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伟
译校/eve & momo & liwen & 豆子 & 瑞塔 & 莫非
编辑/伍豪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
从打倒军人出身的穆巴拉克起，到拥立同为军人的塞西告终，五年之后，埃及的阿拉伯之春革命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如今的埃及虽然暂时平静了下来，但经济依旧停滞，政治仍然腐朽，社会深层埋藏着动荡的因素。何伟向来善于从生活点滴中发掘出希望，但这一次，他的埃及来信却直白地将革命称作是“失败的”。作为曾经的文明发源地，纳赛尔、萨达特时期的中东领袖，埃及如今正笼罩在失败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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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于一次政变中掌权。政变余波中，超过一千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死于非命。塞西语调温和，外国人常常因此而放松警惕。“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交谈时，他会认真听你在说什么，”最近，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我。“他不会夸夸其谈。”某位美国官员说，塞西让她想起一种典型的美国政客。“有些政客真的时时刻刻都想做房间里说话最响的，有些则天生适合这个体制，没那么高调，但能力一样强。”她这么评价塞西：“他这种沉静内敛的性格很有用，对方会更专注，并仔细考虑他说的话——他想传达什么信号？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
发起革命的通常是那些敢做敢说的，而低调谨慎的那些往往是革命的配合者。但枪打出头鸟——许多情况下，笑到最后的往往是懂得伺机行事的人。2011年2月，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塔利尔广场运动中被迫下台，塞西当时是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岗位特殊性让公众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那之前五年，他在宾州的卡莱尔修完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争课程，但似乎也并没有怎么引起美国高官的注意。“回想起来，我真的没特别留意过和塞西相关的情报纪要，”前中情局局长、2011年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告诉我。2013年，查克·哈格尔接任帕内塔入主五角大楼，他表示，“我们的军队对塞西掌握的信息并不多。”另一位美国官员说关于塞西的个人信息少之又少，“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孩子。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他刻意给自己塑造的形象。”
掌权近30年的穆巴拉克没有提名继任者，推翻他的革命团体又推不出一名领导人，也缺乏组织性。所以，埃及的治理大权掌握在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手中，他们负责监督埃及到民选政府的过渡。塞西是该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据说与穆兄会的密谈就是由他牵头的。穆兄会在革命前是非法组织，与军队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在塔利尔广场事件后，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一步步掌权，有迹象表明有人在从中牵线搭桥。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此期间与埃及军队和穆兄会都有联系，他最近透露：“负责和穆兄会协商的就是塞西。”“我认为他应该是想影响、控制，进而理顺政治进程。”一位欧洲外交官说这是一种“共存”：“只要穆兄会不过多干预军事，军队就会任其继续参与民选政府的过渡事务。”
穆兄会领袖信任塞西，一个原因是他是虔诚的穆斯林。而且至少在一开始，军方表现得很可靠。2012年6月，穆兄会领袖穆罕默德·穆尔西赢得了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军队并没有干预。上任后不久，穆尔西就命令国防部长退休，也解除了海军司令、防空军司令和空军司令的职务 。埃及的年轻革命派为此欢呼雀跃，认为这展现了穆尔西削弱军方影响力的决心。许多人也很欣赏他钦定的新任国防部长塞西。塞西当时57岁，取代了之前76岁的将军，这似乎标志着军官队伍要向更年轻、更有远见卓识的方向转变。
很快，穆尔西又做出了另一个大胆尝试。11月，他发布总统令，试图将总统的临时权利至于法院之上，先发制人，制定符合伊斯兰教利益的新宪法。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成为了穆兄会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穆兄会失去了绝大多数革命派的支持，面临的反对呼声越来越高，六个月后，警察机关等许多国家机构最终拒绝效命穆尔西政府。塞西对此没有发布什么公开声明，但从他与美国防长查克·哈格尔的对话中可窥得他的想法。在危机正盛的2013年3月，哈格尔访问了开罗，第一次见到了塞西。“我们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谈，”越战受勋老兵哈格尔告诉我。“我想他应该觉得我很了解军队和战争，也能看清潜在的威胁。”
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升级，除了哈格尔，塞西已经不再和任何美国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了。哈格尔估计他们之间可能通过近五十次电话。“我们真的会大概一周打一次电话，一谈就是一小时，有时还不止。”很多人相信埃及军方从始至终都在图谋推翻穆尔西的统治，但哈格尔相信，塞西最开始并没有夺权野心。其他外交官也这么认为。一位见过塞西数十次的欧洲外交官告诉我：“他不是那种一辈子只知道谋求权力，一心成为总统的人。”一些观察家则强调说，政治动荡中人的想法是变得很快的。“设想一下，好几百万个人告诉你，如果你采取行动，就能改变整个国家。这种情况我是没有经历过。”某位奥巴马政府的前任高级官员对我说，“不知道如果换做是我，我会怎么想。”
2013年6月的最后一天，约有14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穆尔西政府。我问哈格尔，塞西当时是什么态度。“‘我能做什么呢？’”哈格尔回忆塞西说的话，“‘我是说，我也不能一走了之吧，不能有愧于祖国。我只能成为领袖，我有强大的后盾。此时此刻，我就是那个拯救国家的人。”
直到最后，穆兄会领导人都以为塞西是他们的人。“我猜，穆尔西发现塞西背弃了他的那一刻，一定彻底惊呆了，”某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我。7月3日，穆尔西被军方关押，塞西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宣称在埃及举行选举、通过新宪法前，临时政府将执掌大权。之后的几个月，塞西大受欢迎，但他似乎想继续保持低调风格。他很少公开露面，也不加入任何政党。2014年春竞选总统时，他也没有正式的竞选团队。连他自己的竞选集会都从不参加。他从来不愿解释关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细节，YouTube上他的竞选官方频道还给出了两个不一样的出生地。塞西有四个孩子，均已成年，但他很少公开提到他们，他的妻子几乎也是彻底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
但就任总统后，塞西却无意透露了很多他自己以及埃及政治结构的细节，其坦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还有人秘密录制了塞西公开谈论敏感话题的音视频系列，这个系列被称为“塞西解密”。从操纵媒体，到怎么在海湾国家捞钱，塞西均有提及。塞西执政时期，人权问题比穆巴拉克时期要严重得多，经济疲软也会招致危险的后果。过去的一年半发生了很多事：西奈半岛坠机；一名外国研究生在开罗被杀；红海上两座岛屿的主权问题引发了民众抗议，但却沦为政治运动失败的悲剧 。在充满革命氛围的埃及，塞西的崛起归功于三样因素：秘而不宣、缄默寡言、忠于体制，但这些也正是他无法真正做出改变的原因。
2013年10月，新一波泄露出来的视频中，有塞西在军官闭门会议中的演讲。“整个国家都在经历推倒重建的过程，”他对在场军官这么说，又深深叹了一口气。视频里的塞西目光警觉，却出人意料的温和。他个子很小，已经有些秃顶，脖子很短，穿着迷彩服，佩戴有装饰着五角星和交叉军刀的肩章。他面前摆着一盒纸巾，一大盆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至少三个Wet Ones牌的湿巾盒。这奇怪的一幕让人想到了《绿野仙踪》——如果忽略幕布后边的塞西的话。“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这些都是它的成果，它的症状。”塞西温和地说。“但你无法让一切恢复原样，有一些东西已经改变了。之前没人会提到你的名字，也没人说起你。”
去年11月，塞西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拜访了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塞西也邀请了一些埃及显要同行，包括军情部门的退休将军萨迈赫·赛义夫·亚扎尔——在埃及议会选举中，他团结了一个支持塞西的候选人联盟。在埃及航空的航班上，亚扎尔告诉我，此行主要是为了经济。“除了阿拉伯国家之外，英国是埃及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我们也会聊进出口。”
就在那次访问的四天前，发生了科加雷姆航空空难事故。搭乘有俄罗斯游客的飞机从西奈半岛的沙姆沙伊赫起飞后坠毁，机上的224人无一生还。2014年曾有西奈半岛上的伊斯兰团体对伊斯兰国组织效忠，但对空难的初步调查显示，飞机失事可能是技术故障，而非恐怖主义。埃及人为此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就意味着空难不会给旅游业带来进一步的打击——阿拉伯之春后，当地旅游业受到了重挫。亚扎尔告诉我，该事件不会影响国事访问的日程。
英国驻埃及大使约翰·卡森也随同塞西进行国事访问，与我们坐在同一架飞机上。我在他旁边小坐了片刻，他似乎不是太在意塞西此次访问的经济意向。他正在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埃及：逐步升级的伊斯兰起义》，还提到过去两年里埃及在西奈半岛战场上损失的兵力：“埃及损失了七百多人，比英国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牺牲人数（约450人）还多。”
出发的前一晚，卡森得知，英国分析人士认为飞机失事的原因很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卧底在那架飞机上藏了炸弹。该消息仍属机密，不过卡梅伦已与塞西通过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几个月后，卡森告诉我，当时他们已经在一步步了解真相了。就在我们飞往伦敦时，一架载有英国专家的飞机正飞往埃及，要对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进行安全程序的风险评估。
我们抵达伦敦没多久，沙姆和英国间的所有航班都停飞了。近一万七千英国人滞留在西奈半岛南部，不知何时、如何才能回国。正值国事访问之际，这件事发生的尤其不是时候。塞西访问之行的第一天早上，《独立报》就刊登了一篇头条——《游客信心极有可能大受打击》。彼时，塞西下榻于海德公园附近的文华东方酒店。塞西抵达那天的晚上八点钟，我去拜访他，前门被警方用警戒线包围了起来。因为几十名埃及抗议者在前门大声抗议示威，喊着解放运动的口号：Yasqut, yasqut, hukm al-askar！（打倒军事统治！）
酒店里，塞西代表团的团员都拥在环境典雅的罗丝蓓莉酒廊。体格魁梧的安全官员站在大飘窗前；企业家围坐在桌子前，用阿拉伯语闲聊着；埃及总统记者团的人则等着晚上的记者招待会。我身旁坐着法特希（Fathya Eldakhakhny），她是私营报纸《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记者。她觉得记者团应该没有机会就西奈半岛坠毁客机事件进行提问。她说：“带我们来就是装点门面的，没别的目的。”
法特希年近四十，一头黑发，充满活力。她在解放运动后没多久就任职于总统记者团。法特希表示，在穆尔西执政时期，与总统发言人交流是常事。但自塞西上台后，他只在埃及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的提问还是拟定好的。法特希还说，“他们选了三名埃及记者，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问这些问题。”她问了那三名记者，他们都说是这样。“所以我写了篇文章报道这件事，”她说道，然后大笑起来，“结果他们连续三个月禁止我进入总统府！”
政变后，塞西就一直倚仗埃及媒体的支持。大多数记者都不信任穆兄会，甚至惧怕他们，所以穆尔西下台后他们都松了口气。这段期间泄露出的一段视频中，一名身穿制服的军官在建议塞西要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我感觉埃及媒体界就掌控在那20或者 25个人手中，阁下，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他们，和他们保持接触。”
但他们与媒体的接触并没有在“私下”进行。政变后的头几年，就经常有一些视频发在YouTube上，记录了塞西与知名主编或者脱口秀主持人的圆桌会议。有一次，塞西要求记者不要发表敏感信息，而是将其交给政府。他说：“如果你掌握了什么信息，为什么不悄悄透露给政府，非要公布出去呢？”
在埃及，总统如果要控制媒体，只能亲自和媒体界沟通。埃及没有信息部，也没有正式的审查机构，网络并不受限制。穆巴拉克统治时也没有正式划定界限，只是会稍稍通过一些威逼利诱来影响媒体界。革命后，这一制度崩溃了，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新闻界得以享受真正的自由，之后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塞西。然而在塞西的伦敦访问期间，媒体界中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最近，媒体针对埃及洪灾及亚历山大港的公共服务管理不当问题进行了系列报道。
在罗丝蓓莉酒廊，塞西的发言人终于露面了，与法特希和其他几名记者进行了20分钟的密谈。法特希后来告诉我她是在场唯一一个问起飞机失事的。“发言人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她说，“他说‘我们不想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关注这场国事访问。我只能说，在埃及，调查结束前我们不会草率下判断。’”
法特希告诉我，在塞西执政下，你可以稍微越点界。“就像现在，”她说，“其他记者没有继续问这个问题，但他们记录了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也许过会儿他们也会问这些问题。”密谈后，几家国有媒体的记者开始讨论要不要报道说发言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法特希说她准备发表，所以他们也决定这么发。
我问法特希是否会报道酒店门口的抗议事件，她大笑起来，拿双手挡住自己的脸，表现出无助的样子。她告诉我，报纸主编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但随后，他们做出了调整：报纸刊登了一篇另署名的文章，专门报道伦敦的这些抗议者，同时也说明所有抗议者都与穆兄会有关联。法特希告诉我这样的考虑和安排并不罕见。“有时我们发表文章之后，还会接到总统办公室的电话，让我们‘把报道撤下来！’”
之后的国事访问，埃及政府没有什么动作。在西奈半岛，俄罗斯调查人员发现了飞机爆炸的证据，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宣称对此负责，目的是报复俄罗斯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但塞西及其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航班停飞后第二天，埃及外交部发表了一份颇为愤愤不平的声明，宣称英国“没有问埃及意见，就单方面”下了判断，尽管两国有直接的高层沟通。
塞西结束国事访问、离开伦敦的那天，我又见了亚扎尔，他说代表团成员对英国禁飞航班的举措颇为恼怒。他说：“英国本应在访问结束后再这么做。”他其实有些不理智——作为前情报官员，他一定知道，一旦得知国民遭受着恐怖袭击的危险，任何西方国家政府都会迅速做出反应。我和某位负责报道本次国事访问的埃及某家国有媒体记者也聊过这件事，他告诉我，英美两国合谋想让埃及蒙羞，摧毁埃及的旅游业经济。“这是侮辱，”他说，“为什么要让总统难堪呢？”
埃及的这种国家自尊心有时会左右其政策制定。埃及官员素来有暴脾气的名声。一名美国官员向我透露：“我在政府被很多埃及人吼过，有些人一上来就气势汹汹的。但塞西这个人，我从来没看过他情绪失控。”在伦敦，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塞西与卡梅伦一同露面，他对卡梅伦的态度亲切而友善。卡森告诉我，闭门会议过程中，塞西也没有任何怒意。他还说：“与英国首相会面时，塞西展现出了政治家风度，很大方坦诚。”
西方人在分析专制领导人的行为时，总是倾向于剖析他的思维——总是表现得很暴躁，因为他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一般来说，组织机构的影响比个人重要，而领导人的思维会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塞西崛起于这个体制，所以出了飞机失事这样的事故之后，他的习惯做法就是后退一步，让政府按照辩解、否认、死板的既定轨道来处理事务。但这在战略上行不通：塞西上任以来发展了一套说辞，宣称埃及与激进伊斯兰分子陷入了存亡之战，以此为自己对公民自由的打压找到借口。飞机遭炸弹袭击为他的说辞提供了支撑，但也挫伤了埃及的自尊，这比恐怖主义严重得多。三个月后，塞西才改变了说辞。在一次电视演讲中，他非常简短地提及一句恐怖分子击落了飞机，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提过这件事。
伦敦之行后不久，法特希就离开了总统记者团。“那根本不能算工作，”我再次见到她时，她说道，“你只是一个邮递员，你所做的仅仅是把拟好的新闻稿发布到报纸上而已。”现在法特希是《今日埃及》网站的主编。我问她，报道有关塞西的新闻两年后得出了什么结论。“他挑选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得力，比如他的智囊团、部长等，”她说，“单打独斗，必输无疑。除了军队，塞西好像谁都不相信。”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党派。”
过去60年间得四位埃及军方统治者中，塞西是唯一对正规政治不感兴趣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安瓦尔·萨达特年轻时均是积极分子，参加穆斯林穆兄会，反对伊斯兰教政治化。两位总统都曾努力成立一个政治组织，萨达特掌权时该组织成为了民族民主党（简称N.D.P.）。萨达特钦定的民族民主党接班人穆巴拉克总统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埃及实质上成为了一党专政的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塞西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他用地道的阿拉伯口语发表的演讲真挚诚恳，打动着普通埃及民众。但是他的政治直觉是个人化的，而非源自体制。在他成长过程中，政治的话题似乎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塞西的直系亲属中有13个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异母的半同胞）；他的父亲有多个妻子，尽管其他妻子的信息几乎没有，媒体简称为“第二个老婆”。母亲是塞西唯一提及的家庭成员。在塞西任职总统第二年，母亲去世，他讲母亲描述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埃及女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2013年一位埃及记者曾问塞西，他在电视上宣布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位后做了什么。塞西回答，“我宣读完声明之后，就去找母亲了。”（母亲说，“愿神保护你远离一切邪恶！”）
塞西的爷爷做阿拉伯式花饰生意起家，这是一种精细镶嵌贝母的木制品。塞西家族几乎垄断了开罗最重要的游客市场哈恩哈利利市集（Khan Al-Khalili）上的阿拉伯式花饰生意，至今在市集上仍然拥有近十家店铺。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到了一家塞西家族店铺，照看店铺的人是塞西表亲的32岁儿子摩萨德·阿里·哈马马。店铺的后墙装饰有塞西爷爷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他身穿长袍傲慢地坐着，一手持拐杖，头戴塔布什帽。
哈马马说，每到暑假，家族所有的青少年男性成员都得到店里当学徒。塞西当时用长柄刀雕刻很小片的贝母。“我们家里不会分，‘这个儿子要培养成店主，那个儿子培养成总统。’”哈马马说，“唯一的规则是年轻一辈如何与长辈相处。比如我父亲的表亲，如果比我年长，那么我会听从他。”他继续说道，“如果长辈进入商店里，就算他不是做这一行的，他也会坐到这里，好像他是店铺主人。我们祖上不是来自上埃及，但我们延续了上埃及人的传统。”
上埃及以保守主义出名，我问哈马马他会不会有时候因为这种传统而困扰，“没有，恰恰相反，”他回答，“因为，现在我尊重长辈，有一天等我年长了，后辈也会尊重我。”
塞西十几岁的时候曾经上过军事高中。在严肃军队纪律、刻板家庭结构与虔诚宗教信仰的共同塑造下，塞西在骨子里是传统的。他娶了自己的第一个表妹，这在传统埃及人当中很常见。塞西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家庭主妇。我在埃及的媒体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塞西家族女性职业生涯的报道。塞西总统的表亲法希·埃尔·塞西（Fathy El-Sisi）向报纸El Watan表示，塞西曾两次拒绝赴美军事代表的职位，因为埃及官方要求其妻子在西方必须摘下头巾。
穆巴拉克政权为塞西敲响了一记警钟。穆巴拉克曾公开帮助儿子贾迈勒获得政治权力，穆巴拉克大家族从腐败中捞到的利益多得令人震惊。穆巴拉克妻子苏姗妮也高调参政，有意代表女性权利，她的角色冒犯了伊斯兰教徒及其他保守主义者。在埃及革命之后，穆巴拉克和儿子们被监禁。塞西不将自己的家族暴露于公共视线中，也是多多少少由于穆巴拉克家族的前车之鉴。法特希告诉我，巴林媒体曾报道塞西夫人陪同塞西开展一次国事访问，《今日埃及》也转载了。总统新闻办公室立即联络了他们，要求删除文章。
塞西也从民族民主党那里学到了类似的教训，这一政党到后来由腐败商人主导。许多美国官员告诉我，在塔利尔广场动乱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塞西和其他军队领导者密切关注着穆尔西的对手艾哈迈德·沙菲克，他是退休的空军总司令兼穆巴拉克总统的最后一任总理。对于塞西和其他军方人员来说，沙菲克甚至比穆尔西更具威胁。在他们的眼中，穆斯林穆兄会似乎可以轻易控制，但是沙菲克也许会恢复一个手握实权的政党。在击败穆兄会之后，政局当权依然坚持放逐沙菲特——他现在在海湾地区，由于在埃及面临法律诉讼无法回国。
“对于塞西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从统帅成长为政治家。”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把政治当做是一项有害的活动，是分裂国家的。”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认为，塞西只看到了政党的风险，没有看到好处。“党派对于政治家的意义，不仅在于选举。”他说，“你得要听一听全国人民的想法。”另一位欧洲外交官2014年总统大选时曾访问过塞西的中央竞选总部。14年的选举中，塞西对手的一部分支持者被捕，塞西赢得96%的选票。竞选总部位于开罗的远郊，这位外交官到访时，通过了层层严密的安检，最后发现总部里空空如也，只有两位退休的政府官员。“一般选举最后阶段的竞选总部里都是喧闹的年轻人。”她说，“塞西选择不发起竞选活动，但是这本可以是一个与年轻人建立联系的良机。”
因为缺少真正的党派、政治机构和职业政治家，年轻的埃及人除了上街游行之外，很少有参政的途径。当前的政党太过羸弱，缺乏组织性，无法定期召集助手或志愿者的支持；限制外国影响力的法律也让非政府组织无立身之处。塞西的支持率总体来说保持在高位，这是因为埃及人民相信他为国家带来了安全，但是民调表明，年轻群体相比于老年群体更加质疑这位总统。埃及约有60％的人口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也是最初塔里尔广场抗议的主要力量。他们也是新闻业的主要声音。最重要的是，塞西最大的软肋经济政策也最让年轻人吃亏。
中国是塞西上任后最初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之一，他在2014年初来访，来年再次访问。媒体上有关于学习中国的经验的讨论，潜台词是埃及可以利用威权主义来制定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不过少有百姓将其当真。中国人当然不会这么做。一位开罗的中国外交官坦率地告诉我，埃及与中国算是背道而驰。“埃及是个反像。”美国大学开罗分校的政治学家Ashraf El-Sherif认为，“我可以理解用威权主义换取发展的社会契约，但是在埃及，威权主义换来的只有发展停滞。”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开罗的阿盟总部演讲时表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习主席提到“货币互换”、“基因工程”和“产能合作”，并23次提到“发展”一词。“宗教”仅提到2次，“伊斯兰”、“穆斯林”或“伊斯兰国”一次也没有提到。（译者注：习主席演讲中有4处提到“宗教”，作者统计的是英文翻译稿中的“Religious”，即“宗教”做形容词的用法。）在中国人看来，埃及人对信仰的虔诚和对传统家庭及性别角色的承诺不可动摇，公开评论就好像抱怨天气一样毫无意义。但是各国的文化差异巨大，文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说，很难想象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人为了让妻子穿更传统的服饰而拒绝海外升职机会。）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制造业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多。埃及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年轻国家，劳动力廉价，航运发达，然而其制造业占到疲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只有16%。塞西的演讲几乎不关注于制造业，他也没有出台政策刺激制造业。埃及的工业部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开采与生产，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有限，而且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旅游业曾经贡献1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在中东的动荡形势下，旅游业短期不太可能复苏。在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女性经济参与和机会的排名中，埃及在144个国家中位列132名，排在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之后。这一排名比埃及革命前更糟糕，部分原因是男性考虑到安全因素，进一步地限制家里妻子和女儿的活动。女性怀孕数因此大大增加：2012年埃及的出生率达到了20年最高。
臃肿的公务员体系是极少几个大量雇佣埃及人的部门之一。除警察和军队之外，政府人员在六百万人左右，比英美两国公务员总数多出一倍有余。超过四分之一的财政预算被用来支付政府人员的薪水。另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贷款的利息。此外，30%花在各种补贴上，大部分是能源补贴。
如果说这一切听上去有点像骗局，那是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过去几十年来，埃及一直依靠外国援助；自从政变以来，一直依赖埃及逊尼派来制衡伊朗和什叶派的海湾国家已经向埃及提供了超过三百亿美元。至于这笔钱是否买到了埃及人的尊重和感激，塞西泄露门事件提供了答案。2014年以来，有人将一系列被秘密录音的对话提供给一家土耳其电视台，在录音中，塞西和他的助手们用无比直率的语言讨论这笔来自海湾的钱。在其中一次对话里，塞西和幕僚长阿巴斯·卡门尔谈到了再向海湾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
塞西：听着，你告诉他我们需要在军队的账户里放上十个十亿。这十个，如果在神的保佑下一切顺利，会用在国家开支上。然后我们到阿联酋要上十个，再到科威特要上十个，再来一些小钱放进央行，我们2014年的预算就有了。
卡门尔：（笑）
塞西：你笑什么？
卡门尔：他听了会晕过去，会晕过去的……
塞西：他们的钱就跟米粒一样多，别担心。
塞西和卡门尔随意地计算着，每个数字的单位都是十亿美元。两人的对话听上去就像在拍一部由阿拉伯领导人出演的电影《海湾大亨（Glengarry Gulf State）》（译者注：戏仿电影Glengarry Glen Ross《大亨游戏》，一部关于两个地产销售人员勾心斗角的电影，充斥着各种脏话）：
塞西：阿联酋给了四。
卡门尔：那加起来就是九。
塞西：然后沙特阿拉伯给了四。
卡门尔：加起来是十三，再加上三——总共是十六。
塞西：还有科威特的四。
卡门尔：加起来是二十。
塞西：还有呢？
讲者不明：二十，再加上来自……来自……一月份的三点六。再加上阿联酋的一点五。
卡门尔：加起来二十五，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加上石油。
塞西：我把石油算进去了吗？
卡门尔：是的先生，算进去了。
在开罗，似乎没人知道谁在制订经济政策。在掌权以后，塞西减少了对能源和电力的补贴，经济学家称赞这是财政体系更可持续化的第一步。然而除此之外，政府鲜有其它刺激措施。相反，塞西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项目上，比如斥资80多亿扩大苏伊士运河，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此举并无多少近期利益。到10月，一项相对孱弱的公务员体系改革终于在议会通过了。
目前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埃及军事专家罗伯特·斯布林博格说，“塞西跟所有的军人一样，认为经济就是一堆由军队经营的项目。他一点都不理解经济。”而军队总是用防御外敌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埃及不像中国那样，多年来一直压低人民币汇率来吸引外商投资和刺激制造业。埃及政府动用大量金融资源以维持埃及磅的高位。去年，黑市的美元汇率暴涨，而政府的应对之举是要求一切交易使用官方汇率，哪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通用和LG等生产商暂停了埃及境内的生产，因为他们无法将当地收入兑换为美元，以购买进口零件。
8月份，塞西政府最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埃及政府曾在2011年和12年就考虑过这么做，但是来自海湾国家、美国和其它地方的支援让政府得以推迟面对艰难抉择。拖延最终的代价颇高。当塞西政府最终接受IMF的贷款时，不得不接受比原来苛刻许多的条件。一项新颁布的法律冻结了政府的薪酬发放，而且IMF坚持让埃及磅贬值、减少能源补贴、征收一项新的增值税——在一个通货膨胀已经高达15%的国家，这样的政策组合几近残酷无情。
11月初，政府开始让埃及磅自由浮动，其汇率当即下跌一半多。接下来几个月，普通埃及人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全埃及有超过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整个国家还是沉浸在一种经济幻象中。一名住在开罗的外国商人告诉我：“埃及的经济已经失常了，但跟非洲其它国家比起来，埃及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高。所以他们是不是已经入不敷出了呢？当你大量进口，劳动人口庞大，薪资水平低，却很少出口——财富是不会积累起来的。”
政府官员似乎很少能理解现状，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依赖上了长期补贴。自从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起，美国已经给了大约500亿美元的援助。现在，埃及每年能从美国拿到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多数是军队经费，包括武器和其它设备等。自然，埃及更多地关注这些事物，而非更大的经济议题。穆尔西被推翻以后，奥巴马政府决定不把此次事件定性为军事政变，因为这会让对埃及的经济援助师出无名，无法持续。作为折衷做法，美国暂时扣押了一些关键的武器设备。然而，正是因为美国选择了这么做，而非鼓励埃及对民主和人权进行深度反思，反而让埃及对这些闪闪发光的武器更加执迷。一名频繁出差到埃及的美国官员告诉我：“你在街上随便碰到的一个埃及人都知道美国行使行政令扣押了要向埃及交付的阿帕奇直升机，这件事情很疯狂。”一名来自橘郡的共和党议员是塞西的坚决拥护者，他告诉我在过去两年的会面中，塞西总统会谈到需要从美国获得坦克的备用零件。
一名欧洲外交家告诉我，“过去我们总说美国可怜，每年拿出15亿美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好吧，看看阿联酋和沙特，他们在两年中拿出了300亿美元，还不是打了水漂。”实际上，这些国家早已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不过是狭义的稳定：美国希望埃及和以色列能保持和平，而海湾国家希望什叶派国家和逊尼派国家相安无事。他们也都希望埃及政府能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如果他们真心盼望社会和政治变革，就不会把大多数的援助都投给埃及军队——一个保守的，在经济、教育、社会或政治决策方面几无任何经验可言的组织。军队出身的塞西用防御外敌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不奇怪。但是埃及要长治久安可能更急需政治和经济变革。那位外国商人告诉我：“假设你的国家需要仰仗塞西带来稳定，他却一直没有给埃及年轻人创造长久持续的工作，对你来说，这算哪门子稳定呢？”
在2016年2月3日，意大利人乔里奥·雷加尼的尸体在开罗至亚历山大的公路边的沟渠中被发现，死者28岁，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生前，雷加尼正在撰写关于埃及劳工运动的论文，朋友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月25日，正是“阿拉伯之春”爆发5周年纪念日。事件见诸报端之后，细节一直在变化。一开始，警察声称雷加尼死于车祸，然后检察院披露他的尸体上有骨折和淤青，头和身体满是烟头烫伤和刺伤。一名埃及尸检人员估计他死前可能遭受了长达七天的折磨。
3月底，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绑架了雷加尼的是一个犯罪团体，其中四人已经在于警察的对峙中被击毙。内政部官员出示了雷加尼的护照和其它身份证件，声称这些都是从帮派成员那里搜到的。但是在埃及和外国记者的调查之下，这个故事很快就被拆穿，最后就连埃及官员都公开承认事件跟帮派没有关联。死者遭受的折磨，以及其证件被栽赃给帮派的事实，暗示着埃及的公共安全机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雷加尼的研究并不是极端敏感的，对他的残酷折磨似乎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作为抗议，意大利将驻埃及大使撤回。
当危机开始加剧，塞西发表了一次全国电视演讲。他声称埃及是阴谋的受害者，并且说：“别相信除我之外任何人的话。”他批评了那些抗议政府的人，责备埃及人民没有贡献足够的钱给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的基金。用典型的军队计算方式，他说：“如果埃及九千万手机拥有者中的十分之一每天清晨能够捐献一磅给埃及，那么我们每天就有一千万埃及磅了。”
这期间，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一改往日对总统坚决的支持，开始公开批评他。私人电视台ONTV的主持人约瑟夫·阿尔-侯赛尼在节目中说：“我觉得总统不再聆听民意。”在过去，塞西曾经因为阿尔-侯赛尼的忠诚而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而如今，这名主持人对着镜头说：“总统先生，你是否听厌了赞美诗，却对杀戮或折磨充耳不闻？”（后来，随着阿尔-侯赛尼的批评变得更加激烈，他的节目被临时取消。）
那年春天，我与安瓦尔·萨达特谈论了雷加尼事件，他是前总统萨达特的侄子，刚被任命为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当时，这一任命被视为一个积极信号，因为萨达特本人颇受国际社会的尊敬。他提到了塞西掌权后的数百宗失踪事件。“每天都有，不仅仅是雷加尼，”萨达特说，“每天都发生在埃及人身上。”过去一年里，失踪和严刑拷打的事件激增，整个埃及目前有四万多名政治囚犯。萨达特说在以前的政权下，难以想象一个外国人会被严刑拷打致死，而且他认为这可能反映出政府掌控能力的崩溃。“可能是因为年轻官员不专业，就发生了这种事，”他说。“是出了差错，而非上层有意为之。”
八月份，萨达特从人权委员会辞职，当时他控诉了政府的不合作。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塞西和警方的关系很复杂：“他不信任他们，但是不得不用他们。”
在埃及，军队和警方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全由权力的动态平衡维系着。穆巴拉克从未完全信任过军队，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兰官员暗杀了他的前任，于是他建立了内政部，作为自己的资本。他的警察因为野蛮暴行和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埃及男性需要服强制兵役，而教育水平最低的入伍者会被分配到警察队伍。安全部队的行为曾是革命的起因之一，但是往后没有一届政府强大到可以推进改革。“有一次，我问塞西，‘为什么你不管管警察？’”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他说因为他做不到，‘那是拥有一个拥上百万成员的黑手党。’”
2013年夏天，政变之后，数千名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的两个地方进行静坐示威。查克·哈格尔告诉我，他反复警告塞西不要采取暴力行动，但是塞西强调警察和军队的不同。“他说他们的确是在与警察合作，但是他们是在努力让警察别太野蛮。”哈格尔告诉我。“我说，‘你得想办法处理这件事。’这时候他就会说，‘我管不了警察。’”
即便是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每个机构也会竭力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头在革命之后变得更为明显。而警察的暴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既定事实。和之前所有埃及领导人一样，塞西明白警察可以做一些他毋需直接负责的事情。2013年8月14日早上，安全部队以令人震惊的残酷手段驱散了支持穆尔西的静坐示威。抗议者并不都采取和平方式——有些人持有武器，导致八名警察局官员死亡。但是绝大多数示威者都手无寸铁，安全部队却没有给出充分警告或者提供安全出口令他们离开。据人权观察组织估计，当天有一千多人丧生。
大屠杀后，哈格尔和塞西通了电话。“塞西说他很遗憾，非常遗憾，”哈格尔回忆说。“他说他希望这一切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从来没有想要这样，他的国家也不想。”他接着说，“他说起了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妻子。”
我问哈格尔，塞西对于他的家庭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对此感到厌恶，”哈格尔说。“他说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看到这个血淋淋的事件感到非常不安。”他接着说，“他说他们没有为此而责怪他，但是他们真的受到了很大触动。他说他们正在为每个人祈祷。”
大屠杀有效地结束了一段革命期，埃及人经历了如一位欧洲外交官所说的“混乱的神经痛”。在两年多的抗议和政治暴力之后，似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创伤，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临近2013年尾，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有效地禁止了任何没有官方批准的游行，最高惩罚是监禁一年。
如今，这种神经痛定义了埃及人的公共生活。公民以不可预测的且毫无逻辑的方式参与政治，如同突发阵痛时的反应。四月份，塞西的内阁宣布归还20世纪50年代沙特阿拉伯交予埃及控制的两个红海无人岛。在秘密协商后，塞西同意了这项或被人所赞扬的举动：在中东地区和平转让领土。
但是议会并未对此事有公开讨论或者辩论，而且消息的公布时间也和沙特的一项新的援助计划颇为巧合。塞西通过电视露面为自己辩护，这次他提及了他的母亲但是没有奏效。（“我的母亲教我不要拿走别人的东西。”）激进分子和新闻记者在开罗市中心的新闻记者联盟大楼前组织了抗议游行。数百人参与了这一场自塞西上任以来最重大的游行示威。
新闻记者联盟是国立的，当局可以自主任命人员。在塞西的统治下，几十名新闻记者及博主被关进了监狱，但他们大多数是不属新闻记者联盟的年轻人，或者缺乏注册出版物的支持。然而就在为岛屿争论时，镇压扩大了。一些被当局烦扰的新闻记者一度到新闻记者联盟的大楼寻求庇护，有三名新闻记者联盟的董事会成员被指控藏匿逃亡者。卡莱德·埃尔巴西是受到指控的董事会成员中的一个，我碰到他时，他对我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有机会可以不进监狱，我会抓住机会的，”他说，“我总是想说的时候就会说，但是说的时候很谨慎。然而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疯狂的政权。”他赴约迟到了，因为他要签各种委托书，以防不测。会面结束几个月后，埃尔巴西和其他两位董事会成员被判入狱两年，目前他们已经上诉。
4月25日，人们试图发起第二场对于岛屿问题的抗议，那天中午我正在去新闻记者联盟大楼的路上。警察到处可见；一个便衣警察兜兜转转，口袋上挂着塑料手铐，就像工匠的工具。离大楼一条街外，有十几个男人在闲逛观望，我和一个叫侯塞姆·卡利尔的男子聊了起来，他27岁，是新闻网站Alhayat News的记者。他告诉我，他是来抗议示威，不是来做报道的。
对于岛屿的争执，他说：“人民应当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想法。”游行按计划将在半小时内开始，但是警察已经在联盟大楼前的街上设置了路障。和侯赛姆同行的是名叫贝克尔·艾哈穆德的会计师，他告诉我说他其实不太在乎那些岛屿：“我来这儿是为了支持侯赛姆，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正交谈时，突然冒出来二十多名便衣警察。他们开始核查身份证件，并把这些年轻人推到成排的警车边去。在看了我的外国护照后，一位官员要我离开。十分钟后，我拨打了侯赛姆的电话，但是已经关机了——我猜他们已经扣押了手机。
一个埃及的新闻记者发消息告诉我，示威游行已经转移到玛萨哈广场了，那是位于尼罗河边吉萨市的一处明显位置。我到达时，一车又一车的年轻人正涌向广场的边缘。很快，他们集结成一个300人左右的团体，高唱着：“下台！军人统治下台！”
警察花了七分钟做出了回应。他们将催泪弹投向人群，还打了几轮霰弹，很快示威者就往四处逃窜。我跟着一群人往东边的居民街道跑，一个可怕的景象让我们停下了脚步：一个便衣警察，面容愤怒无比，拿着手枪朝我们大喊大叫地冲了过来。他在喊些什么？他拿枪指着谁？为什么他朝着疏散人流的反方向跑？然而埃及警察的工作内容是一个永远的谜题，而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在追谁，对象不是我们，在这个疯警察离开后，我和其他七八个人一起，靠在墙上开始休息。
离玛萨哈两条街外，一切都很平静，我走向四个我认为似乎是示威者的年轻人。但是我向他们提的问题令他们很困惑——在如此庞大混乱的城市里，这场游行示威小得不足以引起这些人的注意。当他们意识到我是外国人时，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你能帮忙翻译一下这个东西吗？”其中一个人问，说着便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印着申请荷兰签证的回应。这句话是用英文写的：
我们不认为您有充分的可能性可以立刻回到您的出生国，部分原因是您的出生国/居住地的当地或者总体的形势不允许以及/或者您的社会关系太薄弱。
我尽力翻译出来，然后继续向尼罗河走去。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埃及人，你会做些什么？侯塞姆晚上给我打了电话，看看我是否一切尚好。警察将他拘留了六个多小时后把他释放了。贝克尔和另外还有大概三百人依然被拘留在那。三天后，贝克尔出庭受审。这个年轻的会计师，在他还没抵达示威地点时就被拘捕了，结果被判入狱两年。
在拘留期间，贝克尔觉得难以接受被认定为政治囚犯的审讯，他没有参加游行，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事实上也没有很强的政治意见。他的本能反应是找个借口：他告诉审讯官，他是去拿一台放在新闻记者联盟大楼附近修理的电脑。两天后，在另外一场审讯中，他声称自己是去跟一个裁缝拿衣服，因为他的侄子要结婚了。后来，除了审讯人员看上去不太满意这个原因外，他也没法解释自己为何要改口了。
贝克尔接受了关于他投票历史的讯问，但审讯者并不喜欢他的回答。阿拉伯之春革命以后，贝克尔去投过三次票，每次都故意投出无效票。在2011和2012年，不少年轻人都这么做，因为他们对投票选择心怀不满。但是这种做法让审讯者感到困惑。贝克尔回忆道：“他们说:‘你太古怪了，你怎么这么自相矛盾呢？’”他们问他是否属于穆兄会，或者是否有亲戚在那个组织，他的否认似乎让他们更加失望了。最后，审讯者问他是否是穆斯林。他说是，他们眼前一亮；“那你为什么不投给穆尔西？难道你不想要沙里亚法（译者注：即伊斯兰教法）？”
塞西成功地为他自己塑造了反对激进伊斯兰浪潮的形象，激进分子却经常声称他的镇压只会创造出新的斗士。但是双方的说法可能都是错的。当下的情况与八九十年代那种大范围的宗教性抵抗运动并不一样，那时候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各地参与暴力袭击。管理中东解放研究所（该所会对恐怖主义事件的记录进行分析）的南希·奥凯尔告诉我，上一代埃及激进派总是将他们的斗争上升到很高的宗教高度。“他们的斗争着眼于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 奥凯尔说，“比方说，他们会向没有蒙脸的女人泼硫酸。”那时候，伊斯兰教主义者还会攻击售酒的宾馆和夜店，而且外国人是主要目标之一。
而当下的这波运动鲜少针对外国人或者游客，除了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这是反对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的一次声明。对科普特基督教徒的教堂曾有过零散的数次袭击，包括最近开罗大教堂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了20多名礼拜者死亡。但是绝大部分的恐怖主义活动针对的是埃及警察、军队、或者其他公职人员。奥凯尔告诉我，尽管目前的抵抗运动采取的是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形式，但他们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意在宗教或文化。恐怖分子的声明同样如此，他们的关注点往往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譬如红海的那两个岛屿。奥凯尔说“如今的信息差不多都是政治性的。”
上埃及地区几乎没有暴力，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温床。如今多数袭击事件发生在西奈地区，不过奥凯尔说此处的战士总数也只不过在500到1000之间。侯赛姆是研究所ISIS方向的研究员，他告诉我，大约有600名埃及人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IS战斗。这不但比被认定加入ISIS的德国公民数目要少，而且也远低于突尼斯。比利时的人数则可能超过埃及的六倍。
侯赛姆告诉我：“在埃及，人们不会倒向这些组织，因为他们心知肚明。”他解释说，ISIS从外国招募来的新兵一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也比较有想法，但他们对伊斯兰教都不太了解，所以很容易被煽动。相反，埃及长期存在激进伊斯兰传统，近年来穆兄会又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所以多数公民对于这类理念已经打好了预防针。埃及人多数支持当初将穆兄会赶下台的政变，他们认为穆兄会的失败同样也是政治上伊斯兰主义的失败。“伊斯兰主义者的溃败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更为严重，他们是在政治层面被打败了。”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我。“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是被军队打败的，但政治上的失败至少也占同样的分量。”
在埃及，那些在别国可能成为ISIS新兵的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比较有想法那一类）一般认为ISIS是美国制造的组织，用来搅乱整个地区。在埃及人眼里ISIS代表着美国，而非伊斯兰教，可见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视频在埃及是如此没有市场。而且，尽管革命早期埃及的清真寺政治地位较高，但如今似乎也在边缘化。塞西的新制度则严格限制了周五布道的主持人选，在事实上将萨拉非派和其他激进派赶下了讲坛。政府会发布每周的标准布道，今年的一些布道主题就包括“伊斯兰是创造和建设的宗教”、“国产商品与优先买卖国产商品”。还有些布道是关于节水节电的。开罗艾因·沙姆斯大学宿舍区清真寺的阿訇谢赫·赛义德科米告诉我，在节电主题的布道中，他宣布清真寺只会使用30顶吊扇中的一半。很难相信艾因·沙姆斯大学里会有这样的消息，毕竟仅仅几年前这所大学里产生过成千上万的试图改变国家面貌的学生示威者。
2013年，在屠杀事件后，我在开罗附近20多个清真寺里采访了一些阿訇和信徒。当时，小部分教长坚决地反对政变。今年春天我又拜访了他们，发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变化。不过现在的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参与政治。这与民主派活动家的处境形成对比：在当下的气候中，民主派更容易感受到生存危机。但除了政治，伊斯兰教仍有许多潜在的施展空间，而且如今阿訇们似乎更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社团。阿齐兹·贝拉清真寺的会众中有许多萨拉非派，该寺阿訇谢赫·艾哈迈德·尔赛义跟我说：“在萧条和贫穷的环境里，很多人只是在努力生存。”2013年时谢赫·艾哈迈德则似乎很有压力，我听说当时他在布道中明确表达了要反抗的信息。但是今年，他显得分外轻松和达观。在周五布道上，他告诉会众：“如果幸福来自于权力，那么部长们应该是幸福的。”
我在2013年遇见的两位最为坚决反对塞西的阿訇后来都被免了职。不过随后几年，在塞给官员们一笔小小的贿赂后，他们两个都又得到了好的差事。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当下，像人权活动家这类人可没法像这两位阿訇一样轻松地解决政治问题。两位阿訇告诉我，他们的密友或同事没有一个在坐牢，而活动家们一般则有一串长长的被拘留同志名单。不过阿訇们似乎更容易与当下时局保持距离。“因为经济，下一波变化会来的。”其中一位阿訇跟我说。“人们快没饭吃了，他们会上街去抗议的。”我问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反对塞西的阿訇们不太会去领导未来任何的抗议活动，他点了头。“他们不会发起活动的，”他补充道。“不过，一旦事情发生，他们就会加入。”
今年，塞西很少见地在一些公开场合袒露心声。“好好看看你的国家，”他在五月份的一场电视讲话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的外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解放五年后，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暴露，而不是变革。随着一切假象被层层剥开，埃及被暴露出来，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制度，领导人则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尽管这个国家存在各种问题，但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不同于叙利亚与伊拉克这类由殖民者划分出来的国家，埃及有着强烈的集体观念——毕竟埃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激进伊斯兰主义对现在的埃及民众毫无吸引力，也算得上一个积极的因素，虽然埃及人过去曾为这种思潮付出过代价。一些分析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穆巴拉克逐渐减少了军事思维，而塞西则似乎没有腐败的弱点，他可能会让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塞西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敢选择其他人。“不管塞西是不是最合适的选择，我认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让他成功，”安瓦尔·萨达特告诉我：“埃及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第三次革命了。”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塞西能够轻松地对那些反对他的运动展开反击，就像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总统在最近那次未遂政变后所做的那样。“他可以打个电话给每个人，说一句‘我要维护秩序。’”外交官说：“然后运动就会被很好地镇压了。”这很可能也合美国官员的胃口——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第一位致电祝贺的外国领导人正是塞西。
侯赛姆·哈利勒说：“如果塞西现在下台，那军队的人会领导国家。”他希望塞西能够任满两届四年任期，然后再选出一个平民领导人——对这个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上街示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极其保守的目标。但是明天的要求未必就等于今天的目标。无法想象革命的经验会如何在五千多万不及而立之年的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五月份，侯赛姆辞去了工作，因为他感觉很压抑，又对带着贝克尔参加抗议深感内疚。他旁听了贝克尔的庭审，努力想安慰贝克尔的寡妇母亲。随后在6月初，斋月开始之前，贝克尔和其他32名一同上庭的被告被意外地开释了。
在贝克尔被释后的那个晚上，我与他在一个商业区的咖啡厅里见了面。他看起来很疲惫，身形消瘦。但是他说坐牢时他很幸运。其他人都受过严刑拷打，他却没有。他说一些守卫都是年轻的新兵，当看到同龄人被拖曳着成了阶下囚，他们哭了。
一位不是政治家的政治家领导着这个不是国家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贝克尔就像是某种不积极的积极分子。他从未参与过政治组织，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实际上，被逮捕的那天里他始终一言未发。他的审讯是混杂着猜疑、恐惧和困惑的一场闹剧。每次他走进刚刚起步的民主政治所设的投票站时，他都投了无效选票。虽然他花了六周做了一名政治犯，但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一次经历。但是，我问他有何收获，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得清楚明白。
他说：“我明白了即便我拥有了某项权利，某种基本权利，最终也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而我也必须付出代价，就跟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累利阿香烟，笑了起来——在斋月结束后的第一个夜晚，没有比这个刚出狱的年轻人更幸福的烟民了。他说：“我也明白，压迫者的内心永远是害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