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理查德•威廉）的夫人莎乐美•威廉于1955年在德国出版传记《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一书，为中国读者和卫礼贤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下译文来自该书第二卷部分章节，讲述的是1900年和1901年卫礼贤在山东青岛等地区的所见所闻。
本文系首次中文发表，译者为华东师大德语系黄雪媛女士。
卫礼贤
“即墨城在一条河边，一群男孩在河里嬉戏。我的中国仆人马克斯带我走进一家客栈。马儿有了歇脚处，人住的地方像个烟熏火燎的洞穴。房里有个木架子，我们把带来的被褥铺在木架子，就成了床铺。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被烟熏得发黑的墙壁上留有从前的红漆字痕迹。糊窗户的纸也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啦作响。客栈的伙计送来了一壶热开水，喝下去确实让人精神一振。山东人不喝茶，他们更偏爱喝热开水。客栈还送来了些类似饼干的茶点和水果。我休息了片刻，马克斯去看望了他的双亲，之后我们就在城里逛了逛。即墨和胶州差不多，但城市更小一点，也更干净舒适。我们在几米宽的石头城墙上转悠。地势较高的房屋和寺庙门口，一些做工的人坐在门槛上休息。城墙石头的缝隙间疯长着草和灌木。几个小男孩在山上喂一匹马吃草，一切都美好惬意。
我给地方官送去了我的名片，但他托病不见。后来我听说这位地方官对德国人不太客气。在我到达后的几个钟头里，城里能见到的唯一的欧洲人就是我，我并没有感到当地人对我有丝毫的敌意。相反，我发现，虽然我只能勉强说几句汉语，但此地的人却很容易跟我熟络起来。
傍晚，马克斯回家歇息，我和客栈门外的小贩们一起坐了一会。没多久就围上来一大群孩子。我剪纸给他们看，剪出各种形状送给他们。年长一些的人也来了，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善，孩子们最后甚至都舍不得离开了。当天的晚餐是一只水煮的鸡，花了我大约十五芬尼的钱。鸡的味道很不错。夜里，我被各种各样的昆虫骚扰，没怎么睡安稳。尤其可怕的是长脚蚊，它们吹着长号在空中嗡嗡飞舞。屋旁还住着八头驴子，一旦其中一头叫起来，其他驴子就受了感染似的齐声叫唤，吵闹不堪。所以，当黎明来临，院子里传来人声﹑水桶的碰撞声和牲畜跺脚的声音，我反而暗自庆幸。我和他们高高兴兴地道了别，还留下了我的名字。这样的旅行能够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因而十分值得。”
在中国的第一年，理查德并没有经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春天。沙尘和干旱让一切生命萎靡不振。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了不少当地风景的魅力所在。“我刚刚去克拉拉海湾的小山上散步了（克拉拉是施拉迈尔博士太太的名字，她是最早来青岛的德国女性之一。在官方正式命名这个海湾为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海湾之前，它一直叫克拉拉海湾）。这里的沙滩很浅，正值退潮时分，地面干燥，沙子细洁光滑。海湾地处幽僻，被几座海水侵蚀严重的孤崖环抱着。远处的梓树丛掩映着一个小村庄。除此之外只能看到深蓝灰的天空和墨绿的大海在天际线处交汇。海面远处，几处岛屿浅浅的轮廓若隐若现。近处岸上有一条细细白白的线，那是波浪均匀卷来又退回大海所留下的痕迹。眼前的风景就像是伯克林的画，给人如此深沉和谐的气氛。归途中，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圆弧形的云层下端绚烂得像要燃烧起来，海水被染成了紫红色。远处的山脉也变成紫色了，如同一抹轻烟。深绿的天幕映衬着红色的霞光……”
在六月的日记里，理查德写道：“渐渐感觉到雨季逼近。今天一整天都暴雨如注。暴雨的后果相当可观。我屋前的街道变成了一片洼地。中国人穿着稻草编织的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淌着水，寻找一条可走的路。我房间的天花板上已经有几处渗水，但这点小灾对花之安博士的房子来说还仅仅是开始。这些日子又飞来了数不清的苍蝇，它们像沙漠的尘土般团团飞舞。吃饭时，我总要戴一顶帽子，因为苍蝇们喜欢停在我剪了短发的头顶。它们像一团黑云一样扑向饭菜，怎么赶都赶不走。为了至少能睡个安稳觉，我在床上支起了蚊帐。然而帐子里头的苍蝇和外面的一样多，苍蝇们在和我频繁过招中已经练就一身功夫，绝少被我一下击中。但这也有一个优点：苍蝇们一旦醒来，就会不断骚扰我，催逼我起床——而它们醒得很早。”
五月份开始动工造屋了，屋子建成后可供两家人居住，花之安一家和我们。我们的新家建在青岛外围的一座山上，屋前还有很大一块地皮，离附近的村庄很近。那儿风景极美。从住所可以俯瞰远处的群山和大海。山上也有柏林传教团名下的地皮。六月，我和总督开始商谈建造临时教堂的事宜。虽然教堂已经从跑马场迁到一个至少能让大伙儿坐下来的大桥仓库里，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做礼拜的需求。
中国的总理衙门（位于北京的外交机构）和山东省总督府终于给德国人颁发了开发煤炭和矿物资源以及修建铁路的许可证，青岛的经济发展和与此休戚相关的德国殖民地的未来得到了保障。第一份德国报纸“德国——亚洲嘹望”发行了。它的第一份号外刊登了一则消息：“排字工人逃跑了，任何人都不得雇佣他！”
之前，为了平息修建铁路引起的山东内陆的骚乱，德国方面已经派驻士兵入驻胶州，六月底又派了一个分队进驻更处腹地的高密，那里的居民群情激愤，把德国人的测量柱都给拔了。
雨季来临，也带来了更多的疾病，驻扎部队的士兵中流行病爆发。那时有一支将近1500名士兵和军官组成的部分。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葬礼。一个160人的连队，现在只有30到40个人能出操，其余的人都病倒了。夏天的头两个月，青岛的本地居民中正爆发斑疹伤寒，海湾战舰上的部队被全部隔离。
不幸的是，花之安博士也病倒了。他的病情日趋严重，海因里希王子当时正和巡洋舰中队的部分士兵一起，便把自己的贴身医生派去给他看病，另外又派了一个护工，分担理查德的护理工作。但花之安博士还是死了，死于痢疾。理查德成了青岛传教团的唯一代表，他肩上的责任加重，日常事务也更多了。终于他也染上了病。他与疾病做了几个星期的斗争，但病情并未好转。十月初，医生命令他必须卧床休息。在他养病期间，从上海来了一位名叫克朗茨的牧师临时顶替他。这位牧师给传教团发了电报：“理查德患慢性病，请立即派一位神学研究者来。”理查德到达青岛后不久就作出过决定，他想离开牧师局，请求柏林方面找一位替代者，能让他专心研究中国和中国人，并致力于德中两国的联络工作。
十月中旬，理查德前往上海，希望气候的改变能治好他的病。他寄居在克朗茨牧师家，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他原本计划在上海停留八到十天，却一直待到了11月底。在发自上海的一封信中，理查德写道：“养病的头八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闷头大睡。当我一日醒来后发现又已经是礼拜天了，我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竟昏睡了这么多日子，只能听信别人告诉我的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光是这点就足以说明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起色，我得寻求其他的帮助了……”
“康复期的我食欲旺盛，一日三餐都狼吞虎咽。我从报纸上了解三餐之外的日常事件，从传到我那间安静小房间里的街市声音里，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中国和欧洲风格混杂的生活方式，上海五彩缤纷的生活形态进一步证实了歌德“东方文化和西洋文化无法再分割”的观点。而且让人诧异的是，那些街市声音提供的信息竟能如此丰富：早上当我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黎明来临，只要用心体会，那就是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独特，南边天空，一弯新月还在稳稳地上升，后方的中国人居住区的公鸡却已经在啼晓，远处有只狗在叫，还听到街上传来孤独的脚步声，这一切都让人想起遥远的来自童年的声音。远处停泊着轮船的水面上传来猛禽发出的尖叫声，一条即将起航的轮船拉响低沉的汽笛声。终于，街道上愈来愈热闹，车水马龙，一轮红日钻出低低的晨雾，升上广阔而明净的天空。 我的思绪渐渐飘远，飘向西方，似乎一切都如同发生在昨晚……”
理查德回到青岛后，住进了福斯坎普家，这样他就能继续得到女性的照顾。和传教士们的交往并不总是轻松的。理查德写道：“当我看到传教士们之间的差异和争吵，并注意到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争吵时，我总有些奇怪的感觉。其中一个争论话题围绕着“上帝”的翻译，他们为是否要保留“上帝”这个古老的对“神”的中文称谓（中国人知道神和一般神仙菩萨的区别，皇帝还每年供奉他），还是使用“神”这个中文词而争吵不休，即使这个词更多含有“幽灵”的意思。传教士们分成了两大对抗阵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柏林的传教士们在翻译路德的教义问答书时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应该遵循路德的十诫，还是其他宗教改革派的十诫？传教士中也有特立独行的，他们似乎远离一切团体活动，在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中常遇见这样的自由派。如果上帝的事业在这里能得到发展，那么我相信，这一定源自一种愿意为上帝奉献一生并甘愿受他掌控的力量。”
没多久，理查德又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在克朗茨牧师必须返回上海之际。他需要制定在大鲍岛的一个建筑计划，那里有块传教士协会名下的地皮，需要造一个学校和一个接待所。
圣诞节来临之际，一座为德国人临时搭建的礼拜堂落成了。平安夜当晚，驻扎部队官兵和平民一起参加了在教堂举办的庆祝活动，气氛十分欢乐。然而，理查德在晚餐和洗礼活动结束后却写道：“要继续遵循教会的风格来组织这些活动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分发圣餐的工作对我来说很不轻松，我越来越明白，不应该花太多精力搞这些教会事务。因为教会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完全排除在私人生活之外。家里的情形也差不多。国家最高教会监理会的外派传教士就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比如他们取消了法特尔的牧师头衔（监理会认为他属于社民党派，要求他放弃牧师的头衔和地位），这些事都是那么落后而可笑。 我从一位研究教会现状的熟人的信中得到一个明白不过的印象，那就是教会仍在为某些在我们这个年代无需上帝准许的事情而争论不休，我已经无法从宗教意义上理解那几位死守着路德教严格教义的柏林传教士们。然而我和他们日常相处却很多……”
德国教堂原本是作为军队的礼拜堂而建造，供两大教派使用。总督府也准许平民进礼拜堂。理查德还需要为组建教区社团做些工作。整个冬天，礼拜堂里举行了几场学术报告会。理查德做了第一个学术报告，关于天文学。天气寒冷，德国学校的教室里无法上课，便把教学地点搬到了新建成的“海因里希王子酒店”的两个房间里。
1900年二月中旬，理查德搬进了新家。他写道：“房子内部还需要继续装修改进，但已经非常漂亮了：房屋地势高，通风光照都不错，早春的阳光温暖明媚。站在房内，可远眺蓝色海湾和绵延青山，山谷里还有积雪……”
这段时间里，传教士协会也作出了选派第二名牧师来青岛的决定，这样一来，理查德就可以从教会事务中脱身，全力研究中国学，并投身于和中国人相关的工作。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我目前正读一本关于一个古代中国人的书，他的名字叫墨翟，也叫墨子。他是兼爱思想的代表人物，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他的学说遭到了儒家信徒尤其是孟子的抨击。由于孔孟学说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教义，所以，在中国的学校里，墨子就被刻画成了邪恶的异教徒，除了他的名字，没有人真正了解他。而我却对他很感兴趣，至少我想先从好的译本入手来了解他的著述。”
1900年春，理查德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月中旬”，他写道：“我满心喜悦地迎接舒勒尔牧师的到来。我和他共事一周，成果斐然，我把德国社区的那块工作移交给了他。四月底，我前往上海迎接两位女士。”因为舒勒尔牧师乘坐的军队运输船不接纳女士，舒勒尔太太无法随丈夫一起乘船，所以她便和我结伴同来。”
“五月七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在哈克曼牧师家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婚礼仪式。在上海停留期间，我们参加了德国教堂的奠基仪式，海军上将本德曼出席了庆典。我们还去了好几次上海老城厢。终于在5月12日清晨，在我来中国一年之后，我们回到了青岛。我们先是忙着布置新家，分派各项工作，但很快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我终于可以专心做中国研究了，我太太也开始在一位中国老师那里学习。”
但我们的新家布置只维持了短短几日。5月25日晚，天气闷热，天上飘移的云层闪着奇异的光。夜里下起了大暴雨，狂风裹挟暴雨，冲毁了屋子的围墙，雨水灌入屋里，所有人都忙着掏积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暴雨下得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在桌边坐下，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位上尉，也是我们的友人，派了一名随从过来，通知我们尽快收拾东西。上尉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就让那名随从也带回一句玩笑话。可没过多久，随从又出现了，这次他还带来了六名士兵。他们遵照上尉的命令要帮我们收拾转移，我们这才相信情况危急。我们迅速地转移了家具，画，地毯，重点搬迁对象是花之安捐赠的书籍，这些书才刚整理摆放好，现在又不得不把它们搬出图书室，暂时转移到房屋的西半边，那里还比较安全。理查德带了几个胆大的中国人去加固油毡。屋顶上的横梁已经开始晃动。然而暴风雨势不可挡：只听一声巨响，东半边的屋顶被狂风席卷而去。当时一名木匠正要爬过去扯住油毡，幸亏理查德及时叫住他，不然他毫无疑问也会被狂风卷走。紧接着，山墙轰隆隆地倒塌了，烟囱从房顶坠入屋内，屋顶的部分横梁折断，一直摔落到底楼。暴风雨肆虐了整整一天。
青岛城内受灾严重。在还没得到我们房屋受损的消息之前，我们的德国建筑设计师心高气傲地穿过大街小巷，断言他设计的房子绝对安全无虞。前来探望的邻居太太们想表达惋惜之情，却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在悲叹抱怨，而是正忙着和学生们一起布置还未倒塌的那一半房屋。几乎整个夏天我们都忙着修葺受灾的房屋，但我们还能腾出点地方，安置了一户从山东内陆来青岛避难的传教士家庭。
此时，在中国的北部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北京城被义和团拳师包围，他们杀害了德国大使，在北京的德国人命运叵测。中国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对抗义和团。青岛也拉起了一支志愿兵队伍。等了几个星期，他们没等到义和团，队伍便解散了。总是不断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住所地点这么暴露，我们必须准备自卫的武器。我们却不愿相信这样的保护措施有什么用。但自此，每天夜里，只要一听到有什么奇怪的声响，我们都会被吓醒，屏息倾听楼下花园里的动静，直到确定一切如常才安心。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了脚步声，听得真真切切。理查德悄悄走到顶楼的阳台，大声喝问下面是谁。底下传来的声音怯怯的，原来是我们的仆人，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他把睡铺挪到了底楼的阳台。
这一年的夏天就在一连串惊险中度过，我们还不知道与义和团的交战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理查德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学习和研究中文，现在的他不会再被教会公务牵扯精力了。有一天，来了两名中国学生，请求他教他们德语，他便开办了一个德语班。刚开始时，他在客厅为学生授课，后来学生数量增加到14名。还有一些病人也上门寻求理查德的帮助。最初，病人被安排在仆人院子里，由一位在长老教会学过医学，尤其擅长眼科疾病的老师为他们做一些必要的治疗措施。后来，由于一些病人的病情不适合马上送走，我们便腾出了几间本来打算安置仆人家属的房间，作为临时病房。就这样，在理查德放弃牧师工作的第一个夏天，中德文研修班和花之安医院初具雏形。
随之而来的一次灾害性天气差一点又毁了我们的家。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怪异。在去教堂的路上，我们便感觉到即将有非同寻常的灾难天气发生：这天狂风呼啸，阳光却很刺眼。等我们从教堂回到家，走到阳台上，就看见天空中乌云密布，云层相互追逐。突然，我们发现海湾上空有一片巨大的乌云，如同竖在海面上的一根擎天巨柱，正缓慢而威严地向陆地行进，朝着我们房屋的方向移来，情形十分恐怖。此时，风已完全停息，四下里笼罩着可怕的寂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怕的乌云靠近，忧心忡忡。突然，它拐了个弯，向中国人住宅区的一条主要街道而去。顷刻间，木板、屋顶和篱笆墙被卷到半空中。龙卷风呼啸着继续肆虐，最终消失在山后，那座山挡住了青岛老城的视野。紧接着又下起了暴雨。但没过多久，天空就明净了。下午我们便能出门，去看龙卷风的灾情。这个夏天，屋前的花园也需要护理。这一大块地皮还完全闲置着，需要铺路，清理矮树丛和野草，铺草坪，种上树。对这些不平常的工作理查德也是兴致勃勃，一段日子以后，花园看上去十分像样了。
师生散步之际，理查德有机会接触中国人。在给德国的家信中，理查德写道：“我常常和中国人在一起。在街上，我总是被中国人包围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是对他们比较友好而已，他们平常很少从欧洲人那里感受到这种友好。我也有一些愉快的经历，比如最近有个小男孩送包裹到我家，却不愿收取分文报酬。又比如今天我把一个包裹交给一个脚夫，让他扛到我家，我给了他工钱，告诉他我家的地址，然后让他独自上路。他办事牢靠，准时把东西送到了我家。这些事都证明了，我们必须首先信任他们，才能发现其实他们也是可以信赖的。欧洲人总是抱怨所到之处遇见的中国人都爱撒谎欺骗。”
有一次我们远足回来，一名德国海员把我们从海湾那头摆渡回家，他告诉理查德，他绝对不会像其他欧洲人那样殴打中国脚夫，他心肠没那么狠。理查德和中国人相处时尽量中国化。“入乡随俗”的理念在他未来完成重大任务时证明了其重要性。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理查德在楼下花园叫我，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他的内心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震动。直觉告诉我，他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的中文老师李医生告诉他，派往山东内陆的德国部队让百姓遭了殃。当地民众因为听不懂德国军队的命令，不能立即按照指令办事。要指望德国人有耐心是不可能的，当德国人下令村民拆掉保护村庄的围墙或者交出武器，村民没有立即照办的话，德国人就会枪毙他们。于是发生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男人们死的死，伤的伤，女人带着小孩四处逃亡。听闻此事后，理查德即刻作出决定，前往事发地，调解德国军队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对抗和不信任。他给中国学生放了假，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当时还没有通往山东内陆的铁路，德国人造的山东铁路还没有投入使用。理查德雇了船夫，坐船横渡海湾前往胶州。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为了镇压高密附近的骚乱，德国又增派了一支部队，我面临一堆新的问题。德国人严厉地惩罚中国人。好几个村庄都被烧的烧，杀的杀。认识的中国人告诉我，如果能有好心人劝告那些村民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也许就能避免接下来的杀戮之灾。毫无疑问，这桩艰难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而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但我至少应该试一下，所以我和李来到了骚乱发生地。
为了不让当地人产生我是官方调停员的印象，我此行没有要求德国军队保护，而是完全像普通中国人那样出行。胶州和高密的地方官员善意地为我们提供了轿子和马车，11月6日，我们到达了高密。高密的官员为我安排了住处，就在衙门对面一处设施相当完善的私人住宅。眼下的形势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我原本担心接近当地人会很困难，他们在德国人嘴里是一群愚蠢和残忍之徒。事实上，最大的困难在别的方面。德国军队的出现在当地引起了恐慌。女人和大部分男人都逃走了，只留下了一座空城。要是还能找到马匹，人们就会逃到老远的乡下。我不断听到传言，说如今的德国人比当年那位烧杀屠掳的将军还要可怕，据说这位将军死后，他的木雕像还继续发挥威吓震慑的作用。
我们渐渐地获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可以这里那里的帮上点忙。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有个村庄遭到德军的洗劫，房屋和粮仓被烧毁，幸存者都逃走了。街巷里不是躺着死狗，就是散落着破布烂衫，景象凄惨可怖。我们下榻在少数还幸存的房屋中的一所，那里曾经是一个学堂。我们到达的消息传开后没多久，一些伤者就被安排到这里，我们尽力帮助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在逃亡时被机关枪扫中。有些人伤势严重，几乎无法救治。但我们还是成功地救治了很多伤者。有一段日子，我们每天都骑马去临时搭建起的一个“野战医院”。在探望病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村庄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有一番缘故。
有一天，我在学堂里发现了一封信件的残片，内容耐人寻味。该村有几个想要谋反的村民与附近一带的义和团建立了联系。义和团派了人来村里，许诺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援兵，届时义和团八百万神勇之师将从天而降。信中还写有义和团的誓言口号，从中不难看出义和团运动狂热的神灵崇拜性质。这是一个小范围内发生的悲剧。尽管村子里也有人主张谨慎行事，但这不同的声音终因受到义和团武力震慑和威胁而陷入沉默，就连村里的女人和小孩也被困住，无法外逃。德国人越来越靠近，枪炮打开了村庄的缺口。村里的人顽强反抗，但这场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义和团没有派来一兵一卒，村人使用的老旧的枪炮无济于事，火药爆炸时伤到的自己人比伤到的德国士兵还要多，德国人一个都没死。曾经拍胸脯保证的义和团的人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事发生的时间，却无所行动，这个村庄不得不为盲目的反抗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义和团自称发源于佛教，是为了保家卫国，抵抗外国势力而发起的一场运动。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越过了边界，就连中国朝廷的马将军也对他们毫不留情，他的人马把平度（中国地界）山上的一座寺庙——义和团组织的总部——团团包围，杀得片甲不留。
我还有其他一些工作需要做。我们不时地做些安抚和规劝的工作。我成功地把地区头目们，大约有一百个，集中到一起，向他们阐明形势。他们便写了一封投降书，在我引领下递交给德军将领，德军将领说了几句安抚人心的话，便让他们走了。
渐渐地，其他病人也来找我们治疗。我们在一座寺庙里开设了临时医院，高密的居民帮着一起布置医院。三个星期以后，我回到了青岛，我向德国总督先生做了汇报，总督先生仁慈地拨款给我，使我能给伤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在青岛短暂停留后，我和太太一起回到了高密。我太太的出现对当地人起到了决定性的安抚作用，他们也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妻儿接回城里。我太太帮着我们一起分发救济款。我们目睹了最为苦难的情景，比如一个老婆婆和儿媳还有四个孩子坐在被炮弹摧毁的家园废墟上，哭成一团；还有很多不知该如何活下去的孤儿寡母们；一个受伤还未痊愈的老妇人正忍受着饥饿折磨。不少人向我们表达感激之情。就连中国官方也向我们提供了救助款，我们用这笔钱来维持医院的开支。
我和中国官员的接触也颇有成效。我认识的一位翰林（翰林是最高文学学位）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的兴趣。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接触过欧洲文化，我向他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我希望我能得到这些人的信赖，能超越我的个人而引领他们进入我们所服务并想往的王国。”
传教士协会派了一名德国医生支援我们，在迪普尔医生的帮助下，我们扩建了医院。之后，我们在高密开办了一所学校，开设了德语课，还在那个举兵起义而被炮火完全摧毁的村子里开办了一所学校。理查德和当地居民十分亲近，当时的山东总督袁世凯派遣他级别最高的部下马将军前来对理查德致谢。
1901年初，高密地方长官来访。在骚乱期间，理查德曾多次得到这位长官的支持。这位长官大概从未到过欧洲风格的住所，他带着惊讶的表情把所有东西都仔仔细细地瞧了个遍，还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品尝欧式菜肴。我们邀请他在我家过夜，他也欣然接受。遗憾的是，不久之后，这位官员被派到别的地区去做官了。但他的后任与我们之前的联系也并未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