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重版 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 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 1961 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 1963 年初开始，我对 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 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 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 1963 年下半年后，情况发 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 年春夏之间， 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 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 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 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 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 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 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 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 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 1963 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 1966 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 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 年 5 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 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 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 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 1966 年 8 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 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 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 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 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 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 学」。1967 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 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 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 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 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 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 1966 年 8 月， 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 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 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 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 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 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 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 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 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 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 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 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 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 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 在 1970 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 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 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 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 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 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 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 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 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 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 1958 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 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
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 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 读的。1971 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 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 1975 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 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 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 年 8 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 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 1976 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 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 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 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 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 吗：什么「XXX 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 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 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 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 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厂「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 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 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看这些疑问，1978 年秋，我以历史专业 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 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 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 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 教育运动。1979 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 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 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 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 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 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 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 1979 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 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 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 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 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 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 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 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 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 年 8 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 1992 年底，我已 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 1993 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 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 年夏至 1996 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 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 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 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 年 10 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 1998 年夏，全书已经完 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 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 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 1999 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 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 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 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 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 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看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 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 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 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 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 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 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 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 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 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 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 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 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 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 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 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
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 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 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 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 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 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 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 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 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 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 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 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 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 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 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 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 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 Scott Kennedy）和唐山（ 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 电脑输人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 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 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 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 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 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 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 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 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 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1999 年 6 月于南京大学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初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 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 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 1966 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 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 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 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 1963 年初开 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 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 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 1963 年下半年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 年春 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 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 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 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 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 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 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 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 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 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 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
《毛选》1 至 4 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 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 年 5 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 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 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 份不好”的 30 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 1966 年 8 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 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 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 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 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 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 年初， 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 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
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 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 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 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 1966 年 8 月， 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 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 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 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 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 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 150 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 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 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 150 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 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 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 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 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 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 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 1970 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 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 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 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 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 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 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 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 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 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 1958 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 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 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 年后 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 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 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 1975 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 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 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 年 8 月底，我与 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 1976 年夏在长江
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 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 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 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 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 “×××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 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 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 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 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 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 年秋，我以历史系 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 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 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 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 育运动。1979 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 四运动、70 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 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 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 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 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 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 1979 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 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 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 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 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 80 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 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 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 年 8 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 1992 年下半年， 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 1992 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 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 年夏— 1996 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
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 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 安整风的材料。1996 年 10 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 1998 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
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 3 次修改补充，于 1998 年底，全书杀青。1999 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
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 1999 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
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 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 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 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 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 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 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 7 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 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 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 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 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 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 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 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 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 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 40 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 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 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 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 20 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
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 20 世纪中国 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 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 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 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 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
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 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 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 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 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 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 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 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 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 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 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 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 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 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 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 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 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 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 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 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 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 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 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 年 6 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出版，全书 6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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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5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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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年）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年）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 王实味等着，沉默编：《野百合花》（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年）。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4 期。 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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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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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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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 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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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纪念文集》编委会褊：《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6 期。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笔记（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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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米·伊·巴斯马诺夫着，苗为振、陈永秀、阎志民译：《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3 年）。
七画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1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 李天民着，邓锦辉等译：《刘少奇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载《开放》（香港），1997 年 12 月号。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年） 李辉：《李辉文集·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年） 李锐：《怀念廿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李锐：《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 李樵：《徐以新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志平编：《历史不容歪曲——评〈项英传〉（南京：无出版单位,1997 年）。 沙汀：《沙河自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年）。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 年第 8 期。 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 年 9 月 10 日。 宋晓梦：《李锐其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 4 期 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4 期。 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
八画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 年）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 金观涛、刘青峰着：《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杜，1993 年） 范青：《陈昌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林渠传》编写组编：《林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年）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年） 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周森：《马海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 1 期。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 年）
《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 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 年）
九画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逄先知（1950——1966 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
1987 年第 3 期。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 年）
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1 期。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成都：无出版单位，1998 年）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 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星火燎原》，第 6 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年） 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
十画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
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年） 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第 5 期。
（苏）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着，朱希渝译：《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 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2 期。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唐瑜编：《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
〈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 年第 3 期。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年）。 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
《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济南：山东昼报出版社，1997 年）。 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 高华：〈毛泽东与 1937 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 3 期。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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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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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索波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
（美）埃德加·斯诺着，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十一画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 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 年）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陈永发：〈延安的整风、审干与肃反〉，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下册（台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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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 2 期。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陈荷夫编：《张友渔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 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 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 年）。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年）。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3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年）。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 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 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 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 年）。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年）。 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2 期。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张积玉、王钜春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 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 年）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 年） 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 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的 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4 期。
十二画 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
（苏）奥·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 强晓初等：《延安整风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 年）。 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编：《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扬帆：《扬帆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年）。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年）。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着，方光明、商亚南等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
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 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 年）。
十三昼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
董边、坛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 年）。 杨中美：《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香港：奔马出版社，1989 年）。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年）。 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 年 7 月 9 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
史通讯》1984 年第 11 期。 杨尚昆等着：《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物，1997 年）。 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 18 辑。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年）。 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 5 期。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苏）M·C·贾比才等着，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1 年）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雷云峰等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年）。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着，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 年）
十四画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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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撰稿／李宗陶(记者) 如果不是碰上一个律师，如果这个律师不是那么“执着”，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这场官司打赢所提示的是：
行政执法除了程序合法之外，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亦即“行为有据”。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到行李箱，准备出机场。
这时，一位 40 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
本 2000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 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这本书是朱元涛 花 175 元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 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 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 2002 年 8 月 5 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 月 9 日，朱元涛在驱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 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这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 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在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 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 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 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份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 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它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 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不少人所不知；作为一个对 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 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 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 其它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 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的行为，何谓“走私”？
他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旅客如何判明自己携带入境的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的 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对货物进出境，国家有关部门颁有一系列的《目录》，印刷品等进出境是否也有类似的《目录》？ 他再次请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将《红》书发还。
机场海关对此没有回应。
12 月 17 日，机场海关再次打电话请朱元涛过去，告知他：经最终研究(10 月 21 日，首都机场海关经北京海关，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递交请示，同时将该书送海关总署审查。11 月 19 日，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同意对该书 做没收处理)决定，还是要没收《红》书。按程序作了笔录以后，朱元涛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元涛不服，表示要打官司。机场海关明确表示：非常欢迎。 记者致电北京机场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被没收了“禁书”的人大多数都气呼呼的，嚷着要打官司，但实际上
从来没人真打过。为啥？“为几十元上百元的一本书，犯得着吗。” 朱元涛在胜诉第二天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打这个官司，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书没看完，有点窝火，
这样的处理程序，他不满意；二是打这个官司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制 建设，而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到的内容，行 政机关是不允许做的。三是很明显，带书入境的人现在无从知道哪些是属“禁书”之列，“知情权不是空的”，朱元涛 说。
2003 年 1 月 1 日，朱元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首都机场海关。 三大争议焦点
2003 年 2 月 24 日，有着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的朱元涛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首都机场海关称，经海关审查，《红》书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朱元涛携带该书入境，未向海关申报，已
构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所列“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行为；原告则认为，该书不属于国 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是否所有境外印刷品在通关时都要进行申报，海关并无明示，且海关没有受理此类申报 的窗口，故携带该书入境未申报的责任不在行为人一方。
朱元涛对进出境物品(含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根据公安部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 从 2001 年起，我国每年进出境的人次已过 2 亿。显然，要求每一个进出境人员申报携带物品(含印刷品)既不现实也 无必要。正基于此，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颁布。 但目前，公众无法看到有关印刷品等进出境的类似《目录》。
6 月 19 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 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 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 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朱元涛一审败诉了。
6 月 25 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 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 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的富敏荣律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 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对何为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有明确规定：(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污 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 中国”或“台湾独立”的；(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3)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4)其它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列明的禁止进境物品包括“对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它物品”。 因而，对《红》书的性质判定是本案回避不了的问题。
采访中，首都机场海关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对《红》书的定性是比较慎重的。从 8 月 5 日扣书到 12 月收到海关
总署监管司的批复，历时 3 个半月，经历了审读、判断、请示的过程。仅审读，就花去一位贾姓同志 11 天的时间。 但朱元涛认为这种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学者许纪霖认为，《红》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2000 年 3 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曾得到包括杨振宁、 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 可以自由借阅。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 2002 年 6 月重印了此书。
他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花了 20 年心血研究、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
识背景的海关工作人员用 11 天时间审读，便轻易得出了该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 这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记者采访时，无意中被卷进此事的高华教授正在香港访问，辗转得到的他的态度是：一开始有些不安，因为牵 涉到对自己作品的“定性”；当得知北京高院终审结果后，他“非常高兴”。
高院终审判决
2003 年 8 月 7 日，二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实体审查。
2003 年 9 月 8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行初字第 59 号
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 2002 年 12 月 17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对于一审另一个没有正面回答的“是否走私”问题，高院做出了回答：“就本案而言，朱元
涛携带的《红》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 法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而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 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 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形。
“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 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2 目规定的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法庭上，海关被询问：“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有关细则，海关有没有将禁止进境的书籍或音像制品的名录
公之于众？”回答是：目前只有一个海关内部的网站上有这些名录，但公众无法看到，即使在海关内部，也只有一部 分人能查阅。
事实上，朱元涛后来又托朋友从香港顺利地带回了同样一本《红》书。经历了一年“折腾”的朱元涛认为，究竟 该请什么人审读境外出版物、如何定性、如何建立一套可行的申报制度，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行字，力透纸背地印在判决书上：“(海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 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评论三篇
萧功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 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 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 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 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 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 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 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 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 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 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 年后，中共又把这 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 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 1980 年代以来， 就有戴睛、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 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 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 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 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 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 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 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 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 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 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 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 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 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 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 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
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 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 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 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 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 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 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 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 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 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 中国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 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 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 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 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 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 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 高华这部著作在新世纪诞生的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 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红起来，由此可见，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 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 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 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 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 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 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 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 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 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 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 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 1942 年，
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 1927 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 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 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 1942 年 2 月到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 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 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 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 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着是迄今为止资料最 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着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 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 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是 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着作」。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着作之 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 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 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疏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 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 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着，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 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 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 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 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 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
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 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 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 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 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 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 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 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 40 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 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 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 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 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 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 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 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
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 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 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 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 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 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 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
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 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 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
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 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 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 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 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 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 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 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 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 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 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 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 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 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 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 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 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 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 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 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 40 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 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 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 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 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 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 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 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 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 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 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 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 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 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 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
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
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 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 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 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 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 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 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 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 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 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 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 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 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 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 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 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 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 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 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一言：（南京）
《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直由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居统治地位。在大陆，主流史学家精心建构了一套带 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大陆的中 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而且它还为学者设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垒，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 和广度。在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注目焦点之一。但由于他们缺乏在革命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 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 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 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 脉》问世，全书凡六十万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研究主题，利用极为丰富的史料， 对 1945 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通观全书，得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该书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 域中，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
以求历史真实，避免“历史误读” 作为独立于两种主流解释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解释系统，这种民间话语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
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 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下面分析此种民间话语的特 点：
1）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持据事言理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叙述客观性的 影响。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 30 年代毛泽东主持的“肃 AB 团“运动，考证过程极为仔细，所引史料的来源可信度 也极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肃反的原因时，并未象西方话语一样对毛进行猛烈的道 德谴责，也未象官方话语一样为毛掩过饰非，而是从当时中共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毛的动机作了客观，全面而又可
信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散见于书中的各个部分，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能使读者有一种真实的设身处地的感觉。作 为民间话语的突出特点，这种风格既承接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凸显了西方史学“客观真实“的神韵。
2）全书所引证的各类资料极为丰富，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原始档案公布不多， 而大量的二手资料如回忆录等却泥沙渗杂，这给学者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在史料的运用上， 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史料进行取舍，从而影响了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高 华的书中，所引史料几乎全为公开出版物，但经过作者爬梳鉴别及对不同史料的印证对照，这些常见资料背后的隐 蔽意义随之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该书对 1945 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观的考证，又不乏宏观的把 握。例如在对延安整风的分析中，作者对中央社会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明了它 在延安整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再如：作者对延安整风中采取的各种审查干部的组 织措施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如首次对干部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像这样的“首次“在书中也是比比皆 是。
3）作者并未采用一种或多种现成的理论作为该书的论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实为主要目的，这不仅为检验原有 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也为新理论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对中共的组织史作了十分细 致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统与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来考 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勿庸置疑，史实的辨明为学者提供了提炼新理论 框架的良机，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将以缜密的事实为依据，可有效地防止中共党史研究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沼。从这 一点来说，高华的这部著作是对有关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
作者毕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书风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深邃造诣和敏锐眼光。高华教授在 本书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有关 1949 年后中共研究的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希望高华教授继这部力作后，还会有新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 1949 年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新 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