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或者说雷洋的屈死，引起了社会关注，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舆论。

这么多年，屈死的无辜已经太多。除了死者亲友，关注者极少。因为那些屈死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死活如同草芥。

现实是，自私的社会中层（不是中产阶级）人士，基本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冤情。他们的生活，已摆脱羞涩，步入小康。这些人谈笑有沙龙，出入开轿车。或聚会，或旅游，或诗酒歌舞，或书画琴棋，潇洒而自在。

这些人对底层老百姓们的冤情和苦难，很冷漠。至多，只会对无辜的受害者付出一点廉价的同情。

若想让他们为底层老百姓的疾苦和冤情去仗义执言的奔走呼喊，基本上是不可能。

社会中层人士们为自身快乐与安全计，不约而同地都对眼前、身边发生的一些仗势欺人行为，抱着超然物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这种自私的冷漠和冷酷，是社会道德沦丧，正义感在快速消减的证明。

因此，这些年社会底层发生的一个个冤案，都被时间消磨和谐了。含冤上访者们弱弱地哭诉，既不能感天动地，更不能打动法官，带来的是官方的截访和对维稳防范的更加关注和警惕。

纵有一两件典型案例，在正义律师们的努力工作下得以平反昭雪，那也是司法部门出于无奈而作的纠正，是权力机构为了脸面的美容。

这次雷洋之死，使人们，特别是引起社会中层人士的不安，是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到，威胁正在迅速逐渐逼近自己。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危思考，引发出了焦虑，本能地举出正义的大旗，故对此案关注加倍。

这些人参与舆论，其力量非社会底层的弱势老百姓可比。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手机，个个一台电脑，力量是可观的。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追究雷洋之死的时候，猎奇之心，高于正义。因为猎奇安全，而追求正义，却很可能会陷入险地。

暴力执法致人死伤，已非个案，而追究执法部门暴力执法致人死伤的法律责任，难于上青天。

这才是雷洋案件的可怕之处。

这一社会事实，说明我们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执法者可以胡作非为，老百姓要求司法公正，有错必纠，却寸步难行。这种只可意会的大环境，是某些上层部门对违法乱纪行为的默许、放纵造成的。这种现象已成公害，成为执法部门的共同潜规则。

屈死不告状，也成为很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常识经验。

个别血性汉子的拔刀自卫，造成两败俱伤血案，受到司法惩罚的依然都是社会底层人士。这种处理方式，既于事无补，又不能阻止类似案件的终止，更不会引起社会高层的关注和警策。

你要追究执法者暴力执法、行政违法，他们就会很默契地在司法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在时间程序上布下道道关卡，叫你在实际司法诉求的操作上，陷于困境重重。使你在领教了无数的无趣和愤怒后，最后叫你的正义行为，在无可奈何中放弃，或无限期等待。最终让你明白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你只能无奈地不了了之。

官司未打，输赢已定。

其结果必然是，你不顺从，你的官司就输。你顺从，就是撤诉，不打官司。

即使有少数冤案，在正义人士冒险仗义伸张冤情的努力下，案件能取得局部小胜，也可断定，后果必然是全局大输。

我们的司法案件处理方式，或潜规则，有人说是大案看政治影响，中案看实力较量，小案看人脉关系，真乃经验之谈。

说到底，下级服从上级是组织原则。

这个组织原则，就是一切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的意图。而不是要你产生法律至上，一切应该服从法律的误解。

换言之，一旦依法治国，权贵阶级和特权利益集团的日子会很难过。而依法治国，是征服人心的神丹妙药，又不能不提倡。

雷洋案件将执政者陷于这种“两难”境地的窘境表现的清清楚楚。

北京检方认定邢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是玩忽职守，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就是证明。

玩忽职守致人死亡，居然不起诉？

这也是依法治国？

雷洋事件发生后，案件上了电视节目。警方的举证就不说了，这本身就是警方应该回避的法律程序，而事后的重要证人，居然全部“失踪”，怎么服众？

洗足房所谓卖淫女的全部消失，难道还不能证明有人在暗中操纵此案吗？

北京检方对此重大嫌疑视而不见，为什么？凭什么？

此案再次证明，在我们这儿：

民，斗不过官。
民输。
官，也失去了民心。
官输。
所以是双输。
官员命贵，人少，输不起。
老百姓命贱，人多，输得起。

陈毅元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圣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