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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雾霾再次笼罩中国西南中心城市成都。
2月18日凌晨零时，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了该市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根据2月17日成都市环保局天气潜势预报，未来三天成都市空气质量指数（AQI）将大于200。
雾霾污染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困扰着成都人。据界面记者观察有关气象数据，仅在2017年1月16日至2月17日共33天里，成都市空气质量状态显示为“重度污染”的共有9天，显示为“中度污染”的共有11天，显示为“轻度污染”的共有8天，显示为“良”或“优”的则仅有5天。
特别是2016年末的最后两个月，因为持续多日的严重雾霾天气，更使成都人忧虑重重，不堪忍受。
糟糕的空气状况也让环境部门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2月7日，四川省环保厅厅长于会文在2017年四川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说，2017年成都平原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将是四川全省的环保“一号工程”。
这意味着，“四川省环保厅2017年在大气质量改善的一半精力，要投入到成都市，成都市环保局可能全局的一半精力都要投到大气质量改善上。”于会文说。
从全国范围看，成都市并不是雾霾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域，但是，因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文化因素，成都市素来有“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称谓，成都人都以此城为荣，这几年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一方面令成都人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产生了比较大的心理落差，成都人对于雾霾的反应也就显得与众不同。
2017年1月，我们在成都找了五位不同领域的人士，让他们讲述了各自与雾霾相处的生活与感受。
两首诗和一份调查报告
口述者：王琼（化名），学者
2016年12月一开始，成都就被雾霾笼罩了。我看到气象预报说雾霾要持续到12月中旬，觉得特别压抑。
成都的冬天本来就少太阳，所以有“蜀犬吠日”一说，现在再在无风的状态下连续两个星期被雾霾包围，觉得整个世界都暗淡了。
我注意到，雾霾开始成为网上的热点，市井间也颇多微词，大家纷纷开始用微信，用各种方式表达对雾霾的抗拒。
12月5日，气象预报又说雾霾会持续到月底，这一天，我写了一首长诗《窒息》，来表达我对成都雾霾的感受，这是我在毕业后写的第一首诗，前几段是这么写的：
不能抵达的思念
到浓处 被比喻成窒息
不能自由的呼吸
到浓处 是真的窒息
散漫的成都人
开始严谨地戴上了口罩
黑、白、灰
当然也有五颜六色的个性表达
每天进出都打招呼的门卫大爷
盯着我戴口罩的脸
疑惑着不知该不该喊
没有了脸的人
哪有个性可言
我们一下子就来到了这个新世界
措不及防 防无可防
写这首诗的初衷，是因为我每天出门时都要跟我打招呼的保安，在我戴上口罩时犹豫了，他当时不知道该不该跟我打招呼。我感受到一种悲哀，被雾霾改变的生态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悲哀。
这首诗用一个几乎全新的公众号发表，通过朋友圈传播，几天时间阅读量超过了4000。我朋友圈里一位“真正”的诗人点评说：“悲愤出诗人！”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12月10日，雾霾持续恶化，我又写了《写给成都雾霾的第二首诗》，点击率也在几天之内超过了4000。前几段是这样的：
三年前
老杨同学买了空气净化器
一月买了两个
三月买了一个
每个房间都可以过滤空气
我们嘲笑他
被好空气娇惯的肺怎样去面对 屋外的蒙昧
那时候 成都的雾霾时长是以天计
三年后
我们在群里热烈地讨论
关于净化器的种种
老杨说
用FFU吧
我问 那是什么
他说 工业用除尘单元
我开始迅速脑补
家家户户安上这个单元后的样子
他说 机器的后面特别丑
我想 就像每一套房子都戴上了口罩吧
这时候 成都的雾霾时长始以月计
那段时间，身边的人都开始热烈地讨论关于雾霾的话题，因为从来没有感到成都的雾霾会如此严重和来势汹汹。我所在的以成都人为主的微信群在那段时间里都在说雾霾的事情。关于其成因，几乎各个群都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辩论。
我中学是在成都七中读的。我的微信群，讨论最热烈也最专业的是我的这个中学年级群。群里的同学，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从事环保、规划等行业的，大家意识到纯粹的讨论或辩论对解决雾霾问题并没有实际作用，于是有同学提议撰写一份“提案”草稿，通过市人大或省人大的途径提交上去。群里有热心的同学立即响应了，虽然大家都没有写过“提案”，但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立即行动起来。
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问卷是我设计的，通过金数据公司的表格在朋友圈传播。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就是想收集一些基本的民情，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设计问卷时，考虑到现在人们都很忙碌，就想尽量简单一些，不能太专业和太复杂。具体说，我们的设计，就是在让被调查者填写性别、年龄、籍贯、家庭情况、是否有孩子这些基本信息外，还问了这样几个问题：
1、您是否感觉到近两年成都的雾mai严重很多？
2、您知道雾mai对身体的伤害吗？
3、您采取的防mai措施有哪些？
4、您在防mai措施上产生的花费有多少？
5、除了工业企业的污染，雾mai还与汽车尾气的排放有关，如果在重污染天气限行，您是否支持？
6、成都雾mai的现状，是否让您有离开成都，到外地／国外居住的打算？
7、在治理成都雾mai的工作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您满意吗？
8、您对政府应对雾mai长时间重度污染不满意的地方是？
为了规避麻烦，我们在问卷中把“霾”字特意写成了拼音“mai”。那段时间里，因为雾霾是成都市民感同身受的事情，所以得到了大家的积极转发，在24小时内收集到10000份回应，到接近48小时我们关闭掉问卷填写时，已经收到了近25000份。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从这些问卷回应，我们感受到了成都市民对雾霾问题的关切，首先他们想要去表达；其次他们之所以会填问卷，就是想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一点事情，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我们总结了问卷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7中高95级同学群又做了一份针对成都雾霾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从而形成了一份“提案”初稿，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比如建议把环保监测数据、标准、各项污染物的来源、实时变化情况向社会进行公示，在老、幼、病等特殊人群的聚集场所如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支持、鼓励加装空气净化措施，另外还提出了六七条建议。
我们的“提案”初稿得到了在成都生活和工作的近40名清华、北大、七中、石室中学等校友的签名支持。后来，通过微信朋友圈里朋友们的努力，这些调查数据、总结和提案初稿提交给了成都市人大、四川省政协等部门的领导，尤其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后还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批示，书记批示让成都市的领导重视雾霾问题。
总之，从我们做调查到写报告，想要实现的目的都实现了，它最后达到的结果，甚至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躲非上策
口述者：彭小华，学者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国外，1月初，我回到了成都。得知我回到成都的消息，有朋友对我说：“雾霾这么厉害，居然这个时候跑回来！”
如果说，三五年前，雾霾、PM2.5、空气污染还是少数人的关切，如今，已成为朋友圈里共同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我的一些朋友天天关注PM2.5值。由于持续时间长、PM2.5值在全国居于高位，雾霾越来越成为成都市民普遍的忧惧，我的外国亲友对成都雾霾发怵，在成都公益机构做了几年志愿者的加拿大朋友Mark把成都的空气称为“毒汤”。
1月22日，成都雾霾状态显示为“重度污染”，几个孩童在街头玩耍。（刘向南摄）
记忆中，第一次与人讨论雾霾——那时候还没有雾霾的概念，称为空气污染——是在1999年的冬天。那个冬日的午后，我和时任一家英国水务公司中国公司总裁的Jon坐在银河王朝酒店的咖啡厅，望着窗外昏黄的天空，他感觉胸闷气紧，却安慰我说，伦敦曾经经历过空气污染，后来治理好了，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也许十年，最多十五年，成都的空气也会好起来的。
我心里升起一点希望，说“但愿如此”。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引发了健康问题与抗议、反思，后来他们通过加强环保措施，恢复了碧水蓝天。中国是工业化后发国家，可否吸取先行者的教训、一开始就采取他们已经行之有效的环保措施，不污染、少污染，或者边污染边治理呢？
这个冬天，距离与Jon的那次谈话，已经过去十五年。但感觉上，空气质量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差了。
进入新千年，我有机会接触到环境学者、环保NGO，还写过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文字。对空气污染认识的深化，与2011年PM2.5监测值成为当时的热门新闻有关。之后不久，成都像全国很多城市一样，也开始公布PM2.5监测数据；对PM2.5健康危害的认识，我则得益于著名呼吸专家钟南山先生的呼吁。他说，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我不免想成都人的肺能好多少，我自己的肺又怎么样。
如果说工业化是空气污染的导因，那么，作为在工业化过程中长大的人，也许我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坏空气的“抗体”？近年，自己倒没觉得身体在雾霾天有多强烈的反应，倒是，我的美国先生对成都空气的敏感，让我认识到医学专家对空气污染危害的警醒。
冬天，我先生到成都不超过一个星期，铁定会发生呼吸道感染。2012年的冬天，他第一次在成都过冬，不几天就鼻塞、喉头痛、胸紧。我凭着个人经验，判断他感冒了，陪他看了专家，诊断也是感冒，可是，感冒药、抗生素并不凑效，十多天后，他回到美国，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比感冒更厉害的”上呼吸道感染。服药三天，他就痊愈了。
次年夏天到成都，他带了几十个抗PM2.5口罩，除了自用，还赠送亲友。他一出门就戴上口罩。在他的监督下，我也戴上了口罩，可是真的很不方便，以致影响出门的意愿。亲友们也大多没有使用他送的口罩。路上，戴口罩的人很少。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用口罩。我说：“不方便。”他睁大眼睛：“比生病、住医院还不方便吗？”
2013年，在他的主张下，我们家客厅、卧室都配备了空气净化器，他在家的时候，一天24小时开机。2015年的冬天，在经过夏天在成都的又一次上呼吸道感染以后，即便在家里，除非吃饭、有朋友到访，他都戴着口罩，就这样，在成都呆了一周以后，他感觉到胸闷，眼看呼吸道感染又有发作的征兆，我们赶紧去了峨眉山。
成都有一条城市形象广告语：“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由于雾霾，有成都人把这句话改为：“成都，一个来了就走不掉的地方”。
在雾霾问题上，成都不是中国的例外。对于外国人来说，来中国工作、旅游、学习，已成为一些人的畏途。当然，外国人担心，可以不来，或者申请离开，身为中国人怎么办？
随着对雾霾危害认识的深化、普及，人们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出反应。有的人选择离开。近年，躲避空气污染已经成为迁徙的一大主因，一些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移居国内空气较好的城市；有钱有闲的人士，在雾霾严重的冬天住到三亚，必须工作的人们，在孩子的寒假、长假飞往三亚；有的朋友在城市附近的郊县、山区买房、租房，周末居住，再不啻，好多朋友也要在周末抽一天逃离城市，洗洗肺；留在城里的人们，这两年也大多配备了空气净化器，这个冬天，戴口罩的人，也比往年多了起来。
上周，在我家已有十几年的保姆小何同我谈了好久的雾霾话题。她从一个偏远的山村来到成都务工，现在，她已经患上了慢性咽炎。今年，空气污染也已经成为她和外来务工的亲戚朋友的共同话题。她说再挣几年钱，等孩子大学毕业，如果空气质量还是这么差，她和她先生准备回到家乡。
未来，成都是不是要成为居民想离开、外人不想来的地方呢
看着如同十五年前的昏黄天空，除非亲友聚会，我都呆在家里，白天也紧闭门窗，拉着窗帘、开着灯。
一年当中，成都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日子几乎占到一半，为了健康，多少人一年可以选择离开半年？一年有半年需要生活在关闭门窗、开着空气净化器的屋子，一年戴半年的口罩？
面对雾霾，能够逃离、躲避的人，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还得继续生活在这里。
到海南避霾
口述者：妮妮，专职妈妈
我的女儿将要满两岁了。这个新年，我们决定到海南“避霾”。
在成都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整个机舱都是小孩的声音。我的妈妈和女儿兴奋地望着窗外久违的蓝天白云，她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接下来这段旅程的无限期待。
而我，一个曾经可以在半小时内决定行程、订机票、打包行李然后奔赴机场的旅行狂热份子，在此刻除了因为妈妈和女儿能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而感到高兴之外，没有一点即将开启一段旅程的欣喜，满脑子都是刚刚与家人分离的场景，还有胸口多日来因雾霾而压抑的情绪。
1月22日，成都雾霾状态显示为“重度污染”。（刘向南摄）
就在我们启程的一个月前，我带着在成都就病着的女儿因为同样的原因去了云南，后来因为病情未见好转重新回到医疗条件更好的成都，确诊女儿得了肺炎。女儿治病的十多天里，我几乎无法睡觉，身心数度接近崩溃。但这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难受得不停叫“妈妈”，自己却无能为力时的那种绝望。
在此之前，我的女儿从未生过病，可任凭我再怎么精心呵护，也抵挡不了她稚嫩的身体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被糟糕的空气侵蚀。我一直在想，成都拥有国际顶尖的医疗条件，怎么就医不好自身的“疾病”呢？
就在两三年前，其他城市雾霾日益严重的时候，我还在问生活在那里的朋友为什么不离开，如今当自己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才知道要把一切从熟悉的土地上完全地剥离下来有多难。但即便是这样，身边也有很多人正在迁徙或已经迁徙。毕竟比起健康和尊严，重新建立生活的困难也算不了什么了。
12月，成都雾霾最严重的那几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被空气质量指数的截图、灰蒙蒙的天空照片填满了。绝大多数人，只能活在薄薄的口罩和帽子的脆弱庇护之下，眼睁睁地看着雾霾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却束手无策。穹顶之下，没有人能真正幸免。
在海南，我们遇到了很多从成都以及其它几个雾霾严重的城市过来的人，一路聊下来，无一例外都是来短期或长期避霾的，看来大家都过腻了心情随时跟着空气检测仪起伏的日子。
之前我也是不大担心空气污染的问题，但是在当了妈妈以后，每天都提心吊胆，家里几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停工作，已经熟知哪些防雾霾口罩更有效，空气稍有好转就立马过节一样带着在家里关了几天的孩子到户外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越是这样，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想带着孩子逃离。我真的希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是希望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离开成都
口述者：李航（化名），四川大学硕士毕业生
我在2016年硕士毕业了，也要离开成都了。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年的地方还是有些不舍，无奈空气质量实在太差。去年，我判断是雾霾的关系，也刚刚硕士毕业的女朋友已经折腾进了医院，她得了呼吸道疾病。看今年的架势，不搬家是不行了。
想想刚到成都的那几年，一过了夏天，就为天气潮湿晾不干衣服而烦恼，而现在的天气则是根本不敢出去晾衣服。一走上天台，远处是一片土黄色的天空，手边是永远也擦不干净的栏杆，衣服还没晾完，嗓子已经开始不适。成都的天气真是一天不如一天。
关于雾霾成因，我们也不好说，毕竟不了解气象学。我们知道有关部门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是环境，复杂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甚。既然空气质量没有改善的迹象，作为个人，只得自己想办法躲避。
离开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吃散伙饭，说起我们搬家的原因，大家都是一脸的无奈。身边的朋友离开的也不少，一般都是去海边，总之都是能躲就躲，留下来的只有每天口罩、帽子全副武装，忍过冬天这段时间。
网上3M口罩每年都卖脱销，而且一年比一年早。之前我们也是屯了大量的口罩准备过冬，但是看近几年的迹象，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口罩出行还是其次，本来就坐着工作，平时娱乐，也想出门打个球什么的。现在只要有太阳，球场上一定爆满，大人小孩都出来抢阳光。但查询空气质量，却还是污染。要是雾霾天，则根本不敢出门，一天到晚憋在家里，身心状态都越来越差，真害怕这样下去要出什么毛病。
其实我们在成都生活了这么久，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尤其是这里的美食，让原本对食物根本不挑剔的我变成了一个吃货。到别处旅游，好山好水好风景，但就是吃上不习惯。所以只要一回家，都要先吃一顿冒菜或者火锅。我本来是个到成都念书的北方人，但舌头已经完全习惯四川口味了。说实话，要不是考虑健康原因，谁也不想离开。
关于搬家，我与女朋友之前也争论了很久，要怎样去平衡工作，要怎样说服家长，等等。前段时间跟家里打电话说起搬家的想法，一向反对我这种想法的爸妈也沉默了。很早之前跟他们抱怨成都的雾霾，家里还说，现在全国哪里没有雾霾呢，家里的雾霾都爆表了。
是的，我的老家在华北平原上，几乎是全国雾霾最严重的地方了。在爸妈眼里，雾霾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如此，在爸妈的朋友聚会当中，大家也都在讨论去海南买房子。
饭桌上，大家说起雾霾问题都苦恼不已。一位留学的朋友本来还打算在成都买房，为了就是能和一群老友不时聚聚，现在我们的离开，让他对成都的留恋又少了一分。怀想起当时一群半大小子，信誓旦旦地说以后要在成都住一个小区当邻居，心里多了些感伤。我们安慰他说，以后成都空气好了，我们还回来。很多朋友问，成都空气变得糟糕也不是这两年的事情，为啥突然决定要走了呢。说起来也是这样，成都开始有雾霾到现在至少有五六年了，我们之所以决定离开，关键是看不到有改善的迹象。
在成都的十年，亲眼见证了天气如何从湿润温和变成现在的样子。曾经白茫茫的雾团被黄褐色的雾霾取代。曾经冬天可以不用任何护肤品，现在不戴围巾口罩都不敢出门。无奈我们能做的太少，只能逃离。我与女朋友商量好了，先回她在四川的老家，然后再决定是不是离开四川，找一个空气洁净的地方去工作、生活。
离开成都的时候，跟朋友、老师告别，多少还是有些不甘。我曾经设想过好多种自己离开成都的方式，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落寞隐退，又或者干脆就扎根这里，成为一个地道的成都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因为雾霾被迫离开。
成都雾霾这几年
口述者：Hoo，环保NGO从业者
2016年12月30日，一家本土的青年公益机构策划了一场以“人与环境”为主题的城市大会。活动举办时，正值成都的雾霾天。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近大半个月来，成都市民的生活都笼罩在重霾之下。
因为在环境领域的一些实践以及青年人的身份，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被邀请在会上进行一场“环保对谈”。三个问题短小却并不简单：用一个表情形容成都的环境、成都环境改善的最大挑战、我们青年人如何参与城市环境的改善。
主办方的意图是非常积极的，当“尘都”、“雾霾”成为每个年轻人朋友圈的热点，当环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关注，思考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时，付诸行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先不论近几年PM2.5或者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的变化趋势，从有关部门和民间对雾霾的态度对比看，都让2016年的雾霾显得比往几年更加强烈。
我开始关注PM2.5是在2011年末。那时我正读大四，在一个青年环保团体做些环保工作。从知道PM2.5这个概念，微博大V的广泛转发，到民间环保组织跟进“我为祖国测空气”，我跟许多普通网民一样，第一次有了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的“意识觉醒”。仅仅五个月后，国务院批准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给出全国监测时间表。紧接着，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
日益频繁的雾霾天气令成都市环境部门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作为一个普通公众，我个人的“自救”行动，则要大大落后于有关部门的速度。翻查个人的一些历史痕迹，淘宝记录、微博发言、朋友圈等，2013年初，我还只是偶尔戴个棉口罩出门——按照如今的“标准”，连口罩都还不会戴。在我的记忆中，从2014年初的口罩科普，2015年初的手持设备自测PM2.5，到2015年末的DIY空气净化“风扇”，这一系列雾霾生存指南，我都是从北京的朋友那里习得的。似乎，过去这几年，北京是PM2.5的发源地，也是自救知识和行动的策源地。
知识的获得是一回事，习惯的养成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厌烦晚上睡觉需要忍受简陋的空气净化“风扇”呼呼的噪声；我也常常出门忘带口罩”
作为一名环保领域实践者，我所观察的成都雾霾故事更多是一场在全国背景下不断重复的叙事——每年入冬，进入持续雾霾或重度雾霾时期，媒体报道，公众议论，各种段子此起彼伏，而后，空气略微好转，雾霾淡出公众视线。或许因为对空气污染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周边成都市民对雾霾的反应。
2014年8月，我成为成都一家环境保护机构的志愿者，接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跟进一份成都市空气质量信息服务体系政策提案。建议的背景是当时官方发布数据单一、官方数据与民间数据打架、市环保局空气质量日报仍然沿用老标准等等。在我全职回到环保工作者行列后，2015年所在机构几次与省市环保部门讨论大气污染，则是落脚到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信息公开和相关监督。2016年，我们则更多关注空气污染的发展趋势，这几年有关部门的治理成效如何。
2016年年末，重度雾霾又一次如约而至。这一次，成都民众反应异常激烈。令我觉得奇怪的是，这几年成都没有诞生一个关注空气污染的公益组织或环保团体。或许有，但我不知道。我并没有苛责环保机构，在我看来，舆论过去之后，大众会回归他们的日常生活；而环保机构，会继续监督企业污染排放，继续跟有关部门“座谈”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2016年某个雾霾天，一个在企业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觉得很多身边的人“愚昧至极”，这个评论的起因是他戴着口罩去办公室，遭到了老板好一顿“数落”——吸两口又死不了，有必要如此全副武装吗！？这个老板还是一个两岁小孩的母亲；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每每雾霾天便开始狠喷自己所处生存环境的沦陷，“有钱的快跑”。这大概代表了当前普通人面对雾霾的两个主要派别——要么适应，要么逃跑。
不靠谱地预测一下，雾霾的重复叙事还将在未来十年、几十年不断上演。希望每一次的“重复”，都让适应的、逃跑的越来越少，都让回归生活的大众里的更多人戴起口罩，放弃“逆来顺受”，反思“我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并去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