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东欧剧变，何以可能？

撰文：邰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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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场“东欧剧变”，绝大多数原先由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及中欧国家都相继放弃了苏联模式的一党体制，转而采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在整场剧变大戏中起到某种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国家，匈牙利此次的政治剧变究竟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得以发生的？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东欧政策对于匈牙利的此次剧变又分别产生了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事实真的如人们以往所简单认为的那样，是苏联放弃控制东欧的决策、以及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做法直接催生了匈牙利乃至于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吗？

苏联的转变

 
首先，在匈牙利依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且其领土还依然驻扎有大量苏联军队的情况下，苏联当局的态度和策略对于匈牙利的政治转型来说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那么苏联的东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以及这种政策对于匈牙利的转型进程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就成了我们需要予以重点考察的问题。

当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自身所面临的经济恶化状况以及军备竞赛的持续压力都迫使这位新任总书记不得不考虑要对经济和政治体制开启某种实质性的改革。事实上，当时的戈尔巴乔夫不仅认为实施改革具有某种必要性，同时也相信苏联能够完成这些变革。他甚至还认为苏联的改革理应为东欧各国树立起某种样板，从而促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通过改革来应对已然渐行渐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在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常常会与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们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改革的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在这些会谈中，戈氏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他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可是，这一新政策的原则却并未以某种明确的形式或文件予以清楚地表述过。事实上即便要对此予以概括的话，也并不会出现多少新意。因为苏联政府早在1956年10月30日所发布的题为《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公报中就曾明确宣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只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并且承诺今后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将依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虽然苏联军队在该公报发布仅仅数天之后（即1956年11月4日）就公然发动了对于匈牙利领土的军事入侵并全面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但是这份公告本身却从未被宣布为无效过。因此，有鉴于苏联当局由来已久的言行不一，东欧各国的人们如今在面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这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宣言时，其实还很难弄清其背后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虽然戈氏在上任后陆续就苏联的东欧政策发表了一些更为开明的讲话，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他在当时就打算采取与其前任完全不同的政策，更不表示他就已然打算放弃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真心地认为此时应当与东欧各国建立起一种比过去更为平等的新型关系、同时也相应地为苏联卸下一些“监护”的责任罢了。相关的档案资料也显示，苏联的外交政策原则在1988年中期之前其实并未发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直到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在没有进行过多理论铺垫的情况下便径直宣布，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体制。根据加拿大学者雅克·莱韦克（Jacques Lévesque）的分析，戈氏之所以会作出这一重要声明，其目的首先是为了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其次是希望提醒苏共党内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最后是试图对东欧国家中那些相对保守的领导层进行施压，警告他们不要在遇到国内危机时期望得到苏联过多的援助。而到了该年年底，东欧各国进一步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更是迫使苏联当局不得不对其东欧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评估，并最终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这些国家继而爆发了社会政治危机，苏联当局是否应当予以直接干涉？

1989年年初，苏共中央国际部、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就此完成了四份报告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些报告中，苏联决策层才首次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表明了他们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决裂——报告指出，东欧各国的转型进程存在着彻底放弃社会主义以及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而如果情势真的发展到了那一步，苏联也不应当去予以阻止。看来对于如今的苏共中央来说，挽救苏联本身的任务已经足够艰巨，再要顾及东欧局势也的确有些力不从心了。

在1989年1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也同样就其东欧政策作出了某种结论性的概括，戈氏这样说道：“这些国家的人民可能会问：苏联会作何反应？苏联会采用什么样的绳索来拴住我们这些国家呢？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如果他们更为用力地尝试挣脱的话，这条绳索就会断掉的。”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却是，苏联当局还同时作出决定，将不进行军事干预的这一决策严格限制在苏联高层的范围之内，因为一旦这些信息泄露出去，显然会使得东欧各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步伐进一步地加速。譬如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就曾明确提出，应当对如今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予以模糊化的处理，而苏联外交部的报告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因此，苏联当局此后反而故意表现出了某种与勃列日涅夫主义若即若离的模糊态度，这无疑为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进程增添了另一重不确定性。然而另一方面，此举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稳定器”的作用。

就匈牙利的政治转型进程而言，无论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为“匈共”）领导层还是反对派阵营，在作出任何重大决策之前都不得不将苏联当局的可能反应考虑在内，而且双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将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在外。

当时任匈共总书记的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于1989年3月底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曾对他表示：“以往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做法如今都应当彻底杜绝了。”可是戈氏随即又补充道：“当然这也是需要明确一定界限的，我们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并同时协调相互间的利益，而底线就在于要维护社会主义体制以及国内的稳定。”这一表述难免会令人联想到苏联军队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因为当年的苏联当局正是打着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来采取这项行动的。

时任匈牙利外交部长的霍恩·久洛（Horn Gyula）在1989年6月底召开的匈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相关表述，也同样显示了党内高层对于苏联的态度依然心存顾虑。霍恩这样说道：“我们的情况不应与那些民主国家混为一谈。在匈牙利并不存在政党轮替。……如果匈共沦为了一个在野党，那匈牙利就无异于转向了另外一种政治制度。我怀疑这种状况是否能被现有的联盟体系所容忍。我个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出于对苏联可能作出干预的真实担忧，匈共领导层便更需要确保整个政治转型进程的平稳可控。当然另一方面，苏联对于政治转型的容忍度也被匈共的谈判代表团用作了在圆桌会议谈判中说服其反对派对手作出更多妥协的政治筹码。这个筹码的确是颇具分量的，它时刻提醒着反对派阵营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与克制，同时也进一步边缘化了那些鼓吹使用暴力手段的政治主张——人们明白，任何暴力元素的出现和升级，都可能会为苏联的出兵干预提供口实，继而使国家重蹈1956年事件的历史覆辙。事实上，这种担忧的普遍存在，也恰恰成了此次转型期间几乎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激进反对派的核心原因之一。

纵观匈牙利的整个圆桌会议谈判进程，其实即便是持有最为激进立场的反对派人士，其主张与表现事实上也是较为温和的，他们至多只能被称为“自我约束的激进派”（self-restraining radical）。该群体与拉美国家的那些激进派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他们并未质疑业已取得的谈判成果，也不试图阻碍谈判协议的最终签署，更是从未尝试去诉诸任何暴力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只是坚持认为，由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所作出的那些策略性让步有可能会为其谈判对手提供某种获得战略性优势的机会，于是进而尝试通过直接向民众寻求支持的方式（即提议举行一场全民公投）来解决那些在谈判桌上未能解决的问题罢了。

由此我们看到，苏联当局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却又极力试图对此保密的这一不得已的决策，竟在客观上为匈牙利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因为如果苏联依然打算进行军事干预，那么匈牙利显然无法实现这场转型；但是如果匈牙利的朝野双方及时地知晓了苏联的这一决定，却又很可能会过早地打破两者间的实力平衡，促使反对派的立场迅速趋于激进，从而导致转型进程的过快过猛、乃至于出现暴力冲突的局面，而局势的失控反过来又可能会对苏联当局造成新的刺激，促使其改变立场作出出兵干预的决定，从而对匈牙利的转型进程造成某种实质性的阻碍和冲击。

西方国家对匈牙利转型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美国的对苏政策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战略攻势。美国政府试图以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方式在经济上拖垮苏联，该策略此后以里根政府推出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达致高潮。此间美国的东欧政策也可谓一脉相承，其目标是在既有的条件下，持续地通过诸如经济施压、人权状况调查、支持反对派运动等一系列较为务实的手段来推动东欧各国体制的自由化演变。当然，该政策的推行力度与着力重点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美国领导人逐渐从与戈氏的频繁接触以及其所施行的一系列意在缓解美苏对抗的具体措施中意识到，也许有可能与如今的苏联当局达成某种协议并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此举将促成大规模的军备削减以及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因此，无论是对于后期的里根政府还是此后的布什政府来说，对苏关系的缓和此时已逐渐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首要关切，其东欧政策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美国如今已并不急于推动东欧的政治转型，而是转而采取了某种相对谨慎克制的态度，等待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出现问题并最终崩塌。

到了80年代末期，当苏联当局对于东欧国家实施体制转型的容忍度已然大大提高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反而从未预期过东欧各国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面地转向多党制。以上预期也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政府在面临东欧局势的突破性进展时何以依然表现得如此的谨慎与克制。当布什总统于1989年7月中旬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访问时，曾在与匈共领导层以及反对派阵营所分别举行的会谈中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匈牙利的转型议题上持有中立的立场。即便是到了1989年12月举行的马耳他峰会上，布什总统还依然在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政府在东欧各国的局势变动过程中，并没有发布过任何有损于苏联权威的政治宣言，尽管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质疑。

相比于美国的立场，西欧各国政府在东欧议题上的保守谨慎则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应当承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道义上当然是支持东欧各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可是作为必须优先考量本国利益的民选领导人，他们的首要关切还是要维持东欧地区的基本政治稳定——他们担心，这些正处于经济破产边缘的东欧国家一旦彻底崩溃的话，将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种族冲突，而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对其西欧邻国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难民流入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所可能作出的一系列反制举动也同样值得他们顾虑。因此，这些领导人大多宁愿接受东欧改革进程的缓慢推进，也绝不愿看到失控局面的出现。

事实上，当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在1989年上半年呈现出某种加速趋势的时候，一些西欧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还为此感到了担忧。出于缓和局势的考虑，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安抚苏联高层，表示自己不会干预东欧各国的局势发展，更不会做出有可能威胁该地区政治稳定的任何举动。譬如时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曾于1989年6月12日在波恩向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我没有推行任何可能导致局势不稳的举措，这同样适用于波兰和匈牙利。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代表了某种非建设性的路线，这会使得欧洲退回到那个充满了警惕与猜疑的年代。”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还试图劝说波兰和匈牙利的朝野双方，应当出于维持政治稳定的目的而适度地放缓改革的步伐。譬如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就曾于1989年4月6日在伦敦向戈尔巴乔夫表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位在某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在为其国家鞠躬尽瘁的杰出而正直的政治家。”她还继而指出，自己曾提请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应当“寻求对话而非对抗。我告诉他们绝不能离开谈判桌，那样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看得出他们听进了我的建议。”又如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也曾于6月14日向戈氏表示：“我们与匈牙利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希望看到政局出现动荡。因此当我见到匈牙利领导人时便径直告诉他们，我们将贵国正在推进的改革进程看作你们的内政，我们对此持同情态度。但如果你们想听听我们的建议的话，我们认为你们不应当过于加速这一进程，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反过来毁掉改革本身。”

所以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对于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是乐见其成的，并且也为此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或物质支持。但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却是，西方国家鉴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所采取的相对谨慎克制的立场和举动，在客观上其实并未对东欧各国的政治剧变起到太多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也同时避免了对于苏联当局的过分刺激以及对于各国反对派的不当鼓励，从而反过来为东欧各国政治变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上述判断在匈牙利的转型进程中也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

波兰的经验教训

 
匈牙利此次政治转型进程除了受到苏联和西方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之外，同时还受到了其他国家政治转型进程的启示与影响。其中波兰的影响自然是首当其冲，作为东欧集团中首个开启政治变革的国家，波兰的整个局势发展都对匈牙利的转型进程产生了十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首先，波兰的反对派政党团结工会于1988年重新浮出水面，并最终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1989年1月17日公布了其对于政治多元化以及工会多元化的最新立场，明确承认这两种多元化正在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实际的组成部分”。波兰统一工人党继而在1989年2月至4月这段时间内与团结工会举行了圆桌会议谈判，并且达成了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以及将于当年6月举行议会半自由选举的重要政治协议。上述的局势进展为匈牙利的反对派阵营提供了充分的启示，促使其认识到可以通过自身的联合来迫使匈共开启类似的政治谈判，并借此争取议会自由选举的实现。

此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遭受到惨败，这不仅再次对其自身的执政合法性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匈牙利的局势发展。人们逐渐从此时的波兰局势中看到了实现一场实质性变革的希望，而且这一前景还可能会进而波及到整个的东欧地区。当波兰圆桌会议谈判达成的协议中那些过分有利于共产党当局的妥协条款随即受到诸多质疑并且面临修改前景的时候，某些反对派领导人则更是进一步意识到，此时的匈牙利也许已不必再沿着波兰的转型道路亦步亦趋，反对派可以尝试在与对手的谈判中争取到更多的实质性进展，因为时间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于是这也进一步促使某些反对派代表在此后的圆桌会议谈判进程中极力地争取实现议会的全面自由选举、并坚持反对在议会大选之前举行总统直选。在这些反对派领导人看来，如果同意在议会大选之前就举行总统直选的话，将会直接导致匈共的改革派领导人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的当选，这与团结工会接受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担任总统的妥协方案几无二致。可是波兰此后的局势发展却在逐渐显示，这种妥协方案很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匈牙利随后的局势发展，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现实的佐证。此外，匈牙利的反对派阵营在整个转型过程中还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对派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这也为他们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支撑与帮助。

除了波兰局势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外，其他一些政治转型的成功案例也为匈牙利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启示。以南欧国家西班牙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经历的民主转型历程为例，匈牙利反对派阵营的某些领导人就曾对此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且毫不掩饰地将其视为值得参照的转型范本。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匈共的领导人竟也在1988年至1989年期间与西班牙的高层领导人就政治转型的议题进行过数次磋商。1989年4月，布达佩斯甚至还迎来了一个专门负责提供政治建议的西班牙代表团。匈牙利从中所获得的教益也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谈判的革命”

 
匈牙利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这场政治剧变，与国际上的各种因素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首先，并非如人们以往所简单认为的那样，是苏联放弃东欧的决策直接催生了各国的剧变。事实上，当时的东欧各国是在对苏联的真实意图并不十分确定的情况下来逐步尝试开展本国的政治变革的。而苏联当局于1989年年初决定不对东欧各国进行军事干预、却又极力对此予以保密的这一不得已的决策，又在客观上为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国际条件。因为此举使得匈牙利朝野双方的所有政治势力都必须顾及苏联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从而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与克制，进而避免了转型进程的过快过猛；而当这一转型进程得以逐步推进并最终实现成为某种既成事实之后，他们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苏联这次是真的不会干预了。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东欧各国变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并没有人们以往所想象得那么大，而这是由当时美苏缓和的国际大环境、以及各国民选政府较为现实的政策取向所共同决定的。不过，西方国家东欧政策的谨慎克制，却也同时避免了对于苏联当局的过分刺激以及对于各国反对派的不当鼓励，从而反过来在客观上为东欧各国政治变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最后，匈牙利的此次剧变还受到了其他一些国家政治转型进程的启示与影响。总之，正是以上这些国际因素，因应了匈牙利国内的改革局势，共同促成了这场“通过谈判的革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