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作者/Klaus Larres

编译/雨山 & 一颗马 & liwen & eve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近年来，从南海的海上冲突到有关货币操控的经济争论，中美关系对立趋势日益明显。欧洲——尤其是欧洲实际的领头羊德国——被夹在了中间。

在过去几十年间，德国和中国的经济纽带变得更为密切，因而常常与美国意见不一致。美国一直暗示德国在讨好中国，在中国入侵南海的问题上立场太过软弱。根据2013年的数据，欧盟对中国的出口有45%都来自于德国，而欧盟从中国的进口中，德国占到了28%。中国也大方提及两国的往来。比如习近平主席上个月就指出，汉堡港每三个集装箱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德国在中国的注册公司有5200多家，中国在德的注册公司超过900家。美国不管是国土还是人口规模都比德国大得多，中美在对方国家的注册公司数量自然大得多，但中德贸易关系较于美中更加平衡。截至2016年2月，德国甚至取得了2.03亿欧元的小规模顺差。然而美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旬以来，在和中国的贸易中就一直处在巨大的逆差状态，并且逆差还在不断扩大。

中德密切的经济往来也加强了双方的政治纽带。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任10年来，曾8次正式出访中国。今年6月，她将第九次访问中国。她也将出席9月份的G20杭州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主办这个由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译者注：本文写于2016年5月3日。）默克尔的前任也是中国的常客。赫尔穆特·科尔在其担任德国总理的16年间，曾四次来到中国；格哈特·施罗德在7年间曾六次访问中国。

2011年，中德在柏林举行了联合会议，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计划“与德国共建政府磋商与合作机制，让磋商走上制度化的道路。”温指的是两国每年举行内阁级会议。尽管从2009年起，中美每年都会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但德国在中国享受的特殊地位是连美国也无法相比的。2012年10月，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正式启动。2014年，李克强带领全体内阁成员来到了柏林。双方在会面中讨论了农业、科学和健康领域的合作协议，以及零排放发动机的研发等问题。李还邀请默克尔和他一道前往自己的老家合肥。他说，毕竟两个人是“老朋友”了。

一年后，2015年10月，默克尔访华，和中国签署了13个主要经济协议，涉及金额超过180亿欧元，包括中国向德国购买130家空客飞机的协议，该订单总值达130亿欧元。上交所、中金所与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就共建离岸人民币金融工具交易平台达成协议。新成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总部设在法兰克福，于2015年11月正式开业。这是官方首次在境外销售人民币产品。这清晰地表明，中国政府热衷于完全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并有意加强与德国的经济合作。2016年6月中旬德国总理访华时，将会有至少7名内阁部长（和许多有影响力的CEO）一同前往。

美国对中德所谓的“新兴特殊关系”心存疑虑，但实际上，德国在中国面前的立场并不软弱。实际上，德国为许多中等规模的势力——甚至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模式，展示了如何在坚持自己自由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既不让中国对自己心生敌意，又能保持和中国的合作。

比如，2016年3月，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访问中国期间并不避讳中国的人权纪录和社会公平问题。他既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成果和文化传统的钦佩和尊重，也在同济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坦诚又巧妙地批评了中国缺少民主合法性。

他并未直接攻击中国，而是引用他祖国——共产主义东德的例子解释人民是如何“既不幸福也不自由”。他强调道，体制上下都“缺乏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合法性”。“平等、自由、匿名”的普选从未存在。因此，高克称东德陷入了“引起官民相互猜忌的信任缺失”。以青年为主的听众们不禁主动联想到了中国当下的事态。

在解释“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总是得到突破”时，高克提到的也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而非那年广场那件事）。他也表达了对中国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鸿沟的关切，也表示担忧那些“似乎与官方路线相悖”的人权活动家们的命运。高德提出观察德中关系“不应忽视中国与德国其他重要伙伴与盟友的关系”，暗示尽管德中关系亲密，柏林也并未着手要在两国之间设置“特殊路径 ”进而损坏中国的其他西方合作伙伴。

与高克同行的德国议员们来自教会、文化基金会以及工会组织，其中包括联邦议会新晋的人权专员考夫勒（Bärbel Kofler）。此行他私下会见了多位异议人士与人权律师，同时也以个人名义向习近平施压要求释放政治犯，比如尚陷囹圄的20位人权律师。本次出访与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及美国总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往往带着浩浩荡荡的CEO大老板和金融、经济专家访华，而非文化与人权机构的代表。

总体而言，比起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德国对敏感话题的恰当拿捏使其更高效地获得了中国的密切关注。高克作为前东德反共异见人士与新教徒牧师的身份或许让他能更好地把握分寸。由于还曾接受过良好的马列主义熏陶，他也能在中国的政要面前指出中国共产主义内在逻辑的欠缺。例如，他曾和中国宣传一哥刘云山讨论过中共的一党专政要如何保证与民主宪政原则和谐一致。

当然，虽然刘云山、习近平以及“全国同胞们”对这种批判都隐忍克制，并未公开表示愤怒——尤其是北京方面视德国总统的本次出访（六年来德国总统首次访华）为中国国家地位的巨大提高——但被国家掌控的媒体却严密审查涉及高克访华与演讲的新闻。德国大使馆刚在官网发布高克在同济大学的讲稿，其网站就在全国迅速遭到屏蔽，尽管人们已经下载了成千上万份拷贝。

根据先前经验，默尔克今年6月同样也会提到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国警察及执法部门愈发高压的本质。默克尔可能也会公开表示对今年4月出台的颇受争议的新NGO“管理法”的反对。该法案将会在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本质上，新法律是为中国安全力量控制所有在华运作的外国NGO铺路。

2014年3月28日，默克尔总理与习近平主席在位于柏林的德国总理府签约现场。

过去，在讨论敏感话题时，默克尔尊重对手、恭谦有礼却又始终立场坚定。2007年，她在总理府接待达赖喇嘛，德中关系因此遭遇了一段冷淡期。5年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在伦敦接待达赖喇嘛也遭受了类似待遇。因此，西方政治家们提出人权问题时变得更加谨慎，往往选择私下在讨论这些问题。

不过，在2014年那次对华访问及在清华大学演讲时，默克尔却毫不犹豫地开门见山，她说：“相信法律的力量而非权力的桎梏，这对公民而言至关重要。要成功地塑造未来，你们需要一个开放、多元且自由的社会。”

与高克总统一样，默克尔总理从小在共产主义东德长大。在评价中德的法治与人权讨论时，她也提及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事件。“在我看来，这次（人权）对话至关重要，因为25年前，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了和平革命，柏林墙倒塌，两德得以自由对话。我认为在中国，开展同样的自由对话也很重要。”演讲的这部分内容在中国被屏蔽了。

今年6月访华时，默克尔很可能会谈及中国的经济地位。获得由世贸组织批准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的几大重要目标之一，默克尔无疑会提到中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哪些努力。（译者注：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其他世贸成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处境极为不利。）至于她是否会支持中国与欧盟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的呼吁，这一点尚不明了。相关谈判已经启动，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无需急迫地推动欧盟层面的协议。但与欧盟签订条约意味着北京的地位提升，更重要的是，这是中欧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第一步。

在东海及南海的领海与管辖权争端问题上，德中最有可能开展闭门讨论，这样，德国首相可以更好地指出中国一些不必要的激进行为——这些行为已经触发邻国的敌意——而不至于在国际舞台上公开羞辱中国。相比之下，华盛顿的手腕就更加强硬，经常派遣战舰和军事飞机巡逻该地区的岛屿与岩石，哪怕中国声索其为主权领土。美国的目的是挑战中国的过度海洋权益声索，保障南中国海的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与法英美不同，德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海军设施，自然就不受该地区不利形势的直接影响。

中德都意识到两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纽带，以及在维护亚洲及周边地缘政治稳定上的相互依赖。举个例子，德国一直敦促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毕竟，在古老丝绸之路之上开辟的一带一路计划会让中国成为中东地区更重要的参与者。考虑到中国需要中东的石油，而且叙利亚冲突与新疆的突厥逊尼派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息息相关，叙利亚冲突和解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近日任命了一名外交特使参与叙利亚和平谈判，但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中方立场与俄罗斯和伊朗相同，过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2016年3月21日，德国总统高克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仪式。

默克尔能否成功劝服中国改变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结果不得而知。有一点很重要：在中国看来，德国不会尝试“遏制”其势不可挡的崛起。相反，默克尔清楚地表明，她希望中国完全融入到世界经济、金融、法律和政治结构体制中。

比如说，德国、英国和其他14个欧洲国家成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在华盛顿看来，亚投行是世界银行的对手。美国试图阻挠亚投行的创建，但以失败告终。美国愤怒不已，同日本和加拿大一起拒绝加入。当然，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更有力地主宰了亚投行。甚至在华盛顿，人们也承认，美国这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许多危及中美关系的冲突中，德国的立场谨慎而中立。的确，关于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和平共处，德国树立了一个榜样：精准拿捏外交立场，本着尊重的原则，开展坦诚对话，发挥相互经济优势，采取切实行动，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

此外，与美国开展定期和制度化的跨大西洋协商、讨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是大有裨益的。目前，美国和德国（或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协商并非固定日程。协商应该成为常态，不仅为了建设更好的中美关系和跨大西洋关系，更是为了国际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