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再次来袭，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华东沦陷，就连当年日本鬼子都进不去的大西南，也沦陷。网传照片，成都一教室里的小学生几乎人人戴口罩上课，令人痛心。最近全国多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许多中小学停课。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雾霾最严重的北京、天津、河北，有五名律师，向法院起诉京津冀政府，状告其未能履行防止和治理辖区内大气污染的职责。尽管从法律的角度可诉，但中国的法院事实上都归同级政府、党委政法委管辖，这样的案件往往不予受理。就像许多涉及网络删贴销号、政府讯息公开的起诉，由于法律背后的政治，法院也不受理。

这些年中国各级政府在治理雾霾方面，表态、举措、加税、投入巨额预算，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具体效果如何，不光没有好转，反而是愈来愈厉害，而且决策不透明，责任难追究。以北京市为例，从2014年起政府将投7600亿元治理雾霾。市长更是表态，2017年如果实现不了空气治理的好转，就“提头来见”。结果2017年没到，市长换了。

这就是中国的“三拍”官员：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官员的升迁任免由上级决定，同级的人大代表没法监督，民间更没办法知晓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起诉法院不受理，要求讯息公开，又说不在公开的范围。尽管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的应该是常态，不公开的是特殊，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变成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特殊。

雾霾表面是气候现象，而且只要刮风，就能缓解消除，气象部门也准备把雾霾作为自然灾害来应对，但谁都知道背后是政治。一方面是过去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用政绩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否认、忽视、拖延环境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导致愈来愈严重。

事实上雾霾一开始就是当政治问题处理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美国有几名运动员对空气不适，戴上口罩，遭到中国官媒的围攻和民众的愤慨，认为是给中国抹黑。2011年，美国大使馆开始公布北京的PM2.5指数，供在华美国人参考，指数显示北京空气污染经常是“有害”水平。

当时的《环球时报》对此发表社论，认为美使馆搞PM2.5监测并公布数据，有很大的“私心”，想多争取美国政府的驻外使馆人员补贴，从利益上说，不排除有意把中国空气质量往差了说的动机。

而中国环保部更是认为此举违反了环境保护的规定，中国的监测和数据更精准，完全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敦促美国使馆尊重中国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讯息。

政治的调门很高，也激起了民众的反美情绪，但掩盖不了日益恶化的空气。现在中国也在公布PM2.5指数，民众在不停抱怨的时候，是否该反省被政治耽搁的环境问题？

现在倒是想治理，但几十年粗放发展排出的废气尘渣热量，岂是短短几年能化解的？何况还在继续排放。另外空气是流动全局性的，北京投入大、转移多，但周围的河北乃至全国都得协调，以邻为壑、地方保护、边污染边治理，如何解决？

雾霾没有解决，雾霾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口罩、净化器销售火爆。在雾霾最严重的12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雾霾经济学研讨会”，结果外地的代表一大半没来。有飞机降落不了的，有高速公路封闭的，有出了高铁站身体不适返回的。

这就是北京，政治经济、为人民“服雾”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