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 1935—1938 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 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 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 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 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 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 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 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 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 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 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 191O 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 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 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 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 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 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 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 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 年 10 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 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②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 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 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 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 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 年末，来自 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 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③几个月后， 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页 325。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 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8 卷，页 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36。

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

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①

 从 1939 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 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 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

1942 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 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 一 1956 年，《联共党史》甚至成 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 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 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 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 年5月 20 日，王明 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 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③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 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 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 达到顶点的 1938 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 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④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 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 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 157。

②毛泽东 1941 年 5 月 19 日的演讲在 1942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 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 1941 年 5 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 年），页 56。

③延安《新中华报》，1939 年 5 月 26 日。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 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 2 卷（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0 年），页 576。

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 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 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 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 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 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 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 至 1945 年，任弼时、胡乔 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 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 1945年8 月修改稿中， 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 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 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 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 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 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 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 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 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 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 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 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 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 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 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 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 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 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 理论化。

1937—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 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①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 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 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 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 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 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 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 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 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 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 悖事实。然而就 1939—1941 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 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 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 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 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 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 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