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吾国是个盛产阴谋的国家。或许有人会说，这话不对，应该是盛产谋略。阴谋和谋略怎么区分，当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在我看来，谋略也好，阴谋也罢，大多是利用不正当手段和信息不对称的绝对性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许有人会说，阴谋完全是用坑蒙拐骗来实现——在我看来三十六计无不如此，除非你想当妇人之仁的宋襄公——而谋略可能有相对光明坦荡的一面。但事实上谋略在生活与历史上的运用，很少能有什么例证达致所谓的“光明坦荡”。所以说中国是个阴谋盛行的国家，的确算是个事实判断。

但问题是，都乐于使用阴谋，而不希望在生活上用制度来规范双方或者更多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为谋略所误。这和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是用尽办法去争抢红灯，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群起效仿，使得所有人的交易成本提升，大家都受损，是同样的道理。阴谋是有经济学成本的，选择阴谋的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巨大代价，它不会那么便宜我们的小狡猾。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花在创造文明、给自己确立一个良好而人性的制度上的精力，委实有限。大约谁都高看自己坑蒙拐骗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公共利益的多赢和个人利益的增长做长期的计划。不特如此，我们传统文化的思考平台也喜欢向后看，像至德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之类的“后视镜”并不缺乏，却并没有指引一个社会正常向前运行的“大灯”，因而我们的制度使得许多人的生活缺乏理性预期，于是有奶便是娘的庸俗实用主义盛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花在打打杀杀上的精力极其多，争战盈城、杀人盈野，每隔一个时段便要来一次流血革命，利用暴力改朝换代。

大家都视丛林法则为生活的最高圣经，诚信是喊口号时用的，只是写在书中来欺骗对方上勾的，而实际生活无不充满坑蒙拐骗，军事上的三十六计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日常人际交往当中，往往是帝王术、兵家诡道、勾距之术、长短经在实际生活里的微缩，我们的生活成了混装各式谋略的大垃圾桶。不聪明的人，一听说某人有谋略便肃然起敬，必欲学之而后快。而稍微聪明的人，便以自己将谋略学得足够快足够高超而自得。而将谋略掌握得出神入化的人，便常常以你早已入我彀中，进入我的捕猎范围，中了我的圈套自鸣得意。

有人会说盛产阴谋有什么不好呢？当你看到美国人身上的孩子气、一脸不乏傻气的笑容时，你是自以为得计，有自以为比他们聪明的满足感，还是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呢？当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脸“借他谷子还他糠”的表情，第一次出国看到他国的人民身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灿烂表情时，我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让你觉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对这样的笑脸是一种罪过。他们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这方面，而是花在每个人如何最大地创造自己的财富和文化方面，因为关涉众多人之基本权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们不必要花那么多谋略来苟活。那种把聪明才智花在勾心斗角、出尔反尔上，只不过是为了像一般动物一样苟活，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写的《大汉开国谋士群》里六位著名谋士，可算是几千来中国谋略遗留下来的精英了，但他们活得有尊严吗？恐怕没有谁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认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谋略文化的价值巨大。当活命是人活着的唯一诉求的时候，我承认有谋略的人比没有谋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来。但几千来我们的谋略文化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还以许多种方式借尸还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种高明的活命哲学，是不是我们太把活在世上的时间长度，看得比一个人的尊严还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打仗几乎百战百胜，但仍逃不脱“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难道多活几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杀一些人，帮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从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吗？或许在他那个时代杀人与苟活可能是一种很高的乐趣，但至今的中国人都还欣赏那种做法，向往着如此成就“一番伟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池？一个谋略发达的国家，只能说明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丛林社会，离文明社会还比较远。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还是丛林法则主宰着，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制度让人看到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远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继续沉浸在中国谋略文化的大海里洋洋自得。可惜，当今之世不成全我们这种全身发了炎却难以治愈的民族主义，那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们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样子、更有尊严而雷倒了。

梁由之兄的《大汉开国谋士群》涉及到的汉朝开国谋士，当然可算是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聪明人的老师。这些聪明人，都是丛林法则时代的佼佼者，历史地看，他们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为了活命玩出了这些奇谋诡计，也应该受到我们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两千年后，我们还在许多方面照搬他们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为自己的谋略文化可以包打天下的中国人，当然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可否一问：人活着难道只是成天为了活得战战兢兢，并且在战战兢兢中寻找一点不易得到的快感，了此残生吗？难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垫脚石吗？有没有良好的办法，不让我们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满坑蒙拐骗的“三十六计”。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别国的人民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兹事体大，为什么我们不对现成的好东西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呢？我们想拿而不能拿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在阻碍这一切？

梁由之在他书的序言里提到了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的影响，这两书我也喜欢，觉得不错。当初读了梁兄这书的电子版后，就感觉到与某位学者在气质上的似曾相识，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为了应证我的感觉，我再读他新近寄来的纸本的同时，又重读《中国史纲》，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一点（第八章至十章），公布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想梁兄不会反对我将他暗受的沾溉抖落出来，从而公布了他知识谱系的一个小角落。我这样说，不是说梁由之的书达到了张先生的高度，张先生文气绵密、表述准确、用词考究，自不必说，就是他最擅长的考据功夫也深藏在字里行间，这点恐怕是梁由之有所不及的。当然梁由之的书基本上是史学随笔的写作，而《中国史纲》在彼时虽然只是高中教材，但依旧可以当作学术作品来欣赏。

梁由之在所写的六个谋士中，对张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读者可能也会对张良产生好感。他的计谋当然是不错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气度与从容。除张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谋士都难免让人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局促之感，而这一点连老谋深算的萧何也受尽屈辱。这些谋士中只有张良是贵族后裔，这一点很重要。张荫麟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也没有比贵族阶级的渐次消灭更重要的事件了。后来的谋士再也没有出过像张良这样有气度的人，大抵与那个曾经有过的阶层之消灭不无关系。无论是“送秦一椎”还是“辞汉万钟”，都可以看得出其间的主动与潇洒，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命哲学氤氲浸淫得出来的，尽管他也充满着难以言传的宿命。

总体来说，梁兄的文字节制而充满激情，他在结构上也许受网络写作的影响，措意难免偶有失衡，所以在文章中常有一些“小提示”（如关于此点，“将集中在某某章讲述”）。这些“小提示”固然有为读者着想的良甘用心，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文章结构上尚有可推敲之处。旁逸斜出自然不是乱头粗服，是一种在假期里的放松，倘若假期无处不在，那么放松也就成了一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