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 1931 年 11 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 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 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 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 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 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 东的优势。1931 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 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 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 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 年 1 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 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 会合，于 1933年6 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 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 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 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① 《周恩来年谱》，页 245。

② 《周恩来年谱》，页 245－46、249－51。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 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 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 1931 年 11 月 7 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 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 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①高自立以及何叔 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 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 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 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 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 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②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 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 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 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 日，博古、项英参 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 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 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 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 毛在 1931 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 1931 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 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 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 年 1 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 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 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

① 王观澜 1931 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6 期。

②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 年），页 356-57。

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 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 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 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 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 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 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 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 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 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 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 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 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 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 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 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 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 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 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 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 庄农民电」。

1934 年 9 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 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 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①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 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 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 433。

②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页 550。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 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 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 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