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之记者生涯
艾未未和推特创始人纽约会谈时说的那句话，到现在还在深深刺激着我。艾未未说：有了推特，我们要问，还要记者干嘛？
必须承认，艾未未完全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当下中国没有一个记者能跟得上他制造或者切入公共事件的速度、力度与持久度。我们有的是报纸杂志网站等平台，而他所凭籍的，不过是一部手机而已！
在会谈现场坐在第一排的我，感受到了艾说这句话时从主席台上辐射出来的得意。感受更多的，却是伴随新技术而来的传播革命的巨大威力。对艾未未这样的超级顽主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套超级好玩的刀法。对我们这些卖稿为生的新闻民工来说，这实在是一件越想越不寒而栗的事情。
不管你是否愿意面对，新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首先要革掉的，是我们这些媒体人的所谓专业神圣感。也就是说，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时代即将到来时，在专业技术层面，新闻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自傲的秘笈了。在这个冲击下，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一些从华盛顿邮报等传统大报脱身出来，自己做个人化网站进行报道的采编同行了，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这是新闻人所需面临的技术层面的去魅，同时也是这篇文章要谈的第一个层级，这点相信反对的不会太多。接下来要谈的，是新闻人的道德去魅。这个看法，相信同意的不会太多。
我们不止一次辨析过新闻产品的公共属性，也不止一次标榜过新闻理想主义这个说法，更不止一次探讨过新闻职业共同体以及职业尊严的建立。我对以上三个概念均无异议，但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与此平行的，还有和当下新闻从业人员如影随形的两大特征：
一是新闻业外的妖魔化，即提起记者，即是普遍的收红包与搞敲诈，发通稿与马甲袋新闻等；二是新闻业内的自我神圣化，开口即是大侠英雄，貌似不食人间烟火，动辄救民于水火之中等等。
对于外界的妖魔化，我想只要媒体市场化趋向没有大的调整，这个问题一定会在一个健康的媒体生态系统里慢慢得到解决。反倒是目前国进民退的大形势以及所谓大外宣格局，让人有几分担心。
真正让人担心的，还是业内的自我神圣化。
自我神圣化其实是一种停留在传统新闻学教科书上的古老情绪。如果说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还具备这种神化和道德化媒体从业人员的基础，那么到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被越来越多业内同行接受的现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慢慢丧失了。这是其一。
其次，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即使不涉及新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那种指望一篇稿子或者一个人就包打天下的传统做法，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媒体稀缺时代的做法。现在的传播手段更为精细，需要蚂蚁啃骨头似的社会分工，也需要充分考量效果的公共传播智慧。那种带头大哥振臂一呼，记者马上兵发某地的江湖刀法，相信会越来越边缘化。
第三，这种自我神圣化，在传播效果上，有个不容忽视的议题置换副作用，即习惯于把记者和媒体本身，而不是新闻事实作为公众注意力的中心。议题置换的结果是，媒体往往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弹药，即开始声势浩大的冲锋。非常惋惜的是，这种冲锋的惯常结局是，事实和真相还未得到及时和充分的揭晓，就已葬送在管制与反管制的口水战中了。
还有种说法认为，这种自我神圣化和悲情化，是孤独前行的新闻人用来互相温暖或者壮胆的需要。美国新闻史早期的调查性报道作者群里，的确也有不少这样的个性化记者。不过我倒觉得不妨换一种思路看看：既然你的采访权，不过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在体制越严苛、环境越恶劣的时候，将新闻人还原成普通人或许也就越安全。
我想越来越多的同行会慢慢意识到，新闻产品的公共性，并不必然等于新闻人的公共性。新闻理想主义，并不等于新闻高调主义。这既是新闻人需要道德去魅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改善当前新闻人的处境。我的上海朋友，至今仍在采编一线写稿不止的老掘粪工杨海鹏说：我的梦想，就是出现一群以普通人心态做事的记者。
最后说到这个行业的职业尊严。前两个月，在《为虚荣而奔跑》和《秀才杀猪大法》两篇文章里，我曾以稍带戏谑的口吻约略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一些朋友觉得我有点不正经。前几天，为一家周报做的《新闻人的尊严》专题，我特意写了一段正经一点的话，今天偷个懒，拿来做本文的结尾：
“所谓新闻人的职业尊严，不是谁给的，只能是自己争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能是时间累积而成的。我总在想，既然这个行业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就没必要贪恋那三瓜两枣；既然是做稿，又不是做官，就没必要去攀附什么，也无所谓畏惧什么……当然，你若觉得累了，倦了，烦了，就撤。这又不是黑社会，既不需要投名状，也不需要一条道走到黑。天下大了，干点什么不行呢，要饿死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还是蛮难的。”
(作者为南都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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