美元。政府对这一问题却后知后觉，迄今为止，政府对此的主要应对策略就是禁止公司在注册名字里带 “金融”二字。P2P理财目前仍然手握家庭储蓄的小部分，但他们的相继失败证明了这类P2P理财很难保障家庭储蓄的安全。
从陋室到城堡
在中国，回报率高却风险低的投资途径太少，因此投资房产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流行。上世纪90年代之后，城镇房产才开始私有化，但迄今为止，城市中已经有85%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但投资房产也一样不可靠。公寓居民日复一日地组成居民联合会，以阻止房产开发商在紧邻他们房子的地方建立高楼，但这样的努力通常以失败告终。有时买房的人在房子建好前交清全款，却发现开发商携款潜逃。
浙江省近来的一系列事件显示了中国在产权保护上的法律体系之薄弱。自从1949年党废除土地所有权和房产所有权后，中国就不再有能无限期所有的不动产，城市房产的使用期为70年，有些甚至更短。今年早些时候，温州有上百人曾在90年代购买了20年产权房，如今被要求缴纳房产市价的1/3来续约。这在大众媒体上引发了一阵强烈抗议，新华社警告，对房地产所有权的定义模糊可能会带来不安定。温州等沿海城市上千户20年产权的房屋也将在2019年到期。
不是我的门前雪
2月份，中央出台意见指出将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并逐渐打开自90年代就建在围墙和大门后的住宅小区，意在减缓道路过载的压力，更好地利用城市土地。但此举一出，群情激奋。在半天内，这条新闻被大众媒体转发上万次。许多人抱怨这一意见违反了2007年的《房产法》，其中规定小区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引起义愤的不仅仅是金钱原因。在一个封闭小区内拥有房产是自己在向更高阶层流动的象征，这个空间是远离政府控制的私人领地。这和毛时期的单位截然不同，其时政府会部署到每个人的住处，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邻里的监督。如今上百万人质疑的是在目前未知的新计划下，他们的财产是否安全。尽管中国人无意更迭政权，但他们十分渴望安全，透明和法治。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大城市里，房价通通在攀升。以上海为例，去年一年中房价上升了20%。这对已经拥有房产的人是好事，但对在未来几年有意在结婚前购房的年轻人来说，就十分丧气了。人们担心，尤其考虑到经济增速的放缓，未来一代的生活是否会不如当前。如今中产阶级的安全感疑问重重，所以人们只会更频繁地发声。
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1655-chinas-growing-wealth-unevenly-spreadand-good-investments-are-hard-find-keeping-up
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
编译/喜妹 & 雨山 & 臻一 & 伍豪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