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茅于轼个人微博账号，以及其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自1996年）的官网、中评网都遭关闭，显示着持续有年的针对NGO的打压进入到了新的也可能是最后的阶段。

2016年2月1日，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正式歇业，而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也陆续有针对传知行、益仁平、女权五姐妹、以及最近的工运人士的严厉打压动作，显示出当局对于NGO，尤其是获得境外资助的NGO毫不宽容的姿态。放大一点说，则是近几年来针对整个社会空间进行管控和打压背景之下，一个新的例子。

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众泽（原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存在的这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一举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20年，相应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面貌、生活形态也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一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究竟会带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人们一度有过相对乐观的预期，也形成了自由派的两个主流论述:

其一是党内改良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这一论述认为，1989年事件中止了此前的改革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了改革进程中的经济改革部分，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形成了若干问题，因此，需要择机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吴敬涟先生等人多年来鼓吹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过大关”、《炎黄春秋》等改良派阵地长期呼吁的“改革共识”，等等，都是这一论述的具体样本。

自由派的另一个主流论述，则更偏重于民间立场，这一论述认为，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带来数量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形成多元利益主体，这必将使得法治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市场化还同时提供了媒体、NGO、网络等各种新兴空间，凡此种种，必将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浮现和成长，最终，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将会逐渐驯服权力，实现宪政转型。在这一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的渐进转型论述当中，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天则和众泽这样的NGO组织、以及网络空间、基层选举、法治维权等等，显示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可能，以及由此实现渐进转型的可能。

自由派的这两个主流论述之间，除了对于当局意愿的假定之外，并无显着的冲突，更多的是相互支持，实际上，除了少数对于体制外身份或反对角色相当明确的人士之外，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都会交替使用上述两套论述，以表达对于自由化前景的追求。也因此，不夸张地说，这两套话语共同形成了大陆自由派的主流话语，或者说自由派共享的政治正确。在这一主流话语支持下，一种随着市场化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治进步会随之而来的基本图景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启，近些年来，体制反而更加刚性和主动，对于社会空间的压制越来越严厉，以前曾经寄予厚望的市场化媒体、网络空间、基层选举、NGO组织、维权律师等等，无不遭到了严密的防范和打压。人们发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政治的进步，相反，倒退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事实，也因此，在新的现实面前，上述主流论述的有效性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除了“改革已死”的诊断之外，渐进进步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在笔者看来，这两套论述的事实基础最终被抽空，并不是什么偶然性和个人风格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众泽等众多新生事物出现的时期，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首先，1989年事件本身，显示了中共维持专政的坚定意志，1989事件不仅使得邓式改革彻底与自由化理念脱钩，更使得邓式改革与陈云式的控制思路结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或稍后，也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划定了国有绝对控制的七大关键领域，推进医疗、教育等事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等等，展现出既允许市场化，但同时保持体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化而增强专政体制的存续能力，其指向的是市场与控制相结合的新路线。这表明，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不存在任何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实基础，尤其不可能指向任何的自由化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15大后不久，吴国光先生通过分析，即得出了“改革已死”的结论，在当时鲜为人所知，而现在看来，却是无比独到的先见。

其次，1990年代中期，当局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以重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权基础，做出了相当多的人权让步，如将反革命罪改为颠覆罪并废除死刑，签署并通过联合国《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签署而没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允许居民个人接入国际互联网，放宽境内外NGO活动，等等，也才有了渐进论所指望的各种对应的基础，以及一种乐观的心理期待。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社会发育空间的看似出现，更多的是当局为谋求加入国际经济秩序，而暂时做出的容忍。1989事件后，中共被制裁孤立，苏东巨变和冷战结束，进一步导致了中共在国际上面临的战略孤立，一年一审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被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申报悉尼奥运会的失败，等等，都显示出当局在当时相对孤立的国际地位和低落的议价能力，在这个情况下，当局为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被迫在人权等问题上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才有了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相对宽松，换句话说，这个空间是死难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鲜血，以及无数人下狱、流亡、挣扎求存换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做出这一容忍和让步的，正是刚刚执行了1989事件的当局，这样的让步，不过是“韬光养晦”的产物，是“卷旗不交枪”的阳谋，从一开始，即埋下了卷土重来的引线。

最后，既要维持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专政路线，同时又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支持政权存续，构成了1992年以来邓式市场新极权的两个基本支点，而在这两个基本点下的现实进程，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体制必然会从当初的暂时容忍，走向随后的反扑和压制。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越是成功，其社会后果对于专政体制的冲击也越大，这包括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市场化新兴社会阶层、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在市场化早期，诉求主要是利益性的，且数量并不显着，体制比较容易加以应付，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也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权利诉求，并寻求作为社会平等主体的存在，这自然会被当局看作政治性的诉求，并加以压制，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越成功，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对于体制的挑战越强，反过来，体制对于社会的压制就会越发加强，这好比是为了控制住一只不断充气的气球，只能不断增加握住气球的双手的力量一样。也因此，在邓式市场新极权的基本逻辑之下，不仅不会有民间持续发育的空间，就算是当初为了某个目的而做出过的容忍和让步，也命中注定早晚会被收回。

1989年事件后，持自由化理念的体制内人士有一大批或下狱、或流亡、或下海，另一批继续留在体制内的也形同蛰伏，不能发挥作用，在对自由化理念持同情的人士眼中，这乃是一个有待矫正的错误态势，并由此形成了重启改革——实际上等于重新召回——的意向。此外，当局在1990年代中期，为了抵消1989事件的恶劣影响，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做出的一些容忍或让步，也给予了许多自由派人士某种乐观的期待，然而，回顾过去的二十年，不难看出，自1989年以来，当局维持专政的意志从未动摇，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经做出的容忍和让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不会继续扩大，反倒会引来更强的反扑和压制，直到冻结。

天则经济研究所，一向被看作是民间学术NGO的先锋和标杆，运行20多年之后被大面积关闭账号或网络，更让人联想到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等渐进图景的消失，回望天则成立的1994年，人们曾经对政治改革和渐进转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无情的事实却是，从1989年的废墟里，经过1990年代中期的调整，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而这也不啻意味着，对于曾经期待的人们，过去的20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荒废年代，有过努力，但其实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