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编者按：本文是潘天舒教授对人类学家包苏珊的奥运研究介绍，为“复旦人类学之友”（fudananthro）上《体育人类学家包苏珊的奥运研究》一文的增补版，微思客经《田野拾遗》（微信公号：yeskdj）授权转载，可扫描文末二维码关注该公众号。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抗和平衡的平台。竞技赛场所展现的除了选手高超的技能和、运动员精神和以“公平竞赛”为准则的所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粹之外，还有民族主义情感和利益集团的贪婪。
在冷战期间，奥运会和国际锦标赛场为北约和华约两大敌对阵营意识形态的持久较量，提供了不见硝烟的阵地。在苏联和东欧，以军事化和“科学”手段培养尖子运动员的机构和制度安排造就了所谓的“体育工厂”。其产品就是一批批在国际大赛上掠金夺银的好手。他（她）们一度使欧美选手在田径、游泳和球类项目上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对垒双方的运动员的身体几乎成了不同政体和团体表达极端爱国主义的工具。
如何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充分发挥人类学视角和方法在文化理念和实践经验两个层次上所占据的独特优势，将考察重心从地方道德世界中的单一场域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多点和多地的体育实践过程，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1904年圣路易斯 奥运会海报和标枪项目照片
体育运动的中国模式无疑是学界内外的关注焦点。1949年以来，举国体制的实施使得一些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如乒乓、羽毛球、体操和跳水等几乎成为中国力量的代名词。中国教练和运动员通过实践摸索出的一整套因地制宜的训练手段，在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境中完善和丰富了这些项目的内涵，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密苏里大学教授包苏珊(Susan Brownell)是一位具有广泛的学术兴趣、丰富研究履历和运动天赋的人类学家。她对于举国体制的日常实践、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上海世博会等议题发表过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成果。
1)跨学科研究代表作
《1904年人类学日与奥运会：运动、种族与美帝国主义》
Brownell,Susan.
2008 The 1904 Anthropology Days and Olympic Games.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与仓促上马的里约奥运会相比，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奥运会可能要糟糕的多。
首先，这是一届充满商业气息和实用主义以及美国文化优越感的奥运会，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先驱顾拜旦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904年的这场奥运会不过是路易斯安娜万国博览会（即世博会）的一个节目而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博会的国际知名度要大于奥运会），难怪许多国家都没有参与的意愿。
当然该届奥运会最失败的莫过于其由域外土著居民参与“特殊奥林匹克”赛事，还美其名曰“人类学日。”这场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市场营销的娱乐活动，实则上是通过展现“原住民”选手的竞技才艺，来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进一步强化文化间的等级差序和白人至上的信仰。可以说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留下的这一遗憾，到了1906年雅典举行的“届间运动会”（Intercalated Games）才得到弥补。
《1904年人类学日与奥运会》由人类学者包苏珊（Susan Brownell）领衔主编,融合历史学和人类学两大视角。
本书作者认为：1904年奥运会尽管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美国至上和帝国主义特色，却也不失为检视上世纪初科学、运动和政治三者间互相影响的一个窗口。1904年奥运会过度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做法尽管在当时受到世人的嘲讽，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终究主导了20世纪的绝大多数奥运赛事。
2）中国情怀
《为中国锻炼身体》（1995）
Brownell, Susan. 1995.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包苏珊就尝试使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对中国女运动健将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制度整体的描述、探讨和解析。在其专著《为中国锻炼身体》（Brownell 1994）、《北京的赛会：奥运对于中国的意义》（Brownell 2008）及其《何振梁与奥运五环路》（英译本）中，她展现出熟练运用理论工具却不拘泥于既定范式和分析框架的能力，以及通过中国经验反思欧美对于中国模式刻板印象的创新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曾祖父是美国第一位成功地为华工维权的州级大法官。
1980年她通过选拔赛，成为美国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七项全能选手。在此之前她连续三年参加充满政治意味的美苏田径对抗赛。然而由于美国发起的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她失去了展示才华的良机。她曾对我说：美国政府从不资助本国选手参加奥运会，然而却可以通过政治制裁手段实际剥夺他（她）们的参赛权，使得四年的备战努力付之东流。
1985年包苏珊成北京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获得一金二银的成绩(她创造的全国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对于实践中的举国体制，她有着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真切的“局内人”的体验和感受。
应该说，包苏珊堪称传奇的个人成长经历、在加州大学研究生院所受的学术训练、以运动员身份而进行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她与包括何振梁在内的中国体育界人士结下的情谊，使她获得了令同行嫉羡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奠定了她体育人类学代表人物的地位。
她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竞争2000年奥运会主办国之所以失利，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大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消除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傲慢心态。作为国际奥委会（瑞士洛桑）的顾问，她以学者和体育权威的双重身份，为维护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应有尊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包苏珊接受了数百家中外媒体的采访。
包苏珊前瞻性探索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田野考察和反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洞见。作为公共领域的流行文化模式，体育是形塑个人与社区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动力。注重实证、比较和细节的人类学方法为析察体育在社会语境和文化实践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而人类学的文化观以及跨学科的思维路径，必将推动学者对当代中国体育实践进行卓有成效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并取得令各界瞩目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