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宋初有个道士作了一首七律,其中两句说: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二十四史列传所说并非件件是实,似是而非的东西后人已难以分辨了。

东方出版社曾经出过一套书，《我的回忆》、《郑超麟回忆录》、《中国纪事》，这些书被冠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我当年收得十一本，当是收全了。这套书的作者分别有“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投降汪伪汉奸政府”的陈公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托洛茨基派郑超麟、王凡西，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布莱恩（李德），苏联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前言中说，这些灰皮书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当时的历史因素，有不少吹嘘自己诋毁别人曲解历史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为亲见亲闻，多方分析研究，还是能够去伪存真，剔芜取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深入考察一些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纠正或补充若干历史细节。

史中事实半非真的现象在多方阅读后渐渐清晰起来，仅八七会议一事就有多处令人回味的东西。很多史料上说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上被撤去总书记一职，而事实上陈独秀在七月底已经主动辞掉该职；不少书上讲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一番妙趣横生的讲话，而事实是毛刚开口，即被罗亦农打断；党史中记载邓小平以秘书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而邓自己回忆说，他当时资格不够，只在会前布置过会场……我个人猜测，可能编史的人认为应该突出某些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地位，能拔高的尽量拔高，能踩扁的尽力踩扁。

我不是研究现代史革命史的专家，也无心考据原本随心所欲的历史编撰，我更愿意关注在波谲云诡的历史变革中沉浮吊诡的人物命运，至于权利斗争政权夺取中的相互倾轧，彼此攻击，没有新意，不必惊叹。

我曾反复读过《郑超麟回忆录》下部，下部在记述瞿秋白、蔡和森、何资深、罗亦农之外，重点记述了陈独秀其人，而多年来，我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莫名其妙联想到陈独秀的风雨人生，并为之感慨感叹唏嘘不已。

中国近代史上找不到第二个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家，他的六十四年的人生极富象征意义，他从康党转为乱党，从乱党转为共产党，从共产党的斯大林派转为托洛茨基派，具体地说，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是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启蒙的导师，他转移文化运动的方向，他领导这个运动的左翼走上社会主义思想，他发动和领导中国初期工人运动，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他又主动辞去总书记职位不再做冯妇，他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他成了统一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他因此被国民党政府监禁2084天，也因此成为斯大林攻击的对象，更因此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他因此在晚年“卧病山中生事难”，客死他乡，“东风吹泪落孤坟”。这就是一个有着绝顶聪明、敏锐直觉、刚强意志，不屈服于任何偶像和陈规的不平庸的革命者最终没能免于平庸的命运轨迹。

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告过去所控托洛茨基和托派的种种罪名不成立，但陈独秀除去摘掉日本汉奸的帽子而外，至今仍不能清白无辜地站在历史面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陈独秀寡有真正行动上的斗争，除了在日本求学期间剪过同学辫子，不过是写写文章发发传单，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不得不因早年共产党的畸形而妥协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并为共产国际的错误买单。

纵观陈独秀多次被监禁的原因，盖因言论不讨当局欢欣，而且经常触及一党独大的根本，我也因此常常想起当下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这一点来看，康乾盛世、国民政府，文字狱的坚硬度都超越我们想像。

1932年国民党政府审判陈独秀的那场滑稽剧值得一记，当局宣判陈独秀为叛国罪，监禁13年，陈独秀当庭辩诉：你们可以指控我背叛政府，但不可指控我背叛国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推翻了满清政府，又推翻的北洋政府，岂不是犯了两次叛国罪。辩诉无果，陈独秀坐牢近5年，直到抗战开始获得减刑。

出狱后的陈独秀贫困潦倒，寄人篱下，饱受农妇辱骂而忍气吞声老泪纵横，1942年的一天，陈独秀因服食蚕豆花汤中毒而亡。多年以后，后人去江津鹤坪山寻访老头子墓碑，发现残破的墓碑已被当地农人挪做猪圈围栏。


（此为安庆老家的墓地，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