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记者节是11月8号，台湾的记者节是9月1日，从两下设置节日的由来也能看出区别来。前者选的日子是为了纪念1937年左翼记者在旧上海成立青年记协，后者则是纪念1933年国民政府颁行《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舆论机关》命令，节日的旨趣很是不同。
在台湾那边的记者节，发生过记者当天抗议的诸多事例，多是抗议性质的，比如反对媒体垄断，“你好大，我好怕”之类，是一个灌注了反对精神的日子。而在我们这里，记者节是抒情的法定日期。当然，因为媒体性质不同，抒情也有差别，跟其他的国情差别没两样。
党媒会在这一天开会，颁布范长江奖（记者奖项）、邹韬奋奖（编辑奖项）的遴选名单，荣誉加身的既即时感。而在以大众化媒体涵养出的记者节气质上，则以重申和重温新闻志业为主导，论述记者角色、媒体功能、新闻正义等，在仄逼的环境里砥砺初心。
由此可见，即使在新闻行当里，对于同一个节日的名义，也有各自的面向，这就是一个节日各自解读的意思。多少年来，也是并行不悖，记者节的建制化与市场化，与分裂的媒体性格是一致的。但是，行业性质的记者节，就像被医闹破坏的护士节，也产生更多面向。
说到对记者节的消解，这个现象发生在所有节日当中，教师节、护士节等等，这些社会化职业越来越频繁受到它们各自受众的评判。记者变“妓者”还是很一般的低级嘲讽，再也没人附和所谓“第四种权力”的说法，假若你要是提“无冕之王”，简直就是找抽。
这种来自外部的失望情绪，萦绕在记者职业的日与夜，与行业内部的兴衰荣辱构成从业者要处理的职业经历。记者也是民众的一部分，民众感受到那些，他们感受的更尖锐。但民众并不会因此原谅他们，反倒是鞭笞来得更常见些，记者节社论就成为对应的告白。
记者很难在事实的缺陷处，告诉民众缺陷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记者也很难在真相被隐匿时，实现必要的告知。媒体更不会说：我其实代表着某种不正义的缺席，我是一堵墙，你看见的反射会扭曲变形。记者没办法交流这些，因为沉默做不到，或宣传不允许。
但因为前述媒体性质、记者与体制关系的差异，对事实的缺陷、真相的匮乏感受是不同的，这就带来一个很诡异的情况：哪怕是同样顶着记者之名，对于“哀叹”都没有共识。你的砒霜，我的麻药，他的糖果。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节社论成为某种方案出现了。
记者节是我手写我心的好题材，是剖白，是直白地言为心声。它们多数以抒情为主——抒情常令困顿中人觉得反感——但记者节社论属于评论不振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出现的。它是抒情不错，但不止于抒情。即使人们不太认同这点，毕竟情感太容易给人以拥有的幻觉。
纵观最近十来年的记者节社论，多数是这种抒情式的解决方案。即使它得到越来多的蔑视、忽略与不以为意，但记者似乎还愿意去做这种表达。这是因为有个东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无论在最好的时候、还是在最坏的时候，“你是谁”“你要什么”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记者群体对记者节社论愈加不满，社论中的抒情成分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这一方面确实因为社论抒情的指向——事实与真相、记者与职业——越来越难达成，越来越有挑战；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拒斥主观、情感零化，被认为是记者的必须。
所以，记者节社论在问世之后，立刻要与申诉对象那里具有的两种缺陷相遇，一是事实与真相缺陷，二是主观与情感缺陷。这种内外两种撕扯，很容易让人迷失是非、固执己见。在日子好过时，或能用修养去礼貌阅读社论；而在恶劣的情形下，狂躁灵魂也会鄙夷柔情。
现在的新闻业，动荡不安。整体上呈现出两种相反的变化，一种是以党媒姓党的快速收缩，一种是以内容生产为机制的快速稀释。收缩带来岗位减少，稀释造成稳固降低，都会令记者的立足变成问题。这么发展三五年，没有记者的记者节，也是完全有可能见到的。
总之，大陆记者节的左翼缘起，逐渐被涂抹上右翼色彩，而后这一色彩又逐渐黯淡，只剩下如今少量细枝末节，供应记者节社论的攀附。所谓有心者有之，无心者无谓，群体被许诺的共同日子，已然走出更多的个人命运来。而由个人各自书写的社论章节，大概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