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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想要的东西，
不过是法治社会该有的东西，
更是所有法律人本该一致向往的东西。
如果该有的东西竟不可得，
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律师界为同类喊冤的事，近年时有发生。与之相反的是，公检法人士每年入罪的人数远比律师多，却罕有为之喊冤的同道，想必他们是无冤可喊的。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则律师喊出的种种冤屈，大概不会是无中生有，至少未必都是无中生有。
律师涉案的祸端，多源自《刑法》306条，这区区十数字的罪状，被指为“恶法”。恶的理由，各有所议，撇开偏激之论，谓其“隐含职业歧视且易于引发职业报复”，算是中肯。论据呢？如果稍加留意，似乎不难找到“恶劣的先例”；至于步其后尘者，亦不鲜见，新近北海有四名办理同一案件的辩护律师被“一锅端”，再度为某些说法添上了实证的注解。
缘何律师独有诈伪之罪，而体制内的法律人却没有？难道律师生来不是端士，须得刻意提防？问题更在于，有这样的罪名恭候着，律师一旦犯了别人的忌，便不时面临牢狱之灾。惜乎律师的本分，总不免坐而论道。与人较劲，言词碰撞之间，岂能处处周全。
倘若别人被你揭了短，或是断了进路，于恼羞成怒之下，要借助《刑法》306条构陷于你，你便有巧舌利齿，也很难逢凶化吉。毕竟，古往今来，雄辩如苏格拉底者，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如果这挑骨头的角色里再多出几位“专家”，便是挑出虎骨来，也未必稀罕。
如此不堪的处境中，“身处下流”的律师，自然是要挣扎的。
2011年6月14日，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发，被告人翻供，刑辩律师被抓捕。在律协维权无力、救助缺位之时，全国的律师们迅速组织律师救援团，抗争维权。但各级律协鉴于其尴尬的地位却不能提供太多帮助。 2013年2月7日，北海中级法院判决认为，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五名被告所涉故意伤害罪不成立。同日，最后一名辩护律师杨在新被“解除取保候审”，“北海律师案”终止。
北海乱局中的律师会战，不过是此前某些公案的逻辑延续。
律师的群策群力，看似纠缠于个案是非，实乃为芸芸众生“守土”，其中隐含的因果关系是：律师若为鱼肉，公民必成草芥——这样的后果，不惟律师惧怕，也深为智识阶层所忌惮，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律师集体喊冤，学者群起声援，此等景象，晚近数十年，好像不曾有过，这只能说明，律师的生存空间已经逼仄到了极限，殊难得过且过，苟且偷安了。如此，惶惶之中，律师的集体挣扎，便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在类似“北海事件”中，律师的所为，擅权者大概不会喜欢。卿本花瓶，却不安分守己，偏要在花瓶里插什么“带刺的玫瑰”，当真是不知趣。既然你要享受道义的高潮，别人便要施以政治的大棒，北海律师的入狱和外地律师被刁难，莫不透显出专横司法的一贯逻辑。
可叹的是，这一逻辑的根深蒂固，恐非常人可以参透其详。近年来对“律师”二字的某些解读，已然若隐若现地昭示了这个职业可能步入的歧途，个别律师的牢狱之灾，不过是一种信号罢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有律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站到了暗流汹涌的风口浪尖上。老实说，我们远离“侠”的时代，已经很久了，然每看到这样的人，虽是行不能从，却不免心存敬意。
原本，这些已博得功名的律师，大可安居一隅，静享丰衣足食的生活。别人的不幸，他们便是躲在一边，扼腕叹息一番，顺便表达一点惋惜之言，就算很有人情味了。然而，到底是辅车相依的关系，唇未亡而齿已寒，寒极而怒，面对同行的落难，他们愣是拍案而起，有的干脆不顾斯文，赤膊上阵了。
律师发了脾气，而且闹出的动静还很大，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于我看来，律师的心思，每有常人不能度者。看到项庄舞剑，便会联想到沛公的安危，换了同样有文化的医生，恐怕不会这么敏感。
北海律师之厄，在普通人眼里，无异于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闯了祸，受到责罚理所当然——这样的事情天天有，似不足为怪。然律师从中嗅出的，却又是另一种味道，一种危险的味道，其与当年项伯在鸿门宴上目睹项庄舞剑时的感受，实有相通之处。
所不同的只是，今之“沛公”，乃指律师群体，以及其后千丝万缕相关的芸芸众生——一旦306条的司法尝试变得容易起来，对律师而言，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律师不能自保，公民也未必有好日子。一如约翰·多恩的诗句所言：
丧钟为谁而鸣？既为别人敲响，也为自己而鸣。
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律师的动怒，原来另有深意。
透过北海一役，律师们所求若何？让北海律师洗清不白之冤，促使北海律师为之辩护的故意伤害案获得公正审判，自是应有之义。
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此契机，凸显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种种积弊，展现律师执业活动的诸般艰难，掣肘擅权，传播公义，警醒同道，启蒙庶民，更让有关部门有所反思，推动立法的完善、司法的文明，这才是律师想要的东西。
其实，律师想要的东西，不过是法治社会该有的东西，更是所有法律人本该一致向往的东西。如果该有的东西竟不可得，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2011年8月10日
本文摘选自《律师想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