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人，我不能不承认，我大大低估了郭文贵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我现在同意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郭文贵已经成为2017年中国政治最大的黑天鹅。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并无多少家世背景的暴发户，能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能给中国最高当局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郭文贵掌握了很多极有份量的猛料。这当然不错，但还有不少暴发户也掌握了不少猛料，比如令计划的兄弟令完成，他知道的事情应该比郭文贵更多，但他并没有敢像郭文贵这样直接地、大张旗鼓地与当局博弈。也有人会说，郭文贵敢于公开挑战中国最高当局，是因为他有钱，富可敌国。这当然也不错，但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说，越有钱，就越应该和当局私了，而不应该选择冒死一拼。
看了秦伟平对郭文贵的专访，我从郭文贵的发家过程中找到了一些答案，并获得了一些有意思的启示。
根据郭的自述，他获得第一桶金的经历与很多暴发户有重要差别，而正是这种不同，成就了一个与众多暴发户不同的郭文贵。郭文贵虽然像很多暴发户那样，第一桶金得益于“外资”以及当局给外资的诸多优惠。但差别在于，那些选择郭文贵作投资伙伴的人，竟然会选择这样一个既没有多少背景，也没有多少钱的人，并给予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同等权益。如果这是事实，说明郭的合作者不仅看中这个人的“悟性”和“德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恰恰看中了郭文贵的年轻和没有背景，这样就有机会在合作过程中“教化”郭文贵。这自然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赌博，但现在看来，郭文贵当年的“贵人“们赌赢了，他们不仅得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对郭文贵的教化。我认为，这个“教化”过程让郭文贵有了非常不同于多数暴发户的经验，并且进入了中国富人一般无法进入的国际财富和权力精英的网络。也就是说，郭文贵获得了一般中国暴发户无法获得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这个事实对于理解郭文贵的行为以及他为什么能够与安全部建立密切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行为方面，郭文贵强调他的资产比别的暴发户“干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缺乏国内权势背景让他不得不在生意方面更“守法”，尤其是处处让权贵三分，但另一方面，他可以利用独特的国际关系资源为国家“立功”，“合法”地获得一些无权势背景的人不可能获得的发财机会。
我相信，正是这种特殊的背景和体验，特别是这个特殊的“教化”过程，让当年无足轻重的“底层蚁民”，成了今天敢和中共最高当局叫板的“世界公民”。郭文贵当年的贵人不会想到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们“教化”郭文贵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而不是政治企图。
郭文贵能够搅动2017年的中国政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当局严重低估了郭文贵，不仅低估了他的政治勇气，也低估了他的政治智慧。如果当权者没有这种权势养成的傲慢，郭文贵或许不会选择走这么远。我无从判断，郭文贵这只黑天鹅与强大的专制政权博弈还能继续走多远，但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对挑战者的轻蔑和傲慢是强权最致命的弱点，也是最难以克服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