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顾委谈动乱
5 月 27 号
上午,我向中顾委全体委员详细地介绍了动乱的经过和赵紫阳违反党的原则,反对小平同志的经过。
李先念主席在政协做了重要讲话。
下午,请尉健行和吕培俭来,按赵的要求,布置查清他两个儿子的案件。
晚上,开常委会,决定由乔石、宋平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会。要求把我今天在顾委的讲话以通报发下去。决定对鲍彤进行审查。
今天上午,我出席了中顾委全体会议,向老同志们详细地介绍了动乱的经过以及赵紫阳违反党的原则支持动乱的经过,还介绍了小平同志和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我的讲话摘要如下:
4 月 26 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目的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动乱。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件事情的根子是出在党内,之所以有许多的人卷入到这一场动乱中区,不明真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 4 月 15 日耀邦同志逝世到今天,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常委大多数人对于制止这场动乱所制定的方针和措施。耀邦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决定进行治丧活动,一定要把这次治丧活动办好。当时在大学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中央就定了一条,如果在治丧活动中,群众中间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党和政府将采取克制的态度。到 22 日,治丧活动结束了。但是在治丧活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极不正常的情况。一是开始了游行活动,出新了一些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的纲领,主要表现在”七条”要求上。最核心的就是两条,一是正确评价耀邦同志;二是要为 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凡。
第二件事,就是发生了一些列的打砸抢事件,在首都两次冲新华门。在湖南长沙发生了打砸抢时间,有 20 多家商店被洗劫。在西安游行的人也冲了省政府,搞打砸抢,烧了传达室。
在这个过程中,赵紫阳同志只强调”克制”,而对已经出格的事情,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常委的同志几次给他提出意见,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矛头指向了小平同志,要为 1987 年反自由化翻案。赵紫阳同志总是说要”克制”,要”避免冲突”。这样,党中央就放弃了领导,以致于事态一天一天地发展。
到了 22 日上午,悼念活动总算结束了。看到形势还在继续发展,赵紫阳同志就要到朝鲜去了,我向他提出应再开一次常委会,讨论一下中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与对策?字样很不耐烦地说,方针都很明确嘛!一条叫做一切恢复正常;第二条叫加强对话;第三条是避免流血。但是对这个时间的性质他一直不讲。我们心急如焚,他却一不开会研究,二不对性质表态。
22 日学生回去后就开始罢课,到 24 日罢课的人数达到了 6 万人。成立非法的学生组织,原来的名字叫”团结学生会”,后来改叫”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到 24 日,”高自联”在北京街头巷尾张贴了很多标语,并派遣了大批学生南下北上,进行串联,酝酿更大的游行示威。
由于赵紫阳同志没有明确这个事情的性质,北京市感到工作非常难做。我和乔石、胡启立同志一起开了一个会,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对青年学生要注意疏导,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但绝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对打砸抢等不法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加以制止。
24 日,万里同志听取了北京市的回报以后,给我打电话,建议马上召开常委会,研究当前的局势。当晚,我就召集了在京的常委碰头会,吸收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当前不是一般的游行、示威,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会议作出几条决定:第一,中央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由乔石、胡启立和李铁映三个人组成。第二,就是要写一篇社论,表明中央的态度,由胡启立负责组织起草。第三,就是要争取广大的青年学生,指明搞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大家认为,能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争取广大群众。
25 日上午,我和尚昆到小平同志哪里去,把常委碰头会作了介绍。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小平同志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极少数人制造的一场动乱,应该迅速加以制止。认为动乱已出现,就是全国性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在谈到要同学生对话是,小平同志说,对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迁就,一迁就有些人的气焰就越来越高。现在看来,事态的发展与小平同志的估计和分析完全吻合。
到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现在的焦点就是如何评价这篇社论。社论指出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动乱,定了性。但是同时指出,搞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是?的。24 日常委碰头会的纪要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用密电发到平壤,送给了紫阳同志。他回个点:”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话虽很短,但当时他是明确表了态的。
中央给各地发了通知,社论就是中央精神,要求各级组织胺社论处理各地的混乱。社论产生了强大力量,学生积极分子行动起来了,党团员开始做工作,并酝酿复课。搞动乱的人面临了一场危机。于是他们又组织了 27 日的大游行。口号也作了改变,原来是喊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而游行口号一下子僵掉了,出现了反对动乱,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就是打倒官倒,打倒腐败。调子降下来以后,也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的同情。政府对游行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以后政府和学生开展的对话过程就非常曲折了,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澄清了很多问题和谣言,也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对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形势总的趋向平稳。
“五·四”游行以后,绝大多数高校都宣布复课。5 月?日,北京高校的复课率达都在 80%以上,总的趋势是缓和的。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以后,在 5 月 1 日的常委会上还完全肯定 26 日的社论,肯定在他出国期间常委会对学生游行处理是好的。但是,赵紫阳同志很快就违背了他在朝鲜时给中央的回电,对小平同志谈话表示拥护的态度哦。他说,有这么多人参加游行,得到北京这么多人的支持,4 月 26日社论对学生性质的判断是错的,要加以纠正,采取淡化的方法加以处理。
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室 5 月 3 号在人民大会堂开的。赵紫阳同志有一篇讲话,征求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好几位同志提出,要他在讲话中强调反对动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尚昆,乔石,依林,锡铭同志,还有我都提了意见。但是,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字不提,对同志们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5 月 4 日,赵紫阳接见亚行会议代表又发表了一篇讲话,26 日社论的基调完全不一样。社论讲的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动乱。他说,我们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记者,要求全文发表。鲍彤要求连续三天重复播送。因为他发表了这么一个讲话,动乱者受到鼓舞,事情越闹越大,直至发展到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这种严重的地步。
绝食开始时,赵紫阳还说没什么了不起。后来随着绝食的人越来越多,他又惊慌得不得了。在这段时间里,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很难做。谁都看得出来,赵紫阳”五四”一讲话,分歧就公开了。总书记是代表中央的嘛,是不是中央的方针变了?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又陷入瘫痪。动乱已经发展,不仅是在北京,许多城市学生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请愿活动。
在上海,江泽民同志态度很坚决,一开始他们就发了一个通告,旗帜鲜明的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整版悼念耀邦的文章。否定那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同志就找钦立本谈话,说你们在这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是很不合适的,很可能起煽动作用。钦立本在一边答应修改稿子,一边就已出版,发送出去了。上海市委就采取了果断措施,停刊整顿。做得非常坚决。江泽民通知到北京找赵紫阳同志谈了一次,却没有得到应有支持。
接待戈尔巴乔夫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进行的。按照惯例,是要在人民大会堂前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但当时学生绝食和游行,没有办法在那里举行,因此临时改到飞机场进行。小平同志举行会晤是在人民大会堂北门里的福建厅。学生袭击了北门,把玻璃都打破了。到下午我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只好改在钓鱼台举行。那几天的活动都要绕道而行,我们简直成了地下政府、地下党了。甚至在一些街道上,学生纠察队还要检查车里面坐的是什么人。
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了一段话,说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作了一个决定,虽然小平同志退出了政治局,但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请示他,他是我们党公认的领袖。他这样讲就是要把邓小平同志向世界抛出去。在他这个讲话后,第二天学生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了。
16 日晚上 10 点钟,召开常委会,讨论应该怎么办,会上的分歧就非常明显了。赵紫阳坚持不是动乱。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动乱。采取什么方针,多数同志认为只有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动乱。但是,紫阳他说,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承认 4 月 26 日的社论是错误的。尚昆同志说,动乱分子肯定不会罢休嘛,最后就要追到小平同志的头上。这时,赵紫阳同志又提出一个方案,就是采取一种既保护小平同志,又否定这个社论的办法。他讲,你们可以说,26 日社论发到了平壤,是我签发的。大家说,这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吗?就连一个诚实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做这种事情。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摆在政治局常委面前。
到了 17 日,在小平同志那里,全体常委,加尚昆同志开了一次会议。以后,到 19 日又开了一次会,除了常委外,还有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加上军委委员。前后开了这两次会。大多数常委和老同志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第一点,4 月 26 日社论是正确的。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社论所预计的情况。4 月 26 日社论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退。许多老同志讲,要退,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执政了,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多少人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完了。
第二点,指出问题是出在党内。表面看起来是学生运动,那么多人参加,可实际上是党内的斗争。4 月 26 日以后,形势在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化。到 5 月 4 日,赵紫阳同志讲了那篇话之后,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学生就越闹越凶。为什么闹,就是学生看到在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两种不同的声音。所以,问题出在党内,要首先解决党内的问题。
第三点,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由于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采取戒严。宪法上讲的”戒严”,在英文翻译上与”军管”是一个词。戒严是一种维持秩序的紧急措施,军事管制是由军事部门来行使政府全部或部分职能。当时,单靠北京的警力已不能维持北京的秩序了。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有权决定宣布在一个省、一个直辖市部分范围内实行戒严。学生要求人大常委会出面取消戒严令。彭真同志讲,人大常委会只有当政府违宪的时候才能进行纠正。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常委作出了戒严决定。赵紫阳同志不赞成,他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
回来后,我们继续开会,作具体部署。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戒严令。当时大家想,这个大会由赵紫阳、李鹏同志去讲,以显示党的团结。赵紫阳却说,我这个总书记到此就为止了,我明天就写出辞职书。由于他不出席,在那天会议上,把党内的分歧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另外一次公开暴露分歧是 19 日早晨看望天安门的学生。赵紫阳拿着喇叭讲了一篇话。他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赵又说我们这些人都老了,无所谓了,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做不到,终究可以做到。他再一次公开地把党内的分歧暴露在全国,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人大在 22 日这一天下午,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们开了一次会,对当前的形势表示了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晚,尚昆、乔石、依林同志和我就先与人大常委的党组成员们一起交换了意见。我们就把党内分歧的真实情况讲一讲。大家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看法就比较统一了。所以,第二天中央常委决定,把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向在京的高级干部通报,向各省市的领导同志通报。这两天各地同志陆陆续续从外地来了,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老同志也亲自出面做工作。昨天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彭真同志也在做人大副委员长们的工作,他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来经过风风雨雨,浴血奋斗,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也不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丢掉了,谁也不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丢掉了,谁也不想把改革开放的路线丢掉了。
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影响问题。这几年赵紫阳同志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代表”。现在,西方也向我们施加压力,有几个国际银行暂时停止了对中国拨款,还向香港的中资银行提款。有的国家还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党积极倡导改革开放的,把握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别的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小平同志。不会因为赵紫阳同志有什么变化而丢掉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小平同志领导之下,在其他老同志的支持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决心把改革开放政策坚决执行下去,而且会贯彻得更好。
赵紫阳既然给政治局写了信,要求对他的两个儿子倒买倒卖行为进行调查。我本着对党组织负责,也对赵本人负责的原则,下午请检查部长尉健行和审计署长吕培俭同志来,指派尉健行到广东核查赵大军的问题,吕培俭到海南岛核查赵二军的问题。
当天晚上,常委开碰头会,决定由乔石、宋平同志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会议要求北京市在三四天内清理天安门广场,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决定对赵紫阳的秘书、有重大泄密嫌疑的鲍彤进行审查。
当党中央加紧筹划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政治上统一全党对动乱的认识,并对赵紫阳等支持动乱的人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那些制造动乱的人也在作垂死挣扎。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制造这场动乱的指挥系统,但是可以肯定广大参加动乱的学生是受蒙蔽的,在他们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背后操纵的人有国际背景也是可以肯定的。
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他的秘书鲍彤所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则是宣传自由化、组织动乱的急先锋。在”5?19″首都干部大会以后,”三所一会”就抛出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从后台跳到前台,公开暴露他们指挥动乱的真面目。这”三所一会”是指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个单位。他们所抛出的六点声明,也成为后期煽动并指挥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他们明确地宣称,这次动乱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反对采取”军管”行动,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立即召开”共产党特别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查。而这个纲领性文件是由陈一谘与鲍彤密谋后形成的,并且在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陈一谘前往中南海鲍彤办公室谈话近一个多小时,鲍彤表示同意。鲍彤还告诉陈一谘,以后你们已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了。从此,从赵紫阳到鲍彤,从鲍彤到陈一谘,再通过陈一?到社会上搞自由化的”精英”,从”精英”到前台的学生领袖这一条线就断了。不久,陈一谘见大事不好,也就逃之夭夭,流亡海外了。
另外一条线索是”精英”们从后台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 5 月 19 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 12 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精英”要将背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到 5 月 23 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会议,成立所谓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从 5 月 23 日至 6 月 3 日这个”维宪会”一共开了 11 次会议,成为指挥天安门动乱和暴乱的实际的司令部。许多长胡子的精英,如陈小平(政法大学讲师),吕嘉民(工运学院副教授),老木(原名刘国为,文艺报工作人员),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四通公司计划部长),甘阳(社科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刘苏里(政法大学讲师),邱延亮(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搞动乱的主要学生头目,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都参加”维宪会”的会议。”维宪会”成立时所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是由包遵信、甘阳起草的。”维宪会”主要口号是”保卫宪法”,维宪是针对戒严。”维宪会”还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为总指挥。
第三条线索,作为这次动乱中活动最频繁、出头露面最多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是直接受命于北大教授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而在平息暴乱之后,方励之夫妇慌忙逃匿到美国大使馆,受到美国的庇护,现在还流亡定居于国外。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与陈一谘领导的经济体改研究所关系十分密切。1986年 10 月 11 日,经鲍彤请示赵紫阳同意,由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谘与索罗斯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成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由索提供不低于 100 万美元的赠款,资助中国”改革”活动。
1988 年 10 月 26 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乔治?索罗斯,双方谈到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问题。索认为,苏联的改革”就是它的公开性、民主化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赵紫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国内改革的一种产物”,现在看,戈的”改革是真的”。赵紫阳又对索罗斯说,”苏联先从政治改革开始是因为要找一个依靠力量,就是找到知识分子”。赵紫阳赞扬索罗斯”对中国改革很关心,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前一段合作得很不错”。
索罗斯是美籍匈牙利犹太人、金融投机家。从 1984 年到 1987 年,索罗斯先后在匈牙利、苏联、波兰、中国建立了”基金会”,目的是”协助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和批判性思维”。索罗斯说”要用自己的钱加速铁幕后面的社会改革”。他说,”共产主义正在崩溃,我的目标是帮助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从而加速这个崩溃的进城。”索罗斯还直接参与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他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经费,给匈牙利的政治反对派优厚的援助。在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还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 10 万人参加的集会。在前苏联,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戈的夫人赖莎担任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的主席。可以说索罗斯充当了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索罗斯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扮演了主要投机分子角色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线索,如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 50 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5 月 20 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在暴乱平息后,一大批搞暴乱和动乱的头面人物,如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李录等人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组织”黄雀行动”的渠道而逃亡国外的。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中央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李洁明,是他一手策划了这场”黄雀行动”。
今天,全国政协主义李先念同志在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小字体开始
我已经 80 岁了,作为一个征战半生的老战士,作为一个为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参加者,对于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无限忠诚的。我愿意同大家一道,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共同努力。
广大青年学生提出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促进民主,希望社会进步,愿望是好的。但是,采取罢课、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请愿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方式于国、于民、于他们自己都不利,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被极少数人利用,造成动乱,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长期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最近,极少数人幕后策划,制造谣言,挑拨煽动,恣意扩大事态,企图通过动乱,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一切爱国的、有良知的各界人士,(?)是不愿意看到,也是绝对不会容许的。
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杨尚昆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的社会安定,保卫首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政协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中,在团结各界人士协助党和政府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几十年来,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我完全相信,在他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后,一定会更加坚决地拥护党和政府作出的决策。
小字体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