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收到张鸣教授这篇新作，我很感动。当时，我找他要一篇关于义和团的老文章以供默存刊发，我知道他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义和团，他读的义和团档案、教案档案之多，当代可能没几个学者比得上。结果他直接说，我给你写篇新的，把这事讲清楚。然后很快他就发来新写的文章，我一读，顿觉清朗。过去我也读过一些义和团的论文论著，但没有一篇，能像张鸣教授这样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而且胜义迭出。
都说义和拳起山东，这倒不假。但是，一般国内学者认为，义和团的源头是白莲教类的民间宗教，其实并不靠谱。不能说义和团里没有一个民间教门中人，但义和团的确不源于这些教门。台湾学者，倾向于义和团来源于乡团，这也没有太多的根据，只能说，义和团的盛期，乡团是有参与的，但他们肯定也不是义和团的源头。所以，美国学者周锡瑞，干脆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山东社会以及文化，视为义和团的起源，这样说，保险倒是很保险，但对于希望有个踏实答案的人来说，还是失望。
说起来，义和团起初，就是一些练神拳的人。这些人品流很杂，有一般的老百姓，也有民间拳会中人，乡团的人也是有的，至于民间教门的人，个别参与进去，也不能排除，他们的源头，是一些自有师承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北方数省，一直都存在着一些教神拳，即刀枪不入法门的人，他们被称为老师。这种功夫，其实就是一种简易法门，通过一些简单的神秘仪式，喝符，念咒，然后教人如何运气，运到一定火候，就可以排刀，即用大刀砍运气的部位，一般都是肚皮，一砍一个白印。完了，就退法，回到常人状态。当初，有人在山东大刀会里教这个功夫的时候，清政府的密探，卧底已经查明了情况。当时就有人指出，这都是假招子，刀砍不进，但用刀子一划，就是一个口子。
这种人，在明清两代间或出现，甚至闹出了义和团这样的大的事儿，到了民国，还有人干，民国的红枪会，就是义和团的翻版。但是，这种人一般都闹不大，非得学的人特别多，而且有相应的土壤的时候，才能成气候。义和团能闹大，是因为政治时事的需要，民国时期红枪会闹大了，也是因为军阀混战实在逼得北方乡村社会没办法活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在何时何地，教功夫的老师，对当地练这套简易法门的组织，都不起任何作用，根本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另有其人。老师都是外地人，而组织者都是本地人，大小是个人物，但也不算是精英。所以，义和团的组织，都是一股一股的，能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大师兄，二师兄这样的领导者，就够用了。
在戊戌变法之前，练这些功夫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甚至也不与寻常的跟乡村教会为难的那些人结合。但是，有一个引子，把这些人引向了跟洋人作对的轨道里。这就是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由于牵扯面过广，德国人跟山东农村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加。仇视德国人，进而仇视一切洋人。原本山东的教会，就跟民间社会有冲突，这回就一锅烩了。所以，慢慢的，由于刀枪不入这个法门，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的威慑力，所以，一些跟洋人为难的人，也都开始习染这个法门。这就是为什么，义和团组织千差万别，杂七杂八，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法术，不管是什么乾字团，坎字团，练的功夫，都是一个，因为就是那么几个老师，传的法，都一样。
这些习染了神拳的组织，开始并不叫义和团，叫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叫神拳和义和拳的，渐渐的，这两个称谓，流行起来。
当时凡是跟洋人作对，打教灭教的组织，都是要被清政府镇压的。保守派官员，毓贤和李秉衡主政山东时，都镇压过神拳和义和拳。在面对政府镇压的时候，这些组织，基本上是没有抵抗的，但由于很分散，一哄而散，所以，也消灭不了。
到了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再度垂帘，尽废新法，大开历史倒车。但是，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跟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关系的交恶。在废掉光绪皇帝这个具体问题上，西太后跟西方关系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从更深的层次讲，当初变法，学习西方，无非是为了挽救甲午以来的亡国危机，现在尽废新法，但危机仍在，如何应对，也是西太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尽管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搞了很多年，但西太后对于洋务所知甚少，对她来说，只要能把洋人赶出去，不让他们进来，亡国危机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寻找对抗西方，挽救危局的良方，是摆在西太后面前的现实课题。所以，一些保守派官员，提出了“民气可用”的建议，而具体的例证，就是山东的义和拳，并且说他们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西太后虽说没有马上采纳，但还是为之动容的。上面一有这个意思，那么，下面马上政策就变了，所以，义和拳立刻像气吹了一样，膨胀起来。为了呼应上面的恩典，义和拳就变成了更官方化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喊得山响。
到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向京津，而且到处杀洋灭教，屠杀四万多新基督教的教民的时候，这里，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来中国修铁路的工程师被害，或者，受到了威胁，乱子就闹大了，整个世界为之哗然。而西太后对义和团的肯定，也升了一个格，正式承认他们是义民。在此之前，西太后曾经派军机处里的刚毅和赵舒翘两人，去涿州的义和团大本营考察过，他们两人肯定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真的。所以，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城之后，义和团被西太后安了一个大统领，就是要取代光绪的大阿哥溥雋的亲生父亲，端郡王载漪，还拨了一些钱粮。义和团也知趣地向组织靠拢，自称“奉旨练团”，所有的拳坛，都打的旗号是钦命义和团。主动到处抓汉奸，非常自觉地跟白莲教划清界限，在北京，曾经抓捕过一个所谓的白莲教团伙（其实就是些走江湖卖艺的），把人家都给杀了。
尽管，在这期间，载漪他们想的是，利用义和团逼走或者整死光绪，所以，他给义和团了一个新口号，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就是光绪。西太后虽然还暂时不想如此操切，但是，在此期间，义和团是这个女人的希望，所以，任何对义和团的批评，都是不能被容许的。哪怕义和团闯祸，烧了作为朝廷门脸的前门楼子，都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说不字的，都丢了脑袋，当时死了五个大臣。
尽管如此，西太后希望的是义和团来对付西方人，主要是军队。可这些来自乡土的拳民，最乐意打的，却是那些信教的教民，这些人，由于信教，同在一个乡土世界，已经跟他们这些不信教的，有了几十年的隔阂和冲突。教民不仅信仰跟平民不同，而且教民做弥撒，洗礼，这样的行为也为平民看不惯，特别是，教民不参与祭祖，也不为平时的迎神赛会的演戏活动交份子钱。所以，双方的冲突，已非一日。所有的教案冲突，来自平民的理由，大抵都是误会，比如说人家集体宣淫啦，比如说人家捣毁神像啦，甚至说教会育婴堂挖孩子的眼睛做药啦。但是，只要教堂被捣毁，教民被杀，闹出案子，官方在西方的干预下，最终还得让平民偿命赔钱，但却从不告诉老百姓真相，让老百姓觉得，教会的确十恶不赦，官府由于害怕洋人，不得不屈从。所以，闹一次教案，民教的仇怨就升一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总教案。
需要指出的是，义和团闹大之后，由于老师当初传法，其实就是一个简易法门，即便喝符念咒，也没有多少神秘色彩。所以，闹大之后，拳民们开始自行发明创造，把喝符念咒以及运气的过程，说成是神灵附体。而拳民平时就浸润在带有宗教色彩的戏乐文化里，所以，他们附体之神，都是平时戏里的人物，特别是三国人物，西游人物，还加上八仙，以及公案戏里的黄三太和黄天霸。加上原来念咒，就是个幌子，所以，后来的的咒语，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跟宗教的咒语，毫不相干。拳民在上法（神灵附体）之时，还会模仿戏剧里的人物，做一些表演身段，让人看起来很滑稽。
除此以外，义和团还真没有多少宗教，甚至民间宗教色彩。在自己的团上挂上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之类，也就仅此而已了，事实上，义和团并没有把八个名号都排上，大家都一窝蜂都是乾字团，大约是感觉乾字是老大吧。剩下的，用红布或者黄布包头，无非就是借用民间的吉色。
当然，到了西太后真的用义和团来抵御洋人的时候，就不行了。无论是攻打西什库教堂还是使馆区，还是抵抗八国联军，真正能给洋人制造一点威胁的，还是清军。后来一些中国学者移花接木，把清军的战绩都安在了义和团头上，但是最终也无济于事。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传得很盛的红灯照，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女义和团的组织，也没有女性练红灯照。所谓红灯照，就是由灯节的时候，飘在空中的那种灯，想象出来，有人想象，有少女像这些灯一样，飞来飞去，飞到外国，把洋人的首都给烧了。义和团非常保守，对女性极度歧视，义和团里的女人，比如黄莲圣母（林黑儿），不过是义和团为了对抗所谓洋人的女性法宝（传说义和团的法术不灵，就是因为洋人用了裸体女人，或者女人的生殖器），所以，找林黑儿这种船妓，最脏的女人，以毒攻毒，来对抗洋人之用的。最后对抗不了，林黑儿就被义和团抛弃，结果被洋人活捉，用来展览。
当围攻使馆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西太后已经醒悟，刀枪不入不中用了，但是，此时她已经走得太远，没法马上回头了。但是，当她逃出北京，刚到山西，勉强算脱离了危险，就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命令清军剿灭义和团。此后，杀义和团最多的，其实是清军。这样的反噬，虽然有景廷宾带头（他其实不是正经的义和团，只是被围剿义和团的清军给牵连的乡绅），反抗了一下，基本上就烟消云散了。需要提一下的是，在义和团的盛时，由于山东巡抚换成了袁世凯，袁世凯就凭他那一万的新建陆军，就把山东的义和团赶得赶，杀得杀，都给剿灭了，所以，闹出大事的义和团，只集中在直隶和山西，主要是京津一带。
后来，干过义和团的农民，凡是没死的，一般都回归了乡土，其中不少人，甚至还都信了基督教。道理何在？给钱玄同拉车的车夫，曾经是做过大师兄，但也皈依了基督教，他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义和团没了，但那些教功夫的老师还在，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过什么杀洋灭教，他们自有自己的师承，代代相传。到了民国北洋时期的后半段，由于军阀混战极度频仍，造成了北方乡村社会的大破坏，于是，当年的义和团，又以红枪会的名目再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