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 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 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 成员。1938 年 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 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③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 1938 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 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 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 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 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 1937 年 6 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 年 9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 70-71。
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①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 白。1985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 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 的看法」。②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 科的。 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 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 1936 年 12 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 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 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④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 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 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 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 1937 年11 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 1938年 3 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 年 7 月，在王 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 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 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
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 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 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 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 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 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 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 1937 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论文集》，页 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 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 中共地下党员，1937 年 3 至 6 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 2。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 83。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页 329。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 年 12 月 27 日。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 3 期，转引自《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 356－57。
例如，在共产国际 6 月 11 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 7 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 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 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 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 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 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 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 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 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 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 1938 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 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 1938 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 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 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 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 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①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 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 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 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 1938 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 1938 年 8 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 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 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 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 年 7 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 年 8 月，王稼 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 有的东西，而是 1938 年 6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 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 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 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 3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