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的1/4决赛，中国女排面对实力强劲的东道主巴西，在赛前不被看好，比赛中首局脆败、第二局又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下，打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天之战，最终以3：2淘汰巴西，杀入四强。半决赛将对阵实力较弱的荷兰。虽然后边还有苦主美国队等着，能否再夺冠军还属未知之数，但中国女排的惊艳表现已经征服了全世界。
你可以为这场胜利找出一百个理由，但我只想说，最重要的理由是郎平！
很早就想写写郎平。国内的体育名人很多，但基本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真正让我欣赏的实在太少。邓亚萍是典型的体制宠物，从她的运动生涯，到她的思维方式和说话做人都带着刻板的体制烙印，使她一走出体育圈就贻笑大方。刘翔则是体制的玩偶，虽然贵为世界冠军、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安排、别人的期待中，最后也因两届奥运会上的尴尬表演，被国人势利而无情的口水淹没。姚明和李娜有幸跳出了体制，分别在NBA赛场和单飞后的职业网球中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俩算是活得比较正常一点。而新一代的人气明星如孙杨、宁泽涛等人，从成名那天起就在体制中挣扎缠斗，至今前途未卜。
只有郎平，虽然也成名于体制，但成名之后却主动摆脱了体制的荫庇，踏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奋斗之路。在经历千辛万苦，自己长成一棵大树之后，郎平又回归中国女排，以她独特的个性魅力，给中国体坛带来了令人欣喜的体制性突破。
1986年，夺得女排大满贯后的郎平，带着一身的伤病退役。此前，中国女排的功勋元老如孙晋芳、张蓉芳等退役后都是弄个省体委副主任当当，封了副厅级的官。按惯例，有关部门也给郎平安排了北京体委副主任的职位，没想到郎平对做官毫无兴趣。
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冠军队全体合影
郎平后来在自传中坦承，自己不愿做官，完全是因为受了刺激。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在郴州排球基地集训时，基地主任有天突然叫郎平一起上北京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领队安排的，因为郎平是名人，到北京说话有份量。钱是以建设基地之名要的，但钱要回来后，却没马上用于基地建设，因此被人告了上去。体委查下来，要郎平写检查，还严厉斥责她“当了世界冠军，就不知天高地厚到处要钱”！这是哪跟哪啊？郎平说是队里领导安排我去的，钱要回来了他们用在什么地方我哪知道啊？可领队矢口否认是他让郎平去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事给单纯的郎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憋了一肚子气的她觉得官场太肮脏，从此发誓决不做官。
80年代退役球员出路很少，做教练要论资排辈还轮不上她，又自绝于体制安排的官位，郎平只能自谋出路。
1987年，郎平自费到美国留学，在新墨西哥州大学边读书边当校排球队助教，没有工资，只免学费。这个曾经叱咤排坛的世界冠军、在中国被人捧上天的“民族英雄”，为了养活自己，只能去教最初级的学生，甚至夏令营玩排球的小孩，几乎从零开始。为了省钱，她上学时的午餐都是自制的三明治，一个星期的午餐费只花五、六美元。期间她甚至还应聘到意大利甲A俱乐部去打职业联赛，带着伤也坚持上场，只是为了挣钱，使自己能经济上自立。
在出国后的22年中，除了1995-1999经恩师袁伟民力邀，回国做了几年中国女排主教练（纯属“奉献”，在国外俱乐部执教年薪至少十几万美元，而中国女排主教练当时的月薪是335元，加上各种补贴，年收入约6000元人民币），郎平一直在美国、意大利、日本甚至土耳其做排球教练，从一开始的大学业余队，到后来的职业队，乃至美国国家队，她硬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国际排坛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了炙手可热的国际知名教头。
郎平执教美国队
2009年郎平离开美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后，刚刚宣布自己准备退休，许家印即以极大的诚意，完全的授权，外加年薪500万，力邀郎平回国组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职业俱乐部恒大女排。2012年，中国女排在伦敦奥运遭遇滑铁卢陷入低谷，次年新任的排管中心领导再次盯上了郎平，比三顾茅庐还要虔诚，主管领导多次南下广州力邀郎平执掌中国女排帅印。
2013年中国女排主教练是公开竞聘，但直到竞聘当天的凌晨，郎平还没松口。从郎平当时再三推辞，迟迟不应的心态看，郎平对执教中国女排充满疑虑。联想到1999年她坚决辞职那一幕，不难想见，她对中国体坛的体制性弊端应有切肤之痛。在国外执教这么多年，对比十分明显。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处处都是掣肘，郎平有心无力，知道自己很难突破。
但在最后时刻，郎平还是松了口。事后她自己透露，是排管中心领导的承诺最终打动了她，这个承诺包括对女排选人用人的绝对话语权、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甚至改变国内职业联赛规则等等与现有体制和传统模式差异极大的一整套新思路、新做法，排管中心全盘接受，并全力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持。这些承诺等于给了郎平突破体制的尚方宝剑。也正是这一点，使郎平在中国女排获得了国内教练无法获得的操作空间。
郎平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组女排队伍，只留下惠若琪、魏秋月、曾春蕾少数几个老队员，而朱婷、袁心玥、张常宁等一批95前后的年轻队员被破格提拔，像最年轻也是个子最高的袁心玥，从国少队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国家队，这在以前很难想像。对新人，郎平悉心培养，又大胆使用，使这批新秀迅速成长为国家女排的绝对主力。
郎平在比赛中指导中国女排队员
复合教练组也迅速到位，包括各省抽调的多位技术专项教练及从美国聘请的专业队医、康复师、体能教练等等，郎平领衔的教练组及专业支持人员超过15人。带着几个陪打和一个队医就去征战大赛的窘境已成过去。
举国体制下对运动员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个人活动的空间很小。几年前，有人给女排送东西，还只能隔着栅栏给，因为女排队员禁止走出公寓大门；现在还有不少运动队，晚上9点以后还要收缴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郎平则借鉴美式思维，不让队员在严格的训练比赛氛围下太过压抑自己，对女排的管理充满人情味。郎平平时鼓励队员展示个性，朋友圈中的女排队员经常靓丽出镜；在国外比赛后，允许队员们去逛街购物，整个球队气氛轻松融洽……这种改变，观众从赛场上也能感受到，每到紧要关头，队员们能迅速调整和调动起来，就像刚刚结束的对巴西这场1/4决赛，这种精神面貌的不同常常会决定比赛的走向。
正是凭借全方位的突破，郎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就把中国女排从亚锦赛第四这样前所未有的谷底，带到了2014年世锦赛亚军、2015年世界杯冠军的巅峰。
去年再获世界杯冠军后，有媒体评论说，郎平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女排再创辉煌，除了她的执教能力和人格魅力，关键在于对旧体制的成功突破，而这一模式在目前的中国体坛很难复制，因为郎平的独一无二，也因为众多的体制性障碍，国内教练无法逾越。但郎平在女排的体制性突破，依然给中国竞技体育陈旧模式的改变带来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示范。
2008年，当郎平率领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上战胜中国队时，许多小粉红恶毒地咒骂郎平是“祖国的叛徒”。对这些咒骂，郎平十分无奈，她说“我是一名职业教练，执教美国队只是一份职业，并不是为了击败中国”。她至今也没入美国籍，她解释说：“我要是入了美国籍，怕是要被他们骂死！”
在某种意义上，郎平确实是个“叛徒”，但她不是“祖国的叛徒”，而是“举国体制的叛徒”：从30年前自觉摆脱体制的笼罩，努力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个人，到今天回归中国女排，并努力带领女排从僵化的旧体制中突围，郎平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强大力量。这正是郎平的魅力所在，也是郎平对于中国体坛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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