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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四号全天，上海东方网总编徐世平成为全行业的巨型笑柄。他接连发了两封公开信，就该网公众号因传谣被关闭一周的事叫阵腾讯。公开信很长，具名写给马化腾。但是马化腾没回他一个字。徐世平心意难平，但双方在用字规模上的强烈对比，其实已经分出了强弱。
徐世平受尽了嘲弄，而这些针刺刀扎般的文字绝大多数就发表在他心心念念的公众号平台上，也同样沿着朋友圈——他手下公号的传播路径——向外暴风扩散。他公开信的措辞、走关系的门路、逻辑论点、动机潜台词，统统被批判了，成为段子手加工笑料的一手资料。
徐世平鲁莽发声，如此失态，对于弥漫在霸道总裁周边的讽刺，不难理解。一个党媒负责人不去争取真相，不去抗争管制，却对腾讯夹枪带棒，尤其是递刀子，明着告状是要谋反，围观者看不下去这个阴谋论，竭尽嘲笑之能事，于情于理都有它的发生学基础。
如果要理解本次看似无厘头的风波，其实要理解一下徐世平的处境。他所在的东方网，是与报纸时代平行的地方性桌上门户，在现时代已经成为同样大势已去的传统媒体。它的公众号，即使为了满足考核需要，也符合传统媒体寻求移动化出路的常规做法。
而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这种地方门户如果不靠财政补贴，下场会很惨，而单靠公众号谋求新媒体化，命脉又掌握在腾讯手里，根本就没有前途。立足过气媒体、而又被迫在腾讯规定的游戏规则里折腾，徐世平的愤懑很有代表性，只不过他终于发作了罢了。
为什么其他人没发作，单单徐世平要写万言书？一个可能是其个性使然，二个是其职业经历有关，有媒体从业史，有兼职网信办的历史。尤其是后者，让他对党媒姓党的权力有着优越的心理，一旦他认为的商媒腾讯如此独大，自尊心受挑衅，趁机爆发出来。
徐世平在两封公开信里，都以不同方式提到国家应该对腾讯采取行动，第一封是从资本结构出发，提醒民资本质，进而暗示腾讯或有不忠。这个容易看出来，也受到腾讯实事求是的反驳。但是，在第二封公开信里，徐世平对此触及较为含糊，可是仍有辨别的必要。
在第二封公开信里，徐世平亮明了人大方汉奇的师承，还要求马化腾去读读方先生的中国新闻史专著。这一种提法被专注于讥讽徐世平的人忽略了，解读起来，也需要一点新闻史的背景知识。实际上，无论是表明师承还是给小马哥开书单，都有图穷匕见之意。
方汉奇先生在这件事情上属于躺枪，但有必要了解的是，方是中国新闻史的权威，他确立了中共的红色新闻史，为解放区、国统区中数量不多的党的宣传事业谱写了一曲“新闻史”的赞歌。徐世平提到要马化腾去看中国新闻史，其重点究竟是什么，也很清楚。
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新闻史上，除了以党的宣传事业确立新闻史的中心，还涉及到对民国商业报纸的改造——这部分不是红色新闻史的重点，但徐世平想必是要马化腾去读读这部分内容。用意很明显，资产阶级的新闻媒体是如何被党罚没、驯服，为党所用的。
这应该就是徐世平在第二封公开信中的潜台词，他在第一封公开信里将腾讯一统媒体江山的可担忧的前景，这是明线。而在第二封信里，他则从红色新闻史上对商业媒体的改造作为暗线——尽管在现有的管理格局下，引经据典不无迂腐，可剑指何方是清楚的。
在中国新闻史上，随着解放军脚步临近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甚至香港，这些原本是商业媒体重镇的所在报业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最著名的《大公报》为例，张季鸾去世后主事的王芸生，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接受党的改造，从特立独行的商媒变成编外党媒。
徐世平的公开信及其或明或暗交代的大型媒体与国家威权之间的问题，有可能是为了争取一般读者的同情，但用意主要还是给管理者看，也借此确立政治化的标签，令腾讯马化腾产生忌惮。所以，徐世平给马化腾指点中国新闻史，可谓不在其位，也谋敲打之责。
当然，在方汉奇先生大著里没有详述的是，即使《大公报》经历了解放前后激烈的地下党起义及剧烈改造，它仍在迁址香港后以商媒的名义，给予党的事业以完全的配合。而今腾讯所做的，早已超越了一张《大公报》的能力范围，徐世平用心良苦，只怕也得服膺这个实际。
徐世平基于私利对腾讯的讨伐，令人想起此前有投资人对BAT的政治地位的肯定，他与徐世平的调子完全相反：BAT是国家安全的有机部分，所以它们的今天与明天都会有国家力量的加持。徐世平担忧的问题，其实是假问题，中国新闻史这个章节要么没写，要么需要更新。
所以，徐世平竭力明言暗示的腾讯变质论，早已不是问题。他认为党媒与腾讯的政治差异，也已在专业管理下得到解决，并非像他虚拟出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此而言，以党性来攻击小马哥，有些言不及义，学新闻史的徐世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老师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早已被腾讯改写了，而马化腾才是主笔。
2016/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