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国学者提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经济大权被从国务院转移至党中央，这造成了中南海南院与北院间的不和，影响了中国改革进程，也给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让我们来聚焦北京经济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是涉及未来人事变动的权力格局，以及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与转型。
对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位美国学者在一份关于”中央经济决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显著地将经济决策从政府收归于共产党，自己对关键经济政策进行最终拍板”。
大权集于一身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外，还是”军委联指总指挥”（总司令），此外他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香港政论家林和立告诉德国之声，习近平在经济方面抓权表现很明显。”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代，中国对于经济方面的最高决定权在于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而从赵紫阳开始，该小组的组长通常是国务院总理。可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就变成了习近平，李克强任副组长，这是一件事”。此外，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涉及的明显多是国务院总理职责，而组长也是习近平。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例。”今年5月8日，《人民日报》就经济决策问题采访了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没有用真名，但很多人后来发现接受采访的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在访问中，刘鹤批评了国务院的经济决策。”
林和立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决策是两套班子，”一套是党为中心，也就是习近平，另一套是国务院为中心，也就是李克强，而主导权明显在于习近平”。
为何会出现这种决策转移？
德国发展协会的亚洲经济问题专家菲舍尔（Doris Fischer）教授也观察到了北京经济决策方面的权力转移，并分析了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她表示，领导人换届已经过去四年了，当时就很明显，此前十年、十五年里的中国经济模式不可能持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变。
“习近平塑造强人形象，一方面是出于权斗；此外，在过渡时期还能感觉到，国家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需要管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却像以往一样，管了很多本来不需要管的事情。……在换届时，北京政府自己也深知，经济体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认为需要更强的领导层、更多集权、更多管控，来解决问题。
菲舍尔表示，集权一方面恐怕并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的 “，她将些矛盾称为”政治体制的代价”。
她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中央）说想在社会中大力鼓励和支持企业界和创新，然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层面上，却加强了党对言论自由、媒体和教育体系等等的管控，这两者在我们看来，并不相符、并不配套。”
重返毛时代？
在一些分析家眼中，习近平的执政充满了”毛时代”色彩，北京的权力架构也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确实从各个方面来看，党都加强了控制，也形成了党在经济领域的决策主导权。他对德国之声说，”这个有向过去体制回归的迹象，但不好说是’文革期间’。文革时党主导一切，……那时候指导经济工作主要是国务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而大跃进时期则例外，那时毛泽东抛开党组织，经济方面也是一切听从他的指挥。现在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党的专政，而只能说是领袖专政，个人专政”。
谈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六中全会时，林和立也表示，”中心就是拥护习近平”。”除了宣布新的反腐败举措外，也会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核心权力。过去3年，常提到要遵守政治规矩，而什么是遵守政治规矩呢？就是拥护习近平。还有一个新说法’不可以妄议中央’，主题就是要听习的指挥，不允许批评习。”
中南海南院北院之争？
在国务院总理的权力被限制、甚至被部分架空的情况下，外界关于习李不和的传言不断。《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曾报道称，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文章援引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称，”李克强被放在了一个无能为力的位置上，而经济决策已经完全被转移到习近平手中，李克强对此一定不满意，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维系”。
香港学者林和立也认同这种观点。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到：”大约十天前，北京召开了一场很重要的关于国企、央企的会议，李克强因为正在澳门访问而没有出席。还有其他例子，很多重要的经济会议都是李克强不在北京的时候，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不是寻常的情况。”
对于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影响
在经济学者胡星斗看来，外面猜测”中南海南院北院有分歧，或者说，党的系统和国务院系统有争议，这个我们是无法确定、无法证实的，不过高官之间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他表示， 关键在于党或者政府领导人是否懂经济、懂科学规律、懂现代文明。
“我觉得如果这些他都懂，其实谁来抓都差不多。比如俄罗斯的体制、法国，还有美国，都是大事总统说的算。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明确说是党总书记说的算，还是国务院总理说的算，关键是谁懂经济、谁能把中国经济引导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胡星斗表示，就怕不懂经济，最后把中国经济越弄越糟，弄得社会民怨四起，这就成了真正的问题。
香港学者林和立的表述则更加直白。”（对经济）影响当然是负面的。习近平个人对于经济不是太熟，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倾向保守，而他在经济方面也是比较保守的–因为要巩固共产党领导经济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很难做出很多倾向于市场的改革。李克强主要是主张市场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这个习近平是不同意的。”
早在2015年3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曾发表名为《在波浪中航行：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决策》的报告，称习近平上台后的大权独揽赋予了他推动改革的资源，然而这无法确保习近平和目前中国的决策者能在经济波浪中稳步前行，而”习近平的这种集权与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华尔街日报》7月的那篇报道还援引中国国资委的一名高官称，”上面没有明确的指示”，”大家都等着看别人怎么做”，结果是”无所作为”。而诺顿则在其报告中表示，习近平在经济上的抓权”导致政策无法得到充分指定和落实，也导致政策承诺的不稳定、不一贯”，这让地方官员在落实时过于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林和立认为，上述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很不利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4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高增长不代表经济健康
诺顿在报告中还提出，不清楚中国当权者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评估经济决策的，而年增长率不低于6.5%这样”完全肆意的标准影响着经济决策的质量”。
德国经济专家菲舍尔也认为，特定的增长数字是很肆意的指标，并称”这种肆意性也可以从这一点中看出来：中国政府每次下调经济增长率是都只有0.5%。……如果有6.5%的增长率，这个增长就是健康的吗？”她表示，很难衡量哪些是好的指数。从投资人、民众、毕业生、外企等社会不同阶层者的角度出发，看法也会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胡星斗表示，”传统来说，中国经济决策的评价标准就是经济增速、财政收入这些硬指标。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国务院都试图加入一些其他的考核指标。比如，环境、犯罪率、每万人病床数、学生就业率等等，然而现实中很难确定这些指标是否真被纳入考核中、得到落实。因为中国缺乏行政公开、施政透明的制度，也缺乏媒体监督问责制度”。
菲舍尔则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气氛而言，GDP数字是一个比较差的指标。”对于（好的）气氛而言，重要的是人们敢于投资，敢于进行创新，敢于去消费，不把钱转移到国外，相信体制会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国内的气氛很糟糕，要比GDP的数字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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