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篇｜胡发云：台湾，我漂移的故乡

一个曾在民国生活了十一个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后，又一次踏入了民国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汉出生，同一天，内战中日显颓势的蒋介石令行政院长孙科、总统府资政张群等，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并向中共表达了和谈意愿。未果。数日后，老蒋黯然下野。
1949年二月，我刚满月，时任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负责人兼医务主任的父亲，奉命由武汉护送一批内战中的国军伤病员西撤，历时数月，携妻将子，辗转数千里，在重庆安顿下来。1938年，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父亲也走过同一条漫漫长途——那时，他是把一批受伤的抗日将士转移到大后方。
1949年11月共产党军队兵临重庆。
远方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十一月底，老蒋弃城飞往台湾，父亲的一些同僚与上司也飞往台湾。
父亲留了下来，为了手下那些伤病员，也为了不满一岁的我和远方故乡的老祖父。刘邓大军进城后，父亲移交了他管辖的药品器材伤病员，谢绝挽留，乘舟东下，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来的救治中国军人的颠沛流离生活。
以后的日子，当然是他不曾料想的。

这些年来，我走过许多国家，却从未去过台湾。
后来我发现，这大约是一种近乡情怯吧？
这次，收到了台湾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赴台邀请，去做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我知道，该启程了。去到那个似乎与我有千丝万缕联繫的地方。
那是我漂移的故乡，那裡有我失散多年前辈和兄弟姐妹。

下面这些图文，便是我此行中的的随拍随感，或许它们只是一些浮光掠影、雪泥鸿爪，但愿朋友们能够读出一些微言小义来。

抵台的当晚，两位台湾青年志愿者小刘和小叶，便周全细緻的协助我安排尽可能丰富的的行程。往后的十多天，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今天台湾的年轻一代——谦和、敬业、温厚、严谨、勤思而好学。

两天后，圣诞夜。一批旧雨新朋在香格里拉酒店相聚。这是从顶层餐厅看台北的夜色。

应邀参加一个学者聚谈会，地点在紫藤庐，这是着名哲学家、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周德伟教授之旧居，当年，周先生为台湾引进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曾与许多重要学者——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夏道平等，在这里交流砥砺。
周德伟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渝先生又将这裡办成一个文化艺术的会所。1979年“美丽岛事件”时期，这裡也是政治异议者和前卫艺术家的聚集地。

那天出席活动的有紫藤庐主周渝先生，他谈了“从父亲周德伟谈上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话题。其他着名学者有唐光华先生谈台湾体制外教育。钱永祥先生谈台湾思想政治状态。朱云汉先生谈台海关系。夏铸九先生谈紫藤庐的意义等等话题。
中央研究院着名政治哲学研究员钱永祥先生，与我同庚，1949年，襁褓中的他，随父亲来到台湾。

台湾学者，大多儒雅、谦和、质朴、执着又内敛。或许是不再有那种与外部的紧张感，也无太多的利益追求，很少大陆这边常见的戾气、霸气和痞气。那天因为要谈的话题甚多，过了规定时间，有两位提前告辞，一位要回去遛狗，一位定于在这晚陪母亲吃饭。

受赠钱永祥先生主编的《思想》杂志。裡面许多文章都是我喜爱并关心的。

现在的紫藤庐卢主周渝先生，赠我其父的传记性文集《落笔惊风雨》，我送他刚在台湾出版的长篇《迷冬》，未曾想，一次普通的文友应和，竟生出浓浓的情义来了。在其后的十多天中，两人又有五六次的聚集交谈，光饭就请来请去吃了五餐。全都是在那种只有他们才知道的风味小馆子，坐大堂一角，细语交谈。台湾这边极少有包间。

右照：周德伟教授与徐复观教授左图：周渝先生的母亲

这裡一直都是新思想的温床。在这样挤挤擦擦中，热情、梦想与哲思喷涌着。

台北故宫，是必须一去的，这裡有许多大陆故宫没有的东西。

澹水，离台北约一小时车程。这裡是荷兰人的要塞。

蒋中正，一个现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他离世四十多年之后的台湾，对他依然存有各种评价。好在这些争议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了。
中正纪念堂，每天依然有很多人前来观光。

卫兵换岗，是这裡最具吸引力的一个仪式。

有时候也会成这样，做一个活动，老蒋就被花里胡哨地包围了。

这裡有各个时代、不同的诗人作家，写出的对这个世道，对自己生活的字句。

路过总统府，看到路边出现这样的景象。

我竟有一种欣慰感。这些显然是统派或红派的活动。这裡的政权容许这类活动，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活动。路过市民也以平常心待之。甚至都不需要警察，特警，保安来维持秩序——顺便说一下，在台湾半个月里，似乎从未见过军、警人员，城管、稽查、税务一类制服人员也没见到过。

主办这一类活动，安全又寂寞。

去立法院看他们开会，刚好遇上头天是台湾实行宪政六十九週年纪念日。这一天是全国法定假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国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行宪，有点像满清末年方寸大乱之时想起立宪一样？不过，今天看来，也算是亡羊补牢了。

立法院议场，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像个八十年代的高校礼堂是不是？

今天的议题是交通方面的，大约不是争议很大的话题，没有打架，也没有对骂。很多记者找地方打盹去了。

台湾有一类人，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一批有识见有风骨有情怀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维繫并延续着一种宝贵的士人精神。胡适先生在那一大批民国知识分子中，是我最心仪的一位。

为了解父亲的一段历史，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向中国近代军史及军医史的方面的专家张力研究员、游鑑明研究员讨教。结束后去了胡适纪念馆和胡适公园——先生离世后，长眠在那裡。

林語堂先生也是我非常喜愛的文人。

錢穆先生故居。

林语堂和钱穆的故居，包括后来游览的齐东诗社，都是年久失修、人去楼空了，后来有关机构几乎要推到另做它用。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女士极尽努力，终于将它们保护下来。

這座掩映在綠樹深處的小樓房，是蔣介石最後的棲身之處。

下面是有关两个墓园的故事。
一个是“六张犁”公墓。
日本学者横地刚在《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墓园门口，竖着一块水泥碑，上面写着“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穿过公墓牌坊，右侧有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4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照壁的左侧旁边是台北市政府2002年立的一块汉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份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程式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的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桉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带领我们去的，是当年一位受难者家属，她可以讲出其中许多碑石下面的故事。其中也有共产党人。曾有大陆的家属，在她们的帮助下寻到了亲人的骨殖并移回大陆安葬。

戒严时期，执掌台湾大权的两蒋，也有着自己的墓园。由于小蒋的解严，得以让这两块墓地在台湾同时并存。

走下神坛的蒋氏父子。
这些伟人塑像我们非常熟悉。苏俄一母所生的国共两兄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台湾民主化之后，对两蒋有过激烈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对在个人崇拜上走得更远的老蒋。许多老蒋铜像被拆除销毁，其中一小部分被民间出资保护起来，让它成为一段历史。那种你死我活直至掘墓毁尸的对抗结束了。

這是高雄市一座巨型老蔣銅像，已經大卸八塊準備回爐，被桃園大溪兩蔣文化園努力尋回，但已經不可完整恢復。這樣的複原，也是一種象征。

我下榻的旅館，在鬧市區黃金地段信義路。繁華的大街背後，就是普通百姓的最日常的日子。

很像大陸小縣城的街市是吧？常常有攤點擺放到路上。

按台灣的人均收入，這裡的物價要比大陸便宜。

下面要说说两个监狱。
一个是令台湾思想政治界与异议分子刻骨铭心的景美“警备总部”军法处暨看守所。我们熟悉的李敖，柏杨，陈映真等人都在这裡待过。

这裡审理过着名的雷震桉、江南桉和美丽岛桉。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就是在这里，作为施明德、林义雄、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人的辩护律师出庭。“美丽岛大审”让这批律师曝得大名，从此走上政坛。
关于这裡，余少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叛乱罪”（或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民主人士，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的惯用伎俩。但通过“军事法庭”来审判持不同政见的平民，则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独门秘笈。它最恶劣之处，便在于过程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超期羁押，而且大多是秘密审理，记者想拍个电视画面都不成。

刑讯室

罐头一样的牢笼。

重犯的脚镣。

当年被误判并关押了12年的陈钦生先生向我们讲述那些个恐怖的岁月。他站在这间重刑犯监号门前，拉动那根粗铁栓，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说，当年在夜深时，听到这种声音，心裡便会抽搐，接着就传来铁镣在地上摩擦的哗哗声。大家知道，又有人要拉出去枪毙了。

“美麗島”大審判。是專制與民主的最後一次大較量。從此之後，暴力與血腥漸漸退場。

在石刻的受難者名單上，陳先生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陈先生已经退休，他现在的主业，是一名人权园区的义务讲解员，台湾那边叫做“志工”。

高墻的縫隙間，一隻隻鋼筋扭成的飛鳥。

离台北两百公里，还有另一座监狱。是今天依然在运行的监狱。
我是从台湾作家杨渡先生的文章中知道它的。
杨渡兄在文章中说：我刚接任文化总会秘书长，便建议会长马英九，与其坐困愁城，不如宣佈由“文建会”拨预算，请文化团体进行艺术下乡活动，进入偏乡学校、弱势群体、监狱工厂，让人文艺术与民间分享，让平时无缘艺术的社会底层，有机会分享到艺术的美好。就这样，优人神鼓申请到计画经费，到了彰化，去彰化监狱进行艺术下乡活动。公益团体进入监狱教艺术，例如陶艺、绘画、音乐是有过的，但表演艺术团体进入监狱，这是第一次。没有人知道，他们会撞击出什麽样的火花。三年后，彰化监狱邀请我去参观鼓舞打击乐团的表演，那是优人努力的成果。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如果监狱，变成艺术学校》，对此讚歎不已。

图为志工叶先生与准时在门口迎候我们的监狱教诲师。

由服刑人員（台灣叫受刑人，或學員）演出的優人神鼓竟然走出高墻，為社會公演。

监狱最高长官——典狱长洪先生给我们介绍学员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心理，艺术培育及刑满就业等各类情况。这裡生产的花灯，工艺品，荞麦挂麵……产值已经相当高了，一些服刑人员甚至成为养家煳口的主力。

服刑人員做的一些工藝品。他們很多人在裡面讀書，繪畫，習書法。不定期辦一些展覽。

寢室。和多年前的景美看守所大不一樣了。

監獄企業生產的暢銷產品：蕎麥掛麵。

这裡有一个以弹拨乐器为主的乐团。名叫“工尺谱乐团”
他们使用的乐谱，就是古老的工尺谱。这是如今大陆连专业人士都没几个认识的记谱方式。我想只有这种特殊地方，才能让这些完全没有音乐基础的人们，静心学懂这样的乐谱。

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給這些特殊鼓手們說了。我向他們致敬，就像向那些優秀的藝術家致敬一樣。

这就是杨渡兄数年前在文章中提到的彰化监狱的“优人神鼓”。
百度上说：优人神鼓是台湾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前身为优剧场，1988年由创办人刘若瑀于木栅老泉山创立；1993年黄志群加入担任击鼓指导，成为优人神鼓。优人神鼓以“先学静坐，再教击鼓”为原则，揉合果托夫斯基（en:Jerzy Grotowski）身体训练、东方传统武术、击鼓、太极导引、民间戏曲、技艺、宗教科仪、静坐等元素，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表演形式“当代肢体训练法”

没有在现场听过的人，极难感受到那种撼人心魄的魅力。不可想象的是，这些曾是人性丧失，意志萎靡，文化缺失的年轻人，会奏出这样恢弘激越抑扬顿挫的鼓曲。他们几乎都与音乐无缘，我问洪先生，他们服刑之前，受过音乐教育吗？洪先生说，要是他们受过音乐教育，就不会犯罪了。
一首五六分钟的鼓曲，各种不同音色音高的大鼓小鼓，一场下来，数以万计的鼓点，轻重缓急一拍不差完成演奏，是一件神谕之事。他们的教诲师说，确实很难，打鼓之前，要练打坐，修养心性，再练打拳，训练肌力，再才开始练鼓，一日数小时，一曲数百遍，真是一次脱胎换骨重塑心性的过程。

优人神鼓艺术的创始人刘若瑀、黄志群夫妇，亲自入监给这些年轻人做艺术培训。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

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給這些特殊鼓手們說了。我向他們致敬，就像向那些優秀的藝術家致敬一樣。

这些精壮强干的鼓手，常常会外出参加演出。那些製作花灯的学员，常常使用钢筋铁条各种工具。我很自然地想到，他们会不会逃跑？会不会利用那些“武器”作出不当之事？我委婉地问典狱长，如果有这一类事情发生，会不会对他们作出刑讯动作？洪先生说不会，哪怕他们对监管人员动手，也不能还手的。又笑笑说，现在新闻界对这一块监督很紧，有一点事情，就会沸沸扬扬让狱方下不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