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克·斯奈德
就像精英能够在民主转型初期利用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也能够借公共论坛不成熟之机推广民族主义观念。新兴民主内部，精英们经常绑架大众媒体，一如他们操纵选举、捉弄法院、腐化国家官员。——《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何时及为什么民族主义精英有说服力
文/[美] 杰克·斯奈德
译/吴强
选自《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族主义对民主转型国家的精英来说，是个有吸引力的学说，但是它看上去却难以向公众推销。大多数实例中，在民主化发端之时，多数民众并没有很强的军国主义倾向。如我此前提到的，民族主义诉求常常是在虚假或夸大的基础上，被自利集团提出，旨在从公众合作的果实中攫取私人利益。民族主义的计划也常常对于公民权利的充分赋权有着公开敌意。而且，对他们来说，采取军国主义计划可能产生代价不菲的与邻国的冲突，并非秘密。在很多民族主义冲突中，斗争结果之一是各方均铩羽而归，甚至煽动者也不得不承受大量死亡、严重经济崩溃以及偏离政治目标的后果。卢旺达的胡图族凶手在扎伊尔肮脏的难民营里备受煎熬。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塞族已经因为他们挑起的“种族清洗”战争而尝到苦果；经济被战争和制裁完全毁掉，塞尔维亚人的领袖被定为战犯。类似还有，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激起一边倒的国际反对势力，迫使他们最终停战，人民大众承受了沉重负担，而他们曾经为民族荣耀或种族优越而奋斗。
日本军国主义
为什么军国主义在整个20世纪里都臭名昭著，但仍然保持着吸引力？人 们如何确信以至于冒着巨大的风险、承担沉重的成本为所谓的民族福祉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民族主义诉求以及好战的民族主义团体的利益都极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 民主转型国家的公众不会更多支持自由民主、社会福利运动或者温和的公民民族主义？谁的计划会为普通公民带来更大的利益？
当然，答案是有时候这些温和力量在民主转型国家中确占主流。为了平衡，民主化的早期阶段会产生特别适合民族主义宣传战的条件。这是因为，从民族主义得益的精英们常常还保持着对权势政府、经济和媒体资源的部分控制，尽管大众政治已经崛起。如此设定下包括管制公共讨论制度在内的民主制度常常太弱，以至于难以抑制民族主义迷思制造者的影响。典型的民主化为精英向公众推销民族主义观念创造了动机和机会。
一 个威权体制的坍塌对权势集团是个威胁，常包括军事官僚以及源于战争和帝国的狭隘利益。为保护他们的地位，这些受威胁的利益团体为努力获取大众支持，通常会 求助于民族主义诉求，这样使他们看上去很受欢迎却无需真正实现民主。依靠他们所维系的影响力，他们会成功地建立所谓政治同化，迫使反对派接受以民族主义作 为公共讨论的中介性概念。旧政权野心勃勃的反对者，包括少数族裔，以及脱离多数文化集团的上升阶级，也会发现民族主义这个平台很有吸引力。如果他们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袖。
希特勒
这种围绕精英利益进行的拉拢大众支持的竞争是在民主制度高度不完善的地方发生的。在 一个完美民主的内部，有可能被鲁莽的民族主义政策牵连的普通选民，应该能够得到政策风险的准确信息，也有权力通过投票箱惩罚那些鲁莽的民族主义政客。这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成熟民主从未相互挑起战争。在良好运转的民主内，人们甚至发展出讨价还价和冲突解决的规范。他们可以利用法律渠道和其他制度来增进人民认同 他们的可能性。这些习惯和制度都可用来避免国内的冲突或者缓和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冲突。成熟民主也从一个规制良好的观念市场受益，其中，危险思想只是例 行地被公共批评以及受到专业激励进行客观评估的专家认真审议。
然而，在典型意义上，只有长期而论才会出现这样的欢乐结局。有效的民主制度需要花费相当时间来自我完善。当权势集团觉察受到民主的威胁，他们会有意维持国家制度的衰弱和可操纵。随之，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实践只是大体接近成熟民主。限制性普选、对选举竞争的不公平约束、组织不良的政党、腐败官僚或者部分垄断的媒体等，都令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产出愈加偏离成熟民主应当具有的模式。尽 管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精英需要获得大众支持，但是民主制度的缺陷允许他们避免向公众负起全责。民族主义观念有助于延续半民主状态，因为媒体的半垄断限制了 有关证据和观点的充分传播，而很难被公共讨论所驳斥。类似地，民族主义力量很难通过民主过程被反对，因为权势精英们常常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操纵民主游戏。 结果，在成熟民主间产生的民主和平的机制，却无法在新兴民主国家发挥作用。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南辕北辙。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尽管是不同民主制度的弱点导致这一结果，但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大众传播媒体的缺陷由于能为民族主义成功劝说创造机会而显得特别重要。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只有当它在公共讨论的竞技场盛行之后，才能赢得胜利。接下来的这一节将会展示这个竞技场的结构如何决定民族主义迷思的成功。
在观念市场上制造民族主义迷思
民主转型国家的精英受到强烈激励，用民族主义的术语来定义政治。但是，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首先创造一个民族主义思想的市场。民主化之初，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并没有被民族主义主题所动员。何种条件才允许精英们劝说公众接受这些观念呢？
就像精英能够在民主转型初期利用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也能够借公共论坛不成熟之机推广民族主义观念。新兴民主内部，精英们经常绑架大众媒体，一如他们操纵选举、捉弄法院、腐化国家官员。然而，如此行为，其能力有赖以下三点：他们控制信息来源的能力，是否容易将大众分隔为若干部分充当民族主义信息的目标，以及新闻记者的独立程度和专业水平。
民 主化早期一般都伴随着新闻自由的增长。传统智慧倾向于这种言论自由的增加应该会降低统治精英推销其民族主义想法的能力，因为批评能够更好地破解和拒绝不正 确的危险思想。基于一个竞争性经济市场的类比，这种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他认为真理更可能出现在不设障碍的自由争论中。而事实上，这种 传统智慧在新兴民主国家常常失灵。新闻自由的增加常常导致民族主义迷思制造的爆发，因为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市场更可能极不完善，导致民族主义迷思被助燃而不是被拒绝。
民 族主义迷思能否成功地推销出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念市场的结构，也就是思想能如何发展。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中，观念市场的结构包括供给的集中度、需求的 分隔（细分）度，以及规制市场互动的制度强度，比如那些提供信息或规制广告的制度。在观念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形下，没有信息或者媒体的垄断。通过那些主 张竞争观念者之间的直接讨论，所有公民都暴露在全方位的思想下。对事实的诉求让位于知识专家的公开审议和评论。如此条件下，不受约束的讨论终究会拆穿拙劣 的民族主义迷思，比如曝光他们在事实上的不准确、逻辑的矛盾或者政策的隐含成本等。无论如何，当式微的威权势力被新兴的大众政治的力量所挑战，那么政治市 场的竞争固然很不完全，民族主义迷思制造的机会也是有限的。
接 着与经济市场做类比，不完全竞争存在以下几种情形：卖家很少、潜在卖家面临高的市场准入障碍以及分隔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差异化等。市场分隔之可能，是因为消 费者已经固定了品味的差异，也因为投放广告人工创造了差异化的偏好。当卖家太少而市场却已经分隔，就会出现市场竞争，但事实上，这些卖家能够在特定分隔市 场上建立起近乎垄断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卖家会进行竞争性广告或共谋来瓜分市场份额，或者两者结合。只有在准入壁垒失效，或者在一个“年轻产业”——其 中，“卖家还不知道出现什么样的对手”，或者“争先恐后地确保自身的产业地位，不慎开始一场无法逆转的价格战”的时候——竞争对手才可能出现。非完全竞争 下为取得社会效益，我们需要打破部分垄断、制止串谋、保证广告真实的规则。
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市场，通常就可以看作一个年轻且缺少规制的产业的镜像，其中的准入壁垒正在落下。精英们经常保持着对媒体的部分垄断，市场则被民族认同分隔为不同部分。这种不完全竞争市场，无论在经济的还是政治世界，都可能带来最坏的结果。一方面，精英们别无选择，只能为动员大众支持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针对特定族群或者民族市场的分隔，他们可避开被竞争者和专家们所公开、严格审议的公共论坛上的争论。这意味着，早期民主化国家的市场条件，经常能同时创造出民族主义广告的激励及其取得成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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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美] 杰克·斯奈德 著
吴强 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揭示民主化成败的关键因素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 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 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 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而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以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