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昌热干面杀人事件：我们周围到底游荡着多少精神病？
武昌火车站热干面事件已经发生多天了，除了这事件极度血腥，令人震惊外，就感觉以前那些兢兢业业传播成功学，如何与傻逼正面刚的公众号，这几天全在说遇事要忍，和气生财……
这个事件本身很简单的，就是一起精神病人突然发病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而已，有暴力犯罪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能赤手空拳活活咬死人，普通人一看就莫名惊诧了。
人在正常状态下都会爆发野兽之行，何况精神不正常，这种案子年年有，这是对严重暴力倾向精神病人监管失范的又一个例证。
凶手的精神残疾鉴定结果是二级，对这个稍有了解就能明白是属于随时可能发病，必须时刻有人看管的，但是很遗憾我们国家的精神残疾鉴定是一种劳动能力评定，并未把对社会的强烈危害性纳入进去，不将社会危害性纳入衡量标准。
对于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保障他人安全必须监管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就像一堆无人看管的炸弹，什么时候会炸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而现实是仅依靠家庭看护非常困难，很多这样的家庭同时面临经济贫困问题，新闻媒体也屡有报道，某精神病人被长期用铁链锁在家里，涉嫌虐待，这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政府让家庭管，家庭没能力管，到最后就是没人管。
整个中国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跨越式发展的，但是各地的精神病院建设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很多医生都哀叹，儿科医生快没有啦，但你们知道本地有多少精神科医生，精神病院门往哪个方向开吗？
公开数据是平均2300名儿童有一名医生，精神科医生是平均每10万人1.26个，公众安全其实是比健康更大的问题，因为再健康的人碰上精神病当街砍人也很难活命。
精神病杀人，和钱多钱少没有必然联系，和打架纠纷没有必然联系，和底层民众更没什么关系，看到不少指责受害人的言论，把吃饭结账引发打架和故意杀人混同起来，我只能说一句，一件事还是两件事都分不清楚，哪来那么大指点江山的勇气？
这样一个持有杀人执照，有暴力倾向血气方刚的病人却不需要任何监管才是这一事件的主因。
今天砍死一个粗鲁暴力被大众认为是黑店的面馆老板，所有人都认为有取死之道。
明天砍死一个黄牛党，大众认为是大快人心。
后天砍死个正常人呢？
没有话题性漠不关心。
大后天砍死个医生呢？去年发生过一次。
到底游荡着多少精神病在我们周围？
本来就资源稀缺的精神病医院塞满精神正常的不得了的访民，真正有精神疾患的人却没人管，这才是最可怕的。
91年浙江舟山， 一女村民无辜被同村一精神病人砍头，该精神病人提着砍下的头还招摇过市 。
04年北京西城， 患有精神病的门卫徐某在其看守的北大第一院院幼儿园持刀行凶，砍伤１８人，其中一名儿童死亡，凶器为一把菜刀。
05年福建安溪， 21岁的精神病患者王某清提刀砍死了自己的母亲。
09年浙江台州，一骑车路过的木匠，被患有精神病的王某砍头，血流满地。
13年重庆涪陵， 吴姓中年女子被砍掉头颅，她的头被从五楼扔下，砸坏了一辆车的挡风玻璃， 而犯罪嫌疑人曾有过精神病史。
14年广州番禺， 男子家中精神病突发，持刀将母亲砍死。
16年1月安徽安庆， 曹某突发精神病从家中柴房内拿起斧头 和水果刀砍死其父亲。
16年3月台北街头，4岁女童逛着街，被精神病患者砍头。
16年4月安徽怀远， 11岁女孩在自家门口写作业时，被患有精神病的邻居持刀残忍砍头。
16年6月北京西城，男子突发精神病，手持两把菜刀向民警脖颈砍去。
16年10月北京通州， 73岁精神病患者郭某闯入家具厂内，持铁锤将李某砸死。
······
如果你有意去检索类似的报道，以及相应卷宗，这些只是沧海一粟，冰川一角。
正常人的犯罪可以归于理性的分析；而精神病人的犯罪，实在是悖于常理。
可是被害人早已逝去，无论犯罪嫌疑人之后被判处刑罚或者强制医疗，即使事后有被害人家属寻求民事赔偿，对于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而言，又有何意义？
我们就事论事，也要想到更多。
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里，人生的路径那么漫长，指不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施害人：可能有的人肆意斗殴，有的人口出恶言，有的人欺凌弱者······
正常人纵然有危害，我们总能防微杜渐，大不了躲着就是。
然而常人却无从辨识具有潜在危害的部分精神病患者。
这令人怀有天然的恐惧，无从判断，提心吊胆。
我们应当给予精神病患者以社会的关爱和帮助，但前提是制度进一步完善并能真正落地，使其不至于缺失家人监护和脱离社会管理而为所欲为。
否则，如果真的遇到精神病患者行凶，我们理当如何？静言思之，汗毛竖立。
精神异常或心智缺陷者，属于人格构造有问题的人，而使他无法正确感受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不能正确控制行为，因此欠缺责难基础，谴责精神病患者残暴，毫无人性，就等于什么都没谴责，这也是无论欧陆或英美刑法的一贯见解。
回溯胡某以降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案，不难归纳出许多共同犯罪理由，如贫苦、底层、如与社会疏离。
恐怖犯罪的成因，从来不只来自生理疾病这样的单一因子。
疾病里潜伏的疯狂会否被诱发，往往牵涉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
若全体社会在关心生命权丧失的重大刑案时，永远只看见“悲痛”与“可恶”，焦躁地期待以刑罚彰显正义，类似悲剧恐怕将比以往更加频繁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