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社】2016年8月，动荡不安的新疆自治区又迎来了高层人事更迭。61岁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奉命调新疆接替张春贤，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两个月过去，新疆治安形势如何，陈全国有何高招，使这个一直在分裂和暴力恐袭荫影笼罩下的民众，能够恢复无忧无虑的生活？

以下是博闻社获得的一封致陈全国的公开信，它出自新疆一位法律工作者之手，信中反映的问题，或许可以为我们了解新疆的现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考。

公开信的作者卓泽学，新疆天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新疆阿克苏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

——编者

陈全国书记，我们已经哭了，你听到了吗——致陈全国书记的公开信

陈全国书记：

前两天，我听人家说，因百姓对过度的安检不胜其烦，向你反映，你说：我们宁愿听百姓骂，也不愿听百姓哭。

其实我这听说的，可能并不确实，因为这话绝对不是你第一个在新疆说的——因为我在你没来新疆任职以前就已经听到官员挂在嘴上了，只不过，可能因为你来了以后，新疆的安检因变本加厉，而引起民间误传而已。

但，现在的一些维稳措施和手段，的确是过分了，不仅是一片骂声，而且，应当说已有哭声了——直接要哭的是因为这安检被罚款、被关门的超市、加油站甚至是宾馆的老板。只不过，这哭可能无声，而且不是暴乱分子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这维稳的懒政措施造成的。

新疆维稳，驻村、精准扶贫、安检、路检······有没有必要？有，但一定要像现在这样搞法？个人浅见，似乎是太过、太过了。正如有些百姓说，现在是暴恐分子、分裂分子没有做到的，陈书记帮助做到了。

这话听起来很过分，但似乎不无道理。说实话，在小民眼里，新疆暴恐分子、分裂分子，他们又能做什么？能把新疆或南疆分裂出去？不可能！或在南疆建国？更不可能？

他们无非就是通过扔几颗土制炸弹，拿几把大刀去砍几个人而已。目的无非只能是制造恐怖气氛，威慑在疆的汉族同胞，让新疆处在一种恐怖气氛之中，将新疆汉族人吓走，同时，让外面的人吓得也不敢来。

7.5过后，爆恐分子的部分目的达到了。但通过不断地整治，有一个时期，当政者意识到：对一系列暴恐事件的应付，和过度地维稳措施并不利于新疆的发展和安定。于是，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措施，包括撤掉了一些卡点、巡逻车，对一些暴恐案件尽量不报等等。

2015年、2016年年初，新疆人流稍有增加、旅游人气有所提高。但是，不知怎的，你来了，据说你开了一次会，讲了一通欢迎不欢迎的话，结论是：不能出事。

于是，全区，安检措施徒增。新疆的路不再畅通，不仅机场、车站人员大量聚集，即便是原本通畅的高速路也要停车安检，甚至连居民回家也要接受安检······而且，街道、社区的钓鱼执法让正在开门的工厂、商场、企业不堪其扰。

不少加油站、超市甚至宾馆，因为社区干部夹着的刀片、藏着的小刀等被责令关门停业······一时间风声鹤唳，再加上原来已经关掉的早市、夜市，还有围起来的广场。

于是在新疆各种关于安检的“段子”频出：这里可以试举一、二例观之，不知你听到有何感想：

“话说：一内地女人来新疆打工两个月，回家后丈夫发现她的胸比以前变大了，遂问怎么回事，她说：他妈的，过个卡子摸一下，过个卡子摸一下，进商场摸一下，上厕所摸一下，坐公交摸一下，去医院摸一下，上菜市场买菜过安检门都要摸一下，回来了进火车站又被摸了好几下，能不变大吗？”

这虽说是个笑话，但确实很形象。此外，还有一个一个人买牛奶回家的故事，也是如此。网上公厕前摆着的桌子和戴着红袖标的维族大妈，更加生动，更加传神。

前天早上，一个在内地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诉说他的烦恼，问我怎么办。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某县有个宾馆，他说他们先是因为县上有领导来检查，没有对领导进行搜身，被要求罚款10万，后来好说歹说被罚了2万。他说，这他也认了，因为他们确实没搜领导的身。

但是几天后的事就让他不能理解了。他因为安检问题，没有办法达到安检条件（人少不够用），就关了茶室、卡拉OK厅。但宾馆饭店因要养活1—200人不能轻易关门，就考虑到实际情况，乃决定深夜2点以后关大门停止接待客人。这样就省去了安检的麻烦，实是不得已之举。

但是前几天半夜三点钟，几个人非要住店，不让进不行，吵了半天，让进去了，一到前台，来人就亮证亮枪，并自称是自治区工会的某领导，扬言是来检查的，说什么宾馆有几个小灯不亮，消防不合格，要他们关门。

后来，宾馆人员找到这个官员的电话找他求情，他又暴跳如雷，说泄了他的密，云云，不依不饶。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当时就问，你要告吗？他说不关门就算了，关门就找你打官司，我说行，你搜集、保全证据。

但我心里打鼓，告状有门吗？钓鱼执法，太熟悉了，因为从G20一级响应到现在阿克苏没少这方面的新闻，比如一个社区干部夹着个刀片进超市，超市未检出，被勒令停业，一个加油站被藏着打火机的干部“钓鱼”被关门，一个藏在故意设计的夹层里的榔头······当然，还有更高级的“笑话”：当“钓鱼”的人没钓成功，被钓的人被查出来后，安检人员把钓鱼的人当做暴恐分子一顿狂揍。

这个是我到县上开庭听说的，大家听了都特别开心。还有我亲身经历的：笔者上个星期开车出去玩，走到温宿想到加油站加油，至少有两个加油站关门，后来其他加油站的人说，他们被“钓鱼执法”了。

说到“钓鱼执法”？你说他们是执法人员吗？不是吧！但不是又能怎样！在维稳的帽子下，一切都被认为是“合法”的。这些人的权利，别说可以关人家的门了，抓人也是可以的。依法行政？在这里只能是口号一句了！

所以，如果说，新疆现在是人心思离，并不夸张，本来说要来新疆的人，因此望而却步，也变成了新常态！可怜了我们这些走不了的人，不知该怎么办？7.5也没有吓退我们，但现在我却动起了要走的心思了。因为，新疆越来越看不到希望，越来越后怕。

但，我们知道：当官的可以王书记走了，张书记再来，张书记走了，陈书记再来······因为你们无所谓，你们哪里哪里有房、有家，我们这些新疆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哭了······难道这就是你的治理新疆要达到的效果吗？

作为治疆者，如果真正要稳疆、兴疆，这个游戏绝不能这样玩！要想稳疆、兴疆，我们要做的是让坏人骂、坏人哭，而不能让老百姓只在骂和哭中做选择！

试想想，当你们让百姓在“骂”和“哭”中选择的时候，“三股势力”既没哭，也没骂，而是在偷着笑，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让你们帮助达到了。

陈书记，治国者或执政者无非要国泰民安。如果一个治世手段造成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那还要治理什么？而且，这些所谓的维稳措施都是些“懒政”思维，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我更是奇了怪了：你说这官方汇报材料、报告、总结上老是说：现在的形式是总体可控，社会稳定总体向好，可为什么实际情况让老百姓觉得越来越不好了呢？广场一围了之，企业一关了之，百姓一搜了之。制定的措施总是坏人得病，好人吃药，百姓不堪其苦，坏人偷着乐，这绝对是不对的。

因此，斗胆给你写信，说说我们的心里话，虽然你不一定看到，或看到也装着看不见，甚或是看后暴跳如雷。不过也好，如果你觉着小民冒犯，没事找事，要找我的麻烦，我没有办法，不得已，就一走了之，也省得纠结。

记得当年张春贤来时，我也有过上书的冲动，但没动手。但我们地委书记更换时，我曾经写过“我想对你说”，但石沉大海，可我思故我在。新疆毕竟是新疆人的新疆，只有新疆人才会真正关心新疆，为了新疆好。再怎么样，我也要把话讲出来，至于后果就不管了。

卓泽学 2016年9月27、28日于阿克苏

七五还会重来

近日，一部颇具宫斗特色的地方性法律出台了。名头颇响，内容扯淡，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此办法漏洞百出，若按此法反恐，七五事件的再次发生不可避免。

“三恶”在新疆的猖獗是有迹可循的，从1980的1030事件，到1990年的巴仁乡事件，到2009年的七五事件和今天的维吾尔外逃都有一个极力避免的定性。

1030事件被定性为：“弟弟打哥哥”（王恩茂原话）。

巴仁乡事件为：武装暴乱。

七五事件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今天的维吾尔族外逃还没有明确定性，在处理上，就是类似于偷越国境而已。

文字游戏玩到了草菅人命的境界在新疆应该是到了极致了。

新疆“三恶”对别的国家危害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新疆逃出去的维吾尔族在曼谷是发动了恐怖袭击的，这一拨人在菲律宾也是参加了极端武装的，这一拨人在ISIS是有武装，有组织的，在阿富汗，在基地组织，在乌兹别克，甚至车臣都有现身。与他们所在势力的斗争，就是战争。俄罗斯是这样认为的，还有阿富汗，叙利亚，甚至还有美国。

与他们勾结的势力，在各政府，各军队的眼中都是敌人。

不认为与他们斗争即是战争的只有:中国。

那么，在新疆这些犯罪分子们就温良恭俭让了吗?没有。只是我们的眼光和体制，甚至法律让他们有恃无恐而已。今天的新《办法》更是给“三恶”的打击难上加难而已，说的严重一些《办法》给“三恶”加上了一把保护伞。

那么，对“三恶”暴行的定性中，新疆极力避免的是什么? 新疆极力避免的就是：“三恶”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不把“三恶”的性质定为战争，那么打击就无从谈起，斗争就是纸上谈兵，许多措施就是助纣为虐。

为什么说“三恶”的暴行就是战争?

首先，“三恶”直接要颠覆的就是合法政府。“三恶”不只是仇视汉族，它仇视一切当今合法的机构。它仇视的人不是卡菲勒(异教徒)，而是只要与合法有关的人与势力。它想披着宗教的外衣，但绝不局限于宗教。它打击合法政府，但绝不放过一个能敛财的机会。它看似无形，却又无所不在。只要能打击当今合法政权，没有它不干的。只要能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它无所不用其极。更为严重的是，当有机会出现时，它又可以披上文明，文化和悲情的面具。最可悲的是，它的许多保护竟然来自当今的法律和制度。没有对“三恶”的战争属性清醒的认识，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

当今的喀什和南疆为社会稳定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到农村去看看，那里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得不穿上传统的服饰，甚至就是步尔卡。在基层，与“三恶”势力斗争，就是比拳头硬。没有认识到“三恶”即战争，拳头怎么硬得起来。在基层没有赢，在更高层次的打击更是乏力。“七五”事件，我们抓了多少罪犯?追逃怎么样?这才几年哪。

其次，“三恶”直接危害的是全体公民的权益。新疆“三恶”对于社会的危害，就在于它用的是恐怖的手段，直接对社会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七五之后，有多少汉族人离开了新疆?七五之后，有多少维吾尔打馕的跟着倒霉?七五之后，有多少维吾尔农民工再也走不出去了?这是没有民族，宗教和地域限制的。只要是合法的，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都被波及。南疆农村，买酒已经不容易了。政府应该行使权力的地方，没有被干扰的也不多了。这种打击是全方位的。而归纳起来，就些伤害的都是公民的合法的权益。

第三，“三恶”是新疆政权的毒瘤。新疆维吾尔人外逃的途径并不复杂，除传统路线外，无非就是新疆出发，经西南边境和东南亚逃往土耳其。但有一现象令人深思，这就是这些人在背井离乡之前把所有的家产都变现了。关于土地，房产，生意，甚至手机的交易都是有法可依的。但到底有多少新疆的维吾尔人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人是在这其中谋利了的。这些人肯定有政府的门路，或者就是基层政府的人。“三恶”对政权的危害最大的就是这样一批人。这样的人不仅是腐败分子和蛀虫，他们更是敌人。他们发动的是国家的机器，伤害的是能够触及的一切公民的权益。这样的人从直接危害公民的权益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他们同仇敌忾地打击“三恶”?

与七五前后相比，南疆出的事少多了。但去南疆看看就明白了，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一种以高压和严防死守才能达到的稳定，如果突然进入了相对真空的状态会怎样?七五应该只是起点。

总结新《办法》,有两个致命的地方。

第一，打击主体错误。“三恶”是要用国家力量进行打击的，打击“三恶”的主体只能是国家级的武装力量。一级政府，即使是省一级的政府也是无能为力。首先，“三恶”两头再外，即：策划和外逃都不是以中国为限，那么不利用国家外交和武装资源根本无法奏效。而且，“三恶”与跨国组织与势力的勾结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县一级的政府就可以去和一个国家谈打击“三恶”?笑话啊。但新《办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认为，新疆县一级的政府可以与相邻国家或地区开展反恐国际合作。

第二，打击“三恶”的要求极高。如果说把新疆的反“三恶”比做剪指甲的话，一个连指甲都没有剪好的人马上就可以做外科手术了，是大夫了，还主刀。这就是新疆新《办法》希望达到的现实。

这还不是全部，第二十七条还提出，公安，国安，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是一个超级部，但它也没有办法对军事部门的信息提出要求。今天的新疆就提出来了，还立了法。一个连几千人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跑的都搞不清楚的基层政权还是非常有抱负的。我不能扣帽子，但只是想问一下：常识去哪里了?

新疆，尤其是南疆对处理“三恶”这种急难险重脏乱差的工作是有一批能力超强，素质过硬，信仰坚定，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力量的。但如果用新《办法》这一套来搞，前景无法乐观。

说新《办法》是宫斗，就是讲的打击主体的问题。幸亏这只是一部地方性法律。

第二：公民权利保护的制度性缺失。跳出中国来看，新疆的“三恶”不是什么独特，新鲜或者无法根治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正当防卫。在中国刑法的框架下，根据第20条第3款，如果公民对“三恶”发生时，采取防卫措施，实施防卫行为，造成其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新疆的实际和习俗，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如，对管制刀具的发放实行执照制。设定一种考试，刀具和执照一并携带并随时接受检查。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只要通过考试和无犯罪审定，公民是有权力购买和使用枪支的。这种制度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彰显才是依法打击“三恶”相对可行的法律之路。

同时，如果能按照有关条例再对公民进行奖励。我相信，“三恶”的打击会容易很多。

这样，谁敢再发动一次七五?

我连这种刀具的商标都想好了：拿命来。注册时，我一定连维吾尔语的两种文字一起写上。这样，看懂起来就更容易了。

这样的法律才应该是新疆依法打击“三恶”的起点。

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