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说法，只有死亡和爱不能被简化为理性主义。只有死亡和爱依旧是神秘的，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反面奇观，一个正面奇迹。而且，我们总是同时拥抱着二者。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著名评论家。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2016年度十大好诗评”终评委主任。

论民主与诗歌

作者：耿占春

一个民主的人就是一个诗学的人，他意识到词与物的间距，言义关系的紧张，他意识到理念和现实的距离，因此他既不会因为这种间距而成为价值虚无主义者，也不会成为幼稚的意义实证主义者。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诗学的人，他希望保持着词与物的差异和异质性，防止思想犯下统一性的暴行；他希望保持着意义实践中的潜在性与可能性，以免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暴政。他不会因为发愿推动政改的言论与制度沉重的惰性之间的巨大间距而站在后者一边居心不良地讽刺前者，他不会站在现状一边挖苦微弱的希望。

独裁主义者是价值虚无主义也是权力实证主义者，他是权力的信徒；而自由与民主的人是一个诗学的人，即为着意义的可能性、为着自由的可能性而创造生存希望的人。

一个懂得古典诗学思想的人，一个懂得中国古典思想言意之辨的人，就是一个能够理解词与物之间的间距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接受词语与意义之间的缝隙的人。词与物的间距，言与义的缝隙，不是出自于意识形态的欺诈，不是源于宣传机器的骗局，不是源于彻底的虚无主义与心存恶意的怀疑论，而是源自对纯粹理性的界限、实践理性的限度的理解，源自于对事物与状态的非确定性、潜在性的意识，来自于对意义辨认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未完成性的认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确信，一种将观念置于具体化的处境中的实践理性。他能够把词与物之间的间距，把言义之间的张力关系视为信念自身的属性，把这个缝隙视为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具有诗学品质的人，不会把任何实践理性中所出现的词与物的间距视为纯粹的谎言，不会在具体化的社会语境中出现的言义之间的缝隙视为虚无主义的论据，他不会由此幼稚地陷入失望或绝望，也不会貌似深刻的陷入津津乐道的怀疑论。

当一些人——知识界的人，一些文学家与诗人——“看到”民主制社会中的民主的纷争时，当他们“看到”自由制度下的自由的批判性的言论时，当他们看到词与物之间的惯常的间距、言义之间的缝隙在某个瞬间扩大时，他们几乎有点沾沾自喜：看吧，哪里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哪里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一切都是谎言。此刻，面对具体的经验语境，他们深刻的哲学和他们的诗学意识荡然无存。

民主制的社会实践存在着词与物的间距，自由制度下的社会表述存在着言与义之间的缝隙，就像思想中的词与物的关系，就像诗学中的言与义的问题一样，间距与缝隙不会成为彻底否定思想与意义的证据，不会成为否认诗学功能的论证，恰恰相反，词与物的间隙、言与义之间的紧张正是思想与诗学中的一个充满魅力的证据。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就包含着对自由的非真实性的质疑、对民主实践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距离的批判，以寻求其意义的的显现，以寻求自由与民主的最大值。民主社会的多种主体性之间纷争性就是民主的证明过程，自由意志的表达就是自由的证明过程。它们就是作为一种充满纷争的活动，一种可错的实践和一种纠错机制的运行。它是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预设的价值，也是需要在每一种具体境况中被证明和展现的实践。这就是说，当一个群体感受到不公正、当某些人遭遇伤害时他们能够信任和求助于这一原则和实践，而不至于陷入沉默与无助。这意味着，词与物的间距、言与义的缝隙既不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无，也不是其言义关系全然悲剧性的或荒诞的颠倒。彻底颠倒词与物关系的、彻底粉碎言义关系的是极权主义制度：民主就是集中，自由就是服从，真理就是谎言，平等就是世袭，和平就是暴力，和谐就是噤声，革命就是反动，以至于在具体生活中，人民的欢乐就是恐惧，赞美就是诅咒，坏人、罪人就是一些还心存良知的人，积极分子和进步分子就是彻底道德沦丧的人。

存在着一个作为政治目标的斗争性的民主的英雄时代，存在着一个为具体的利益目标的纷争性的民主含义含混的商人时代。在民主的英雄时代，民主是一个战斗着的总体化的“人民”形象，它的诉求主要体现在政治伦理方面和建构一般性原则方面；在民主的商人时代，民主的形象是分散、多重的利益主体，是纷繁多元的利益诉求。英雄时代民主的逻辑是一种同质性的逻辑，商人时代的民主的逻辑是一种异质性的逻辑。后者在制度化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的自我调节及其多重主体的欲望多元化的实践中，变得渐渐平庸，既是目标的平庸也是手段（形式合法性与目的合理性方面表现出来的）平庸，早期民主实践中的英雄般的政治目标、群体规模与革命手段渐渐让位于现阶段商人般的利益目标、小群体或边缘群体与抗议形式上的谦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声音中几乎没有了社会总体动员的仇恨情感，也没有了历史与政治上的宏大话语。民主实践的形式与话语都不再渴望诉诸一种绝对真理，或一种全人类的历史目标。它既不对它所反对的对象进行全面的邪恶化攻击也不想作为它彻底摧毁的对象，它在东方革命所犯下的暴行之后似乎产生了对无产者的民粹主义的道德感染的免疫力，阻止了总体性话语再次轻易允诺人类拯救的目标下犯下新的普遍性的暴行。让人一时无法断定这是民主实践的成熟的标识还是民主蜕化的迹象。人们在阿拉伯现在看到的是前者，在西方看到的是后者。也有人在阿拉伯看到了暴民的暴动或革命，在西方看到了民主的软弱无力或“虚假性和虚伪本质”。我们的社会酝酿着的或许将要发生的激变，不知将采用阿拉伯的方式还是更接近西方一点点的方式？

（耿占春在诗歌阅读馆   摄影/子夏）

在现阶段，资本、利润、工资与剩余价值以及工人自身，不知何时渐渐脱离了阶级话语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经验，被一种仿市场的经济话语与消费性经验所取代。其中有些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核心词汇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比如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这样的批判性语汇。而无产者、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像一个历史的幻觉一样消失了。苦难、压榨、不平等留下了下来，只是一切都悄悄地改变了名称，改变了含义。中性的经济学术语和市场经济仿像，与仿消费社会的语言混合在一起，消除了新的贫穷之中的道德含量，减弱了经济中的政治，造成了不平等的经济事实的双重模糊性。使得贫穷者既不能求助于老的批判性道德与话语，也没有新的政治伦理与政治话语可以求助。经验的去政治化或许尚且有益，但是不平等现实的去政治化却未必没有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变形记。暧昧贫弱的知识阶层也不再参与对这一复杂经验的知识化和话语的生产，本来在这个国度里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只有一些哗众取宠者继续玩弄着模仿着前一阶段早已变成统治话语的阶级话语，在一个小圈子里产生着对真实意识的遮蔽作用，他们时常会在这些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加进几个新学或后学的拙劣词句。他们对权力的贡献在于：把真实的经验遮蔽下去。

在极权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地将阶级话语的反抗性与批判性改装为统治性的策略和信仰性的话语。其中蕴含着的欺骗性逻辑从未被认真清算过。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类的名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现实中就是名称所标识的那种政治主体，从这个概念所标识的身份诞生那一天起，他们从未作为政治主体存在过，他们的命运从未主体化。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这类词汇所意味的政治主体含义在他们群体与个人的命运中的缺席而言，今天社会里的“农民工”、“打工族”只不过是一个恢复了其真相的名称。一个没有稳定的身份归属的名称，一个被排斥者的名字。

不同利益主体或政治主体之间的妥协意味着仇恨的缓解。自由民主制中的纷争采用了合法性的形式而非原始仇恨及其阶级战争形式来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债务纠纷。自由民主制的实质是共和。民主与自由的逻辑是异质性的逻辑。是关于他者的逻辑，是多重利益主体和多元欲望的逻辑。

不知他们聪明的头脑是不是真的被概念所控制了，似乎世界将会按照他们天才的概念而运转，他们习惯于对经验世界耍无赖，拒不承认经验证据，他们的主义永远是正确的，即使无数的人们被草率地镇压、枪决、监禁；即使一切人类知识和表达它的嘴巴都被贴上了封条，甚至被割断喉管；即使人民早已一贫如洗，即使无数的人为着活命违反规定成为盲流去逃荒要饭，即使被大规模的饿死；即使“文革”后的执政者已明确否定过那一时期的“法西斯主义专制”；这些后来的极左主义头脑也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及其“制度优越性”之类的政条主义词汇，也依旧摆出正确的腔调、正确的手势说那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黄金时代。更有一种聪明绝顶的现身说法：我就受过罪吃过苦，我就有过家破人亡的历史，或我本人就坐过牢，但又怎么样呢？他们要说的是：我比你们更有资格批评“文革”，你们有什么资格？我就是受害人，可我还是肯定和热爱“文革”。这无疑像是听见了一个被强奸的人对指责强奸行为的人们说：你们有权力批评他？虽然我当时痛苦过，那是我的幼稚，现在回顾起来，那还是有快乐的。他们以此企图垄断全部苦难或改变苦难的意义吗？剥夺掉其他人的发言权或劫持一切曾经的苦难吗？是的，他们就是要重新叙述历史。他们要为在道义上早已破产的权力赢回叙述权，以涂改掉真实的经验和真实的记忆。这不由得让人对他们的聪明起疑心。他们在拿什么赌什么呢？

一些人内心卑微的侏儒深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巨人症，他们根本看不见人，人是他们捍卫皇权的政治工具、战争工具和疯狂“崛起”的经济工具。不要说个人的苦难与不幸，就是对几百万知识人的集体迫害、或致使几千万被描述成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死于饥饿，他们也能不屑一顾地放在“历史必然性”或“国家崛起的代价”这个自豪的概念中轻松打发掉，一切残暴行径都不能丝毫触动他们心中稀薄的人性知觉。他们只能看见权力群集概念下的“人民”，只能看见巨大历史幻觉中的“国家”图腾形象。世界图景被全面的颠倒之后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客观真理。其实，这些意识形态巨人症患者只是把自己伟岸的影子投在自身面前，一切经验世界都在他们自身的观念巨人症里模糊不清了。

民主政治旨在把神权政治模式下的敬畏、服从与感激改变为交流、协商与承认模式。现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剩余魔力是在神学政治和权力的形而上学被消解之后对神权政治的低劣模仿。身为平民而赞同极权主义的人或许只是在维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欺，他们把对神秘性的渴望、对奇迹性的事物的渴望从古老的心灵中转移到对权力的形而上学期待、对政治的神学幻想并极其不正当地投射于平庸的现实政治身上。他们甚至愿意把政治受虐变成无力过一种精神生活的人们的精神表征。

在政治事业已经世俗化、在权力已经利益化并因此被分权制所制衡的时代，一些诗人与哲人出于维系政治的神圣性、出于为权力提供形而上学的深远背景犯下了过度阐释权力之罪，犯下了对政治单方面的期望值过高而沦为公开的谎言之罪。

（耿占春在诗歌阅读馆   摄影/子夏）

卢梭说“舆论是永远没有终结的法”。公意或民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这意味着说人类感受力和人类情感是一切实证法之前、之根基、之原则的“自然法”。而民意或舆论又一直处在流动状态。就像诗歌是未被承认的法，诗歌是前政治的政治，是前法律的法。而诗歌却意味着多义性与非确定性一样。

什么保证舆论的正确或正当性呢？舆论形成的前提是公众有知情权，而是不建立在无知和信息隔绝的情况下，比如通常民众只能通过宣传机器而非真实的大众传播媒介来感知世界；二是舆论是自由表达的和自发形成的，而非建立在被操纵、如独裁国家以暴力和宣传操纵所谓民意的情形下。

舆论只是思想或意识流通领域的一般等价物，坚持差异性与特异性的思想不用说根本是不会瞥上毫无出众之处的舆论一眼的。就像人心中最本质的东西和它的对象化拒绝被一般等价物所交换，就像一首诗一钱不值，也没有人能够富裕到买得起。一首诗就像神圣的爱，她拒绝用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奇怪的是，庞德在认为正确的舆论不是诗歌时，他误以为不正确的论点就是诗歌了，他以为理念的理性表达不是诗歌，理念的混乱就是诗歌了。因此，他批判资本主义，却对法西斯主义投怀送抱。对公众舆论的绝望态度导致一种把明显的谬误当诗歌的启迪、把混乱的观念当真理的假先知态度。那些在内心找不到摆脱平庸感的纠缠的人们似乎一厢情愿地独辟蹊径时依旧重蹈了覆辙。

人们的道德情感为何就是最终的尺度呢？人们的道德基础无法再凭靠神意或天意，就只剩下民意论；没有了宇宙正义论，没有了神正论，就只有人的正义论。道德情感与道德价值不再有宇宙论和神义论的支撑，道德情感孤独地回荡在人的心中，成为没有终极价值的价值，在某些时刻，没有神学或命运背景的道德变得孤独，变得令人心生疑窦。然而好在道德情感并非一个孤独的人的个人情感，它是人们的共同感知和共同情感。它是能够被分享的内心经验。

诗歌是政治地观察政治事务的剩余物，诗歌是宗教地阐释宗教生活的剩余物，诗歌是经济地解释经济活动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除去一切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减一切之后的剩余物。诗歌是语言的工具性用途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生命的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世界的无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形式的精神生活手段与目的之外的剩余价值。诗歌是死亡之后和一切的历史性存在物结束之后的剩余物。

生活世界的意义仅仅以一首诗的方式存在着：既不是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被彻底说出。有意义的事物就像我们喜爱的对象物，仅仅是它的存在自身、仅仅因为它映照在我们眼中的表象就使我们感到愉悦。一切令人感到愉悦的事物都不包含任何一种终极意义，但却总是能够呈现在一些充满深刻意味的永恒瞬间。犹如某个房间里茉莉花的香味、四月早晨的麦田或满月脱离地平线的时刻。

就像贪官侵吞公款，极权主义也侵吞公共语言，这是一桩未曾被起诉的罪：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语言的含义系统地加以颠倒，或蓄意进行空洞化，将语言变成政条主义的一个比权力还稳固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和功能是让空洞化的概念脱离真实经验之后继续在人们的大脑里、在所谓理论家的辞藻里空转，还鬼使神差地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思想。

虽然你不能冻结他们在海外的账户，但写作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写作，就是夺回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侵吞的语言。写作就是为语义建立一个新的清单。

建立在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民主是一种极其简化的世界观。它与极权主义建立的思想禁欲主义的简化世界观一样漠然于对自由的最高意义的认知。自由精神既不喜欢经济决定论也不喜欢生物必然性。

二十世纪的一切专制社会和它的宣传机器完成了对现代民族语言的改造，它系统地、彻底地颠倒了语义：公仆就是老爷，主人就是奴隶，民主就是专政，自由就是集中，共和就是压迫，服务就是剥夺，真理就是谎言，宣传就是欺诈，革命就是反革命，政治就是治安。在经年累月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语义关系的颠倒中，民众则系统地学会了针对宣传机器和官话系统的另一种语义颠倒，从反复的受骗经验开始，就像受骗的村民再也不耐烦喊“狼来了”的孩子，不知从哪天开始，宣传机器的受众们终于开始了语义学的系统反抗：形势大好就是形势糟糕，朋友遍天下就是孤家寡人，英明就是谬误百出，伟大就是残暴无底线，鱼水关系就是矛盾怨恨，社会稳定就是混乱，民主生活就是一手遮天，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知道真相的人们，一小撮就是大多数，受众对语义的系统颠倒，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一个反面奇观，以至于官方所说的真相就是谣言，谣言就是真实。受众对宣传机器的语义系统不是失掉回应，而是逆向回应，一次“信息的内爆”，一种意义的毁灭。

这种对官话的语义系统的再次颠倒表达了一个反抗的人的语义学，一种反抗的语义学，或反抗者的语用学，但还不是一个民主的人的自我表达，不是一种民主的语义学和民主的语用学实践。对专制社会的语义颠倒进行再次颠倒未必产生真实的语义。

民主话语系统的实质是一首诗，语义具有语境性和语境移动下的非确定性，语义随着语境而扩展；专制社会的话语系统像一句从诗歌中孤立出来的口号，概念的政条主义化使之脱离了具体语境，通过语义的彻底孤立化而板结。

如果民主社会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间距，和对这种间距的接受与考察，意味着对这种间距所产生的张力的运用，那么专制社会就是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莫须有化；如果民主社会意味着言义关系的间隙，专制社会就是言义关系的万丈深渊，就是言义关系的彻底颠倒；如果民主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像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滑动、漂移，意味着一条所指与能指构成的富有张力关系的语义链，专制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是所指的固体化，就是能指自身的无意义、不及物的强制性游戏，在专制社会的悲剧时代是所指的专制，在专制社会的喜剧时代就是能指的强制性游戏：它们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强词夺理的方式。

极权思维的人常常对自身社会里词与物之间的鸿沟视而不见，对语义系统的彻底倒置置若罔闻，却愤怒地指责民主社会里词与物之间的距离，他们忘掉了自身的哲学思想、忘掉了现代语言学所指与能指关系的常识，像发现了真理一样将民主社会的语义之间的间隙，所指与能指关系的非确定性和非统一性指证为“虚假的”、“虚伪的”和“不真实的”，但他们不知道私下里又如何倒转了思想逻辑，欣然接受专制社会的语义颠倒。

真理、观念无需一个人格化的个人作为它永久的化身，在“奉天承运”的天子及其家族退位之后，政治观念、国家观念与道德观念再也无需与已知的某个人严格的合一了，人类社会的理念与信仰无需一个直接“体现”它的永恒化身了。宗教领域保留着过去时代的神话。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地告别了这种社会政治领域里的神话思维。每个人或许都能够短暂地体现某种政治理念与道德理念，也会背叛它，或偏离它。存在着石雕木雕泥胎的神灵，不存在道成肉身或肉身成道者。哈维尔去世了，他留下的是自由的思想遗产，他活着的时候就以爱情故事与对美的欲望偏离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形象与道德形象。他与真理并不合一，他与道德并不合一，他不是自由精神的发明者也不是终结者，他只是自由精神的一个表达者。他保持着自身与他热爱的事物的距离，除了美是他最渴望合一的，而这正是他作为肉身之人的不完美之处。死亡就是肉身不完美性的最终证明。而另一个人留给他的子民的是捶胸顿足哭泣的忠诚，是一个国家的世界末日感，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一切舆论都会遮蔽他的欲望，仅仅显示出他伟大与纯粹的道德形象，直至为人民操劳而死。他是一个绝对真理与纯粹道德的化身。他的子民依然生活在一个神话思维的时代：一个圣父圣子的化身时代。纯粹的理性理念还没有诞生，实践理性的到来更是何其遥远。

（耿占春在诗歌阅读馆   摄影/子夏）

调节观点上左与右的，是悖论性的诗歌与文学。诗歌的意象是辩证的，就像经验世界自身为许多交错的愿望所左右。这就是米沃什所说的“只有一个悖论者的心灵——才有能力给我们片刻的沉思”。

或许，道德上的义愤并不是一切，或许也不等于激进政治，这种克制态度来自诗和语言的悖论性，来自于一个悖论者的心灵。

我们的自我与自我的期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我们未来的存在与行为的空间，是自身的可塑性与可能性的空间；我们每个人自身也存在着这个自我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就是在呼唤一种政治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积极的政治空间。我们就是自身的相异性，我们就是自我的非统一性的存在，我们就是与自身始终有差异的存在。直到所谓“盖棺论定”，直到重新被叙述的时刻，依然会处在自我的所指的非确定性与能指的滑动之中。

没有站在民主一边的深刻思想吗？没有民主的诗歌吗？似乎人们经常引用的深刻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是反民主的，似乎他们只有站在君主制和贵族政治一边才能显示其思想的高贵性，似乎他们不惜站在纳粹一边和号称反资本主义的独裁者一边才显得不可一世的深刻。那或许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诗歌自身还不够深刻，还必须依赖装腔作势的贵族政治。在人类命运的偶然性之上做出尊卑的本质性与世袭权力的论断，不是太过卑劣了吗？

民主的诗歌该诞生了。事实上，民主的诗歌早已诞生了，惠特曼、桑德堡这样的诗人已经证明民主社会能够产生自己的诗篇。似乎是：诗歌的存在与否将成为政治与经济上自由民主的最后的合法性论证。

事实上，宣称只有君主制或贵族制才产生深奥的思想是一个谎言。世界三百年最伟大的思想、音乐与诗歌恰恰产生在自由精神与民主制的社会里。

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尚未展现出来，既非仅仅是公正地分配或再分配社会财富，亦非创造出更多的娱乐形式和大众文化，这是它的散文世界。自由民主的诗学尚未到来。

干预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极权之恶，民主制也不能对个体精神生活行使权力。后者只能处理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生活秩序，自由的时刻来自于制度对个人的精神生活放弃行使权力。这意味着精神生活自身的自治法则：尊崇、学习、模仿、修习，意味着一种非强制性的文化价值秩序的存在。

米沃什说不知为什么他如此愿意接受西蒙薇依的净化世界的方式，“从哪里，会有一次更新降临我们——”——“只有从过去，如果我们爱它。”这个谜一般的格言意味着什么呢？她在别处说：“有两样东西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理性主义：时间和美。我们应从这两者着手。”你也愿意站在这一净化世界的起点，放弃怀疑主义。当一切都混杂了，只有美为我们保持着纯粹的、没有疑问的欢乐。

换一个说法，只有死亡和爱不能被简化为理性主义。只有死亡和爱依旧是神秘的，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反面奇观，一个正面奇迹。而且，我们总是同时拥抱着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