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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继北京“中关村二小事件”案件网民的争议逐渐减弱之后，又一大“血案”相继传来，那就是“四川泸州太伏中学事件”。

回顾泸县学生死亡案，4月1日四川泸县太伏镇中学一初二学生在宿舍楼后身亡。2日，政府部门就公布称，排除他人加害死亡。未经尸检就给出结果，是相关部门办事太敷衍还是网友智商不易骗，一时间此案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网友为蹭热度、获取同情，竟然拿出不相关视频移花接木、混淆视听，更让提起校园暴力就色变的人们联想非非。

“孩子是自杀还是他杀”“究竟有没有霸凌现象”“究竟当地在怕什么”？新华社记者的三问，对于每一个关注此事的公众而言，也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团。 

前后不一的“辟谣”，自相矛盾的官方结论
泸县学生死亡案，原本只是一起走司法程序的个案，但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处理下却变成群体聚集、警力封路、舆情汹涌的大事件。首先，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查的基础上，甚至连尸检都没有做。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就宣布赵某自杀的结论，不论是谁都会觉得草率。 面对舆论的质疑，官方又改变口吻，将“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改为了 “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这样的前后矛盾，怎能不让大众更加的怀疑和愤怒？

“泸州学生死亡案” 官方信息一览

4月1日，泸县宣传部公号“泸县发布”称：“当日上午6时左右，泸县太伏中学 一学 生(赵某，男，14岁，初 二学 生)在住宿楼外死亡。”4 月2 日，“泸县发布”公布：“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 尸表检验和调查走访，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

4 月3 日，“泸县发布”公告：“ 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其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

如果说官方公告的前后矛盾还情有可原，从4月3日开始的“太伏镇全线封路 ”、“阻挠所有来访记者”等行为，则更是让官方坐实了此案“另有隐情”。

 

中国特色的“负面事件”+“维稳操作”

不难发现，“负面事件”与“维稳操作”已然是我国的一种模式化复制行为，全国各地多次重复出现，成为当代大陆中国重要的时代标记特色，烙下了类型化的历史印记。

但是，每个具体个案事件都有它的特定内涵属性，事因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要保持“朗朗乾坤、宇内清明”的形象。以本案为例 ，在正式 尸检报告以及相关的公正调查结论公布以前，综合网上自媒体信息和官方发布信息，可以想到，赵某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自杀事件， 而是一个谋杀事件。谋杀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食物中毒死亡与暴力致人死亡应当作为死因调查的重要课目。当然，也不排除其它方式的死因。无疑，当前应当重点证实赵某的死亡原因，而不是一味增加警力进行维稳。只取“维稳” 而不找到真正“死因”的做法是错误的，也达不到“维稳”的目的。

如今官方公信力的一落千丈，社会舆论动辄盖过官方发声的现象，不正是因为官方一味“维稳”导致的恶果么？

 

网络舆情，堵不如疏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捂”得住，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分分钟可能上热搜。而一些政府部门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堵”住民众诉求的通道。泸县学生死亡案中，如若不是孩子母亲冲进殡仪馆，剪开衣服，露出孩子身上大面积的青紫，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或许此案早就定性结案。与其这样被动，政府部门不如开诚布公，至少还能赢取民众的认可。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泸县学生死亡案件，于当事人家人而言，是公平问题。面对孩子突然冰冷的身体，当事人家人有权知道孩子死亡的真相；对于广大网友，是情绪问题。如果此案不能妥善处理，谁能保障下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是自己。很显然，当地政府在危机公关之时并没考虑到这些问题：隔夜就反转的公告，堵塞民众视听言路。这些非但不能压制民众对真相的呼唤，反而让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相反，2011年上海“9·27”地铁追尾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新闻办迅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地铁管理部门也借助新媒体滚动发布危机事件进展。官方及时的危机公关，阻断了谣言传播的链条，也为政府树立公信力。

政务公开，不给谣言滋生的余地。试想，如果当地政府能在舆论沸腾前期了解民意，及时针对网民质疑进行调查回复，谣言还如何钻空，民众还如何疑虑。不管调查结果是自杀还是他杀，政府部门走司法程序都没毛病。可封锁道路、提防记者的做法，不得不说，泸县的危机公关确实不咋地。

借用热播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台词：现在是新媒体时代，任何危机事件处理不好，就是全民直播。政府危机公关做不好，丢的是政府的脸面，毁的是群众的信任。遇到危机，还是请政府以人民的名义，依法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