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一厢情愿地让孩子们上台表演纯真，孩子们在台下的欺凌与暴力中学习现实。
这就是彼时大人心中儿童表演的固定形象，一个标准的“舞台上的乖孩子”的审美样板。摄:Feng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领唱《歌唱祖国》的女孩林妙可，没有通过北京电影学院初试。这也不算是我的意料之外，毕竟之前看见了那条被吐槽的林妙可在考场外受访视频，她也确实是“摇头晃脑的，一副过时的儿童表演晚会的模样”。
对这种“儿童晚会式”的表演，我倒一点不陌生，甚至因为太过熟悉这一套而对林妙可生出了同情。我想任何一个曾参加过文艺汇演的小朋友的经历和我都差不多：
化着浓粧，穿着小裙子，小皮鞋上的袜子系一圈蕾丝花边，放学之后被学校辅导员留下来，和另一个同样化着浓粧的小男孩一起，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激情感人的诗朗诵，或者背诵主持节目的串词。然后在同样化着浓粧的小学生鼓号队奏出的歪七扭八的进行曲中，走上舞台，面对下面黑压压的领导干部、学生家长，鞠个躬，深吸一口气，开始自己的表演。
汇报对象有“大力支持学校教育发展”的领导、党员干部、退休老干部、“本县处级以上干部”等等，剩下的位置则由参加演出的小朋友的家长填满。不能完全理解“文艺汇演” “汇报演出” 这种词的小孩子，连着几个星期在学校紧锣密鼓地集中排练节目，家长到现场只为了看自己的孩子上台的那几分钟，坐在前排的领导干部昏昏欲睡。
之于小学的我，这种全民参与而无甚意义的活动唯一意义就是，在这种仪式感极强的活动中获得飞速膨胀的成就感——证明我背台词记忆力一流，是个受辅导员和校长喜欢的标准乖乖女。但如今想来，那些活动只让我学会了浮夸的表演方式、用高亢的假声制造感动和激情，和林妙可如出一辙，并无其他。
但小时候的我不可能想到这些，扮演这种角色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入戏极了。和男同学搭档诗朗诵的时候，我经常不开心，暗自气愤每次最高潮、最核心的部分总是留给男方，于是在朗诵引入的前一句时，我会故意把音调拔得异常之高，情感异常之激烈，以至于男同学接不下去甚至破音，我就会心里暗爽：让你们看看谁是真正的夜礼服假面。
这些摇头晃脑的夸张表现并不是孩子的童真，但这就是彼时大人心中儿童表演的固定形象，一个标准的“舞台上的乖孩子”的审美样板。这种文工团式的、带着崇高单纯感情色彩的激情表演，因为大人对同是成年人的表演丧失了信任和认同感，早就难以再看见，可是他们愿意一厢情愿地把这种想像留在儿童身上，让这种表演顽固地在儿童的演出中保留了位置。
同时，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儿童演出要通过怎样的表现呈现出怎样的形象，儿童在演出中表现的纯洁，与这种夸张的表演正好契合，因此这种摇头晃脑的做作也就成了“儿童晚会表演”的专属形式。
每当我想起那些故作天真甜美的文艺汇演，就不可避免地回忆起我在江西南昌一个县城小学度过的真实童年。在“中华土味”覆盖的县城中国，从小学开始，在孩子之间天然生成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渗透进来的残酷，统统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面前。这些赤裸裸的暴力血色，和文艺汇演中呈现的“纯真”如此格格不入，却在我的童年上打下的夕阳般的长长阴影。
五年级之前：没有单纯的小朋友，但有乖女孩掌权
在我所在的县城小学里，所谓“单纯的小朋友”几乎并不存在。
学校旁边大喇喇地开着“福建城”，穿着吊带的小姐姐经常成群趿拉着拖鞋走出来买水果吃，大家从一二年级开始就知道那是做什么的地方。三四年级，我们就都会操着熟练的南昌话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了。以至于后来去市里上中学，我对于有人对性真的一无所知，大家都不用南昌脏话骂人，感到难以置信。
在我所在的县城小学里，所谓“单纯的小朋友”几乎并不存在。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男女不分打滚玩的一二年级结束以后，小学的权力结构演变开始了。
三四年级时，比男孩普遍早熟的女孩子们由于成绩优异和表现出的乖巧听话，一般会被班主任委以班长、课代表之类的要职。这些受老师喜欢的女孩子们组成的小团体，是班上最先显现的权力组织（以下简称为女生团体）。她们联合起来的帮派，不仅可以随意实施全班性集体疏远漠视，排挤和陷害看不顺眼的同学，还可以对男生实施集体暴力，比如，在操场上经常可以看见四五个女生，围住一个男生拳打脚踢。
更重要的是，来自老师的暴力惩罚多针对看起来“顽皮，不听话”的学生，而较少落到这种女生团体的身上。我的辅导员，常常在班上当众进行现在听起来惨无人道的体罚。比如一脚把一个同学踢倒在地用竹鞭疯狂地抽打，拖着头发把同学锁在办公室虐打长达十分钟；我曾经因为没写完作业，被抽得双腿完全红肿，痛得无法走路。
权力裂变：长大的男生和外来的混混
五年级以后，男女身体差异日益明显，原本习惯了追着揍人的女生会逐渐发现自己追不上男生了，踢人掐人的力道也开始出现明显的男女差异。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五年级开始，班上开始出现和社会或者隔壁初中的混混打交道的学生，一般是男同学。
每周五下午，我们的小学门口黑压压一片都是隔壁初中的混混。这种外来的力量被带入学校之后，原本的权力秩序就彻底被打乱了。原本牢牢掌握老师支持的女同学，因为要维持自己乖巧听话的形象，或者出于优越和恐惧混合的情绪，难以和社会上的混混建立联系。班内的话语权因此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对于许多无法对老师明言的矛盾，老师所谓的暴力也难以进入学生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而学生之间的暴力，在生活中变得普遍，甚至被当作稀松平常，这是非常让人恐惧的。
六年级时，我与一男生起争执，他从隔壁初中叫来的一群混混，把我吓得躲在班里不敢出门。三四年级时，被飞扬跋扈的我欺负过的男生，见着有兄弟帮忙报仇雪恨，纷纷上前戏谑嘲笑。其中几个仗着认识被叫来的混混，比较“有脸子”，直接上前猛踹我的腹部，我痛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最后，一个与我交好的女生找来她的哥哥，他认识那一群混混，请他们给个面子，人群才散去。
绝对受害：在边缘的痴傻女生
不属于女生团体核心的边缘女生，经常被男生敲诈勒索，要求其从家里偷钱给他们，甚至面对更严重的持续性集体欺凌。
当时班上有一个精神略有问题的女生，家里靠奶奶捡破烂为生，几乎下跪恳求班主任才让她得以报名入学。但她的奶奶并不知道，孙女受到全班同学无理由的排挤厌恶，女生团体当然不屑与之为伍，入学以来，她还一直被全班男生狠揍和欺负。女生又痴又傻，不懂反抗，经常浑身是伤。老师只能在看见时喝止，转身一走，班上的顽皮混混又一拥而上，对她拳打脚踢。
这个女生曾好几次试图靠近我，冲我傻笑，然而我当时在女生团体中比较受欢迎，如果当众回应她，会显得十分丢脸。五年级下学期，一次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操场上朝校门外走，她突然从我背后冒出来，对我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又冲着我笑。我看了看四下无人，便也冲她笑了一下。然后她飞快地冲着校门跑出去了。那个下午以后，她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不属于女生团体核心的边缘女生，经常被男生敲诈勒索，要求从家里偷钱给他们，甚至面对更严重的持续性集体欺凌。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关于小学的记忆，除了放学后与辅导员练习朗诵、练习主持，除了司空见惯的老师、学生、社会上的其他人互相交杂的残酷暴力与冲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放学后的片段。
多年以后，我听说小学班上特别乖的一个女生，初三时和人同居怀孕，家里人草草摆两桌酒，就算结婚了。在公交车上，我遇见了小学后就辍学打工的女同学。在车站买奶茶时，我看见曾经的同学在卖奶茶……
还有这么多人，在面对真实残酷的童年和生活时，甚至没有得到过文艺汇演时上台表演的机会。
原文题为《摇头晃脑的儿童表演和县城的残酷童年》，2017年2月17日首发于作者的个人微信号“AleoGrace”，端传媒获作者授权编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