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4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和上海的两场不相干的展览,在收入我的作品同时隐去了我的名字——其中一次是政府官员做的,另一次是展方自己做的。有些人或许能够从容面对这种待遇,觉得没什么可生气的。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作品上的那些标签可以衡量我所创造的价值——就像河岸上的水位标记。有的人可能只会耸耸肩,但是我不能。不过,我并不抱什么幻想,不会认为我的抗拒能改变他人的顺从。

自欺欺人渗透在中国的生活之中。人们假装一无所知,说起话来模棱两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有审查制度的存在,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它为什么存在。

乍看之下,审查制度似乎是无形的,但它无处不在,清洗着人们的感受和看法,限制着人们接受、选择和依赖的信息。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内容是经过政治审查机构处理的,它们不是自由的信息。它们经过选择与过滤,被分配了自己的位置,不可避免地对读者和观众的自由与独立意志造成了限制。

审查制度的危害不仅令知识生活变得贫瘠,还从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审查制度依赖于剥夺一个人为维持独立存在所需的自我认知。它切断了人们通往独立与幸福的道路。

言论审查剥夺了人们选择接受什么的自由,以及向他人表达什么的自由,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的沮丧。在任何地方,一旦恐惧占据支配地位,真正的幸福就会消失,个人的意志力也会枯竭。判断变得扭曲,理性本身则开始渐渐远离。群体行为可能会变得疯狂、失常而且暴力。

每当国家对信息进行控制或封堵的时候,它不仅是在重申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也在引导它所统治的人民自愿服从体制,认可国家统治。反过来又支持低劣者的格言:用顺从换取实惠。

要想适应审查制度,最简便优雅的方式就是进行自我审查。这是与权力结盟、为利益交换创造舞台的最佳途径。为获得一点小小的乐趣便向权力卑躬屈膝,这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没有这种做法,审查制度的残酷打击便不可能成为现实。

对于接受这种被动地位的人来说,“得过且过”成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微笑、鞠躬、点头,这样的行为通常可以实现省心、舒适甚至愉快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种态度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显然,在任何争议之中,如果一方无法发声,另一方的言论就会变成天经地义。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情况:自我沉默的大多数与强大政权的奉承者,对于像我这种直言不讳的人,他们的怨恨格外苦涩,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的堕落是咎由自取。因此,自我防卫也变成一种了自我安慰。

审查制度需要合作,以及被审查者心照不宣的理解,所以我不同意通常的那种观点,即被审查者只是审查制度的受害者。自愿的自我审查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好处,如果自愿的一方不复存在,这个系统就不会生效。

自愿进行自我审查的人经不住各种道德挑战。他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成为受害者,尽管他们偶尔会上演擦拭泪水的戏码。每当他们表现出自己的奴性,就会给强权带去宽慰,并对抗议者造成伤害。他们怯懦的态度普及开来,成为我们社会道德崩溃的更深层原因。如果这些人相信选择合作是避免成为受害者的唯一途径,那么他们就等于走上了一条注定不幸的黑暗旅程。

体制会自动回报愿意合作的普通人,他们不需要去争取奖励。然而,艺术和文化项目的管理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他们需要去主动表示他们“明白了”,并且主动去适应当权者,保护他们的公众形象。他们知道,如果任何事让当权者不高兴了,一个项目,也许是一个组织,都将被抹去。

在这种体制当中,艺术作品的沉浮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依据腐败的标准,任何真正具有活力的艺术创作者都必须装聋作哑,同意这些心照不宣的理解。

众所周知,我不能在任何公共论坛上发言。我的名字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被抹去。我不被允许在中国境内旅行,遭到官方媒体封杀,这些官方媒体还经常对我进行辱骂。官媒评论人士假装不偏不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位置是在国家的保护伞后面。对于言论自由或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这类话题,他们从不发表意见。他们的特长就是不择手段地去攻击已经遭到压制的言论。

我在网络上的虚拟存在(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它),只存在于那些主动选择注意我的人当中,这些人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我的行为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意义;另一类人认为我阻挡了他们获取利益的道路,因此不能原谅我。

只有当中国提供公平、公正的舆论平台,我们才有渠道用自己的语言来交流思想。我支持建立这样的平台。这应该是令社会正义成为可能的首要原则。但是,在这样一个每根毛发都浸透了虚伪的地方,任何站出来讨论真相的人似乎都是天真的,甚至是幼稚的。最后,我发现这条“天真”的道路,是唯一一条仍然对我开放的道路。我有义务像我们听说过的那些“思想狭隘”的维吾尔人和藏人一样狭隘。

艺术家是鼓动者,是政治的参与者。特别是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美学价值永远具有优势。一个社会如果对那些坚持个人价值观的人加以迫害,这样的社会是不文明的,也是没有未来的。

当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被公开展示的时候,这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标准与道德都可能会受到挑战。个体的自由表达可以刺激一种更特别的交流,反过来也会带来更有特色的交流观点的方式。这个原则在我的艺术哲学中是固有的。

中国的审查制度限制了知识和价值,这是实行意识形态奴隶制的关键。我竭尽全力去展现种种暴行,这其中有的不容易看出来,有的则很明显。在如今中国的情况下,理性的抵抗只能基于个人的微小行动。当我失败的时候,责任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但是我想捍卫的这些权利却可以被人们分享。

意识形态奴隶也可以反抗。到最后,他们总是会反抗的。

[艾未未是名艺术家。 这篇文章是从即将出版的《抗争的规则:特朗普时代中来自全球的建议》中的一篇文章改编而成,英文版由佩里·林克(Perry Link)翻译,发表于《纽约时报》。]

翻译:晋其角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