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国所有保安认罪

冯永锋

我是个有罪的人，尽管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来抓走我，把我毒打，逼我招供，让我在法庭上像所有人民的敌人那样埋头认错，引诱我在劳改监狱里像所有失去自由的人那样认真服刑；但我知道，我有罪，我几十年犯过的错误加在一起，足够关我好几年，打我好几顿，就像把所有的小水滴加在一起，足够在小溪里发上好几次洪水那样。

吉川纪美轻轻地拿起我的手掌，看了几眼之后，用断续的汉语轻轻地说：“你要注意一点，你是个容易暴怒的人，你会为很小的事情失控，结果，表面上伤害了别人，其实是在伤害你的生命。”

她说得多么准啊，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为小事而暴怒的事。而当我一旦开始总结，我就发现了规律。我发现，所有的这些暴怒，都与人民保安有关。这足够让我夜半惊醒好几次，这足够让我写上好几封检讨书。

这显然证明我是个心有暗疾的人，这显然证明我是个内心阴暗的人，这显然也证明我是个容易被这个缺陷所绊倒的人。任何人只要琢磨着害我，只要打扮成一个保安，在我行进的路上，对我横加阻拦，然后，就完全可以以袭警罪，以扰乱社会治安罪，以侮辱国家雇佣机器罪，对我进行处罚。

1992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我们几个立志要成为诗人的人，在雪天来临的时候，从北大西门往外走，想去当时还残存的荒野里，讨要一点诗意。但我们很快就返回，想从西门回宿舍。结果，被保安叔叔们拦住，非要检查我们的证件。诗人们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挑衅，于是怒气发作，在西门内与一群保安及几个班长级的保安领导，狠狠地吵了一通。我们也说了些狠话，像什么我们是学校的主人，你们应当替我们服务，怎么成了拦截我们进出的人，你刚才让我们自由地出去，就该让我们自由地进来。保安班长队长队员们，也一起冲我们说了些狠话，说要把我们的恶劣言行举报到系里，举报到学校，让我们不得顺利毕业。

2001年的春天，我们家动用所有的积蓄，又把此后大半的收入全抵押给了银行，在北京西郊买了套房子，从贫困而富有尊严的报社宿命里搬出。住得宽敞些了，心情甚是愉快。在一个春天的雨天，我穿着雨衣似的外套，到小区外去玩一玩，结果转回来的时候，被保安拦住，非要检查我的证件，怀疑我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甚至怀疑我是准备潜入这个小区的罪犯。我当时马上就生气了，我指着那些从我旁边进出自如的人们——他们似乎也在斜着眼睛看我，与保安一起怀疑我的身份——我说你要检查我，就要检查所有的人，如果你不检查所有的人，就不能检查我。保安也很生气，说，我就偏不检查所有的人，我就偏要检查你。我的职业赋予我怀疑任何人、检查任何人、殴打任何人、拘留任何人、捕捉任何人的权力，现在，我就要行驶这个权力。我们吵得很凶，相互间又说了很多狠话，最后，是我的邻居正好从身边经过，他恍惚认出我是他的隔壁，于是向保安担保了我，这才涉险入关。

2009年的春节马上就要来了，2008年的腊月马上就要过去，报社的职工饭卡里还剩下好几百块钱，按照报社的规定，如果这些钱不在大限之前花完，就自动清零，就自行销毁。我当然很着急，于是就在一个有闲的下午，乘坐岳父、岳母驾驶的小轿车，与不到一岁的儿子一起，兴冲冲地到报社去采购。报社的食物购买处，在地下一层，如果开着车进去，从地下车库最方便。而要到地下车库，就要从报社西门的车辆入口处昂然驶入。我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因此没有在报社登记注册。但我富有生命尊严地想，我是这个报社的员工，偶尔动用车辆进一下地下车库，买完东西就走，应当是很容易放行的。结果保安不让，说我必须有存车于地下车库的证件，否则，任你掏出单位所有的“门卡饭卡一卡通”，不能够放行。我坐在车里，保安站在他的值班室里，一时间仿佛居高临下地对我说话，我于是很生气，推开门冲向值班室，一把就将他们的玻璃拍碎。保安的班长及班长的领导保安主任，立刻被对讲机招引了过来。主任似乎中午喝了点酒，正在值班室里闭目养神，被我这么一闹，怒向脸上烧，首先指责我作为年轻人当着长辈的面与人吵架，很是缺乏道德；然后当场宣布，我这么一个缺乏道德的人，不管什么条件，哪怕总编出面，都不许我进入车库。争吵间，儿子被吓得大哭，从此坐下了一见到戴大盖帽的就想哭的毛病。岳父岳母也从此很是鄙夷我，觉得我是个办不成小事更办不成大事的人，连单位的门都进不去，连单位的保安都要纠缠。很快这事就让由保安主任通报给部门领导知情了；部门领导、部门同事对我也很是不屑，觉得做出这样行为的人，完全是非他们族类。

回家后又被我的“生活保安”——我的老婆痛斥了一顿。老婆把我与人发生争吵的全过程安检了一遍，之后，她说，那些保安和你一样，都是些可怜的孩子，他们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被招来，在城市遭受冷眼，经常被保安公司克扣工资，成天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比你困难多了，你也是农村出身，不知道和人团结，居然和人家吵架，都不知道你的心是不是给城市吃了。

飞机场越来越像火车站的时候，我难免也坐一坐飞机。每次都要忍受“搜身似的安检”。全国各地的机场各有安检的规矩，有些机场的安检似乎有些随心所欲，它们想搭派什么理由就搭派什么理由，能让乘客忍受多久就让乘客忍受多久，他们想检查乘客的哪个部位就检查哪个部位。他们是为了乘客的安全，他们也是把安全保卫的责任推卸到乘客身上。在他们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必须怀疑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危害飞行安全。我对此早有准备，提前好几天就把所有的液体、气体、易燃易爆品，全都排放干净；把毒药、毒品、药品、化妆品、金属制品，全都留在家门以内。但我哪照顾得过来啊，又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加上觉得自己有侠义心肠，于是就不堪忍受，于是“坏脾气”这个最没法清除的易燃易爆品就随时被点燃，被引爆。于是在厦门机场，要和安检人员冲突，因为他们居然让我当众脱鞋；在西宁机场，要和安检人员“互动”，因为他们居然在铃声不响的时候，也要“逐个检查”；在兰州机场，也冲安检人员喷火，因为他们对我的望远镜，产生了奇特的疑心；在上海机场，也和安检人员动粗，因为他们对世博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异常焦虑，因此也就异常的繁琐，因此分派给乘客担当的也就分外的多，乘客得提前到达机场，得接近“三重安检”，很自然，我脆弱的神经经不起这频繁而贴身的检查，我觉得我的生命受了侮辱，于是我就像一盆打翻的水那样发作了。

北京的地铁也一度也让躁狂，奥运会之后，北京所有的地铁站趁机购买了安全检查设备，由此带动了国内的安检仪器产业，由此对乘客的地铁安全得到了最高保障。但我这种神经衰弱、身体容易过敏、情绪容易失控的人，难免有时候就会生气，难免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就会冲安检保安喷吐几句难听的话。

汽车站、火车站的安检也时常让我情绪失控。我到赤峰汽车站去坐开往巴林右旗的车，进去被安检了一回，这很容易接受；我往左边的售票处去，买完票回来，又被强制安检了一回，我很不情愿，认为自己长相出众、情况特殊，他们应当完全记得住我一分钟前刚刚被安检过；但保卫安检的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根本不想记住任何人，他只看管每个人的包是不是从身体上卸下，放到安检传送带中。于是我又暴怒起来，与穿着制服、戴着红袖箍的职业安检人员，恶语相向了几句。

然而我又胆小得很，嘴里边嘟哝，脚步边向远方飘移。目光尚且存留着怒气，脚下已经显出强烈的心虚。

于是我怀疑吉川纪美只检查出了我是个易暴怒的人，没有检查出我是个同步心虚的人。我的所有愤怒都很容易衰减，我的所有不平都极其容易驯服。我其实是个安分守己、听话老实的孩子，我永远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保安，心存惧意，好像我是个，生来就有罪的人。（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