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Larry Diamond教授为外交政策、国际援助及民主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顾问和作家。现任史丹佛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担任主编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领域顶尖学者与专家最重要的对话平台。
来源：摘自【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p.278-p.291
译者：林苑珊（《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的译者）
@Freeman7777对文中一些术语做了校订
《民主精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书中文简体版将由张大军先生翻译，国内某出版社会在4、5月份出版，但出版时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会被删除
如果民主要在亚洲与全世界成功的话，它就必须在威权体制最成功的地区取得胜利。当新加坡的经济傲视所有非民主国家时，中国也已经进入长期的实验， 实验中结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威权政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成长──这些都是使新加坡领导人得以维持长期霸权的助力。
1986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命令下，赵紫阳成立任务小组，着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项任务背后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菁英普遍认 为，「要推动经济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决共产党过度集权所造成的效率不彰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忧心忡忡，把改革视为严谨的有效条件。 1987年，他强迫解除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因为他过于倾向自由改革，对学生示威游行过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秘书长一职的赵紫阳，他所信任的左右手 鲍彤也赞同改革者的理想。他们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员」，讨论如何党政分离、引进制衡做法、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民主机制（包括政治竞争与言论自 由），并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护大众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赵紫阳的想法相当大胆，他甚至建议各省人民大会（相当于美国州议会）举行选举竞争， 只是大部分中国省分的人口，都比其它世界各国多很多。他的目标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是「自由化的共产党体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可以用比较负责与透明的方式治国。
一年后，任务小组上呈一份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的报告。即使报告中的建议相当笼统，但邓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们不能放弃专政统治， 更不得顺应民主化的观点。」1987年10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改革大纲；到了1988年，辩论的气氛稍微缓和。但是，1989年4月，此计划在内部 爆发。中国的大学生与其它人在北京聚集，吊唁胡耀邦的过世，并抗议政府未对其过世作适度的表彰。学生利用和缓下来的政治气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藉以谴责贪腐，并提倡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后，「中国当时总计434个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加入这场大规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过10万名 示威者呼吁民主，这使得共产党相当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后来在6月4日，中国当局以血腥的军事攻击净空天安门广场，并镇压民运活动。赵紫阳与 其它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肃、下台的命运，而鲍彤则判刑7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一场「濒死经验」，再加上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领导菁英禁止在可预见 的未来从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国的开放与多元，是1980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后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激进的意识型态——事实上几乎都是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型态——已成往事。共 产党已张开双手迎接富裕的资本家加入，并在省政府里策略性安插终身共产党员，而国营事业的经理人也已成为富裕的资本家。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氛围、对运动与监 督的严格管控，已由「微调后的『选择性打压』策略所取代，从此只针对公开挑战…… 当局，不为大众着想的人。中国是少数容许同性恋与跨性别装扮的威权国家，但仍禁止政治异议人士」
共产党政权依然相当残暴，每年官方处决5千到1万2千人，高于其它世界各国的处决人数总和。记者、律师、公民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与其它挑战制 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软禁）。但是，中国的独裁体制逐渐变得成熟，渗透组织、收买企业人士、教授、知识分子与学生，派遣3万名受过训练的「网络 警察」过滤网站、网页与电子邮件。后者有一个极具企图心的目标，希望尽力肃清网站的「有害信息」──可能被用来「在国家陷入危机时颠覆政权」──据估计有 1亿4千万中国使用者（包括3千4百万中国部落客）会看到这些信息。如今，中国的网络工具已经可以挡掉「颠覆」等字符串，以及「民主」、「人权」、 「FLG」（反共产党宗教运动）与「6月4日」（1989年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日期）等关键词。夹带着本身庞大的市场力量，中国当局警告谷歌、 雅虎与微软等国外企业必须自我审查。思科在1998年帮助中国建构因特网时，已经遭「指控帮助政府当局设计程序，使他们得以渗透并监督网络。」2004年 以后，中国以更激进的渗透方式加强因特网的审查，同时，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发动「网络斗争」（cyberstruggle）以规避中国的审查。
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很可能名字还叫共产党政府，即使实质已经改变—在中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经济改革的世代 来说，开放世界最大的市场，已经创造了无止尽的荣景。经济成长率仍然维持8％到 10％（甚至根据官方数字，显示2006年为10％）。邓小平于1978年执政，之后2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增加7倍，约有2亿5千万人民脱离贫穷。报 纸发行量增加3倍，出版书籍的数量增加11倍。今天每2个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电视机；而1978年，每1,000个家庭中，只有3个家庭有电视机。 1975年到2004之间，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执着于共产党意识型态的话，至少看起来他们对体制改善生活水平的 作为感到满意。但是，日子最好过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烦——在企业界刚崛起的都市精英群体、专业人士与大学生。
从许多政治因素可预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时也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与民主的提倡者）所称的「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到不再适合由一人主导（如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此外，也比较制度化。领导人的接 班，由程序法规与准则明确定义；并限制任期，以确保权力交替。军方与退休的政党大老，影响力大幅降低。领导阶层的教育水平较高，接受的训练也较完善，在提 拔人才时更注重绩效，比较不会有派系方面的考量。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参与决策过程、抱怨决策，从竞争的村民选举（首次在1987年举行）、若干个层级的人 民代表大会，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诉讼控性告政府单位。
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就已落实其它治理相关改革，以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国营事业的国家占股，建立财政法规单位，在政府采购上引进竞标，改善课 税，以及——最近期开始的——整顿过度扩张的银行产业，包括其背负的不良债权（non-performing loan），并囚禁最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家杨大利，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公平性」与「企业环境」。从黎安 友、杨大利与其它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领导人相当聪明、有能力、务实的和不民主的，这种情况未来势必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多长才算长？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威权统治的舞台。这里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前景。
威权统治可持续几十年，逐渐从目前的独裁体制，转变成「协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实司法独立、公民多元主义与并具有公共参与渠道，但没有竞争性选举，或更具威胁性的交出共产党霸权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将会像邻国 新加坡一样，逐渐变成非共产制度，也较少出现打压的情况。但是，除了两国在国土大小上的巨大差异之外，中国贪腐情况严重普及，因此还看不出来要如何遏止， 除非人民有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们的领袖负责。
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拥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而且独立媒体、公民团体与异议人士也有更多空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正如中国上个 世纪的历史重现，将会出现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其规模之大，是新加坡领导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害怕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追 求的那种政治改革。而中国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见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的改革过程一直在累积风险。中国就像一辆不停加速、却 没有煞车的火车，一直前进，然后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正如台湾与南韩（比较不是渐进的发展）一样。根据「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暨前「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罗文（Henry S. Rowen）预估，中国的人均所得将会持续快速增加，就算现在有点缓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经济成长将会使中国的人均所得，从现在的6千美 元（以「购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达到1万美元（以2006的币值计算）——约莫相当于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今天的的金额，而比南韩1987年进行民主化时稍 高。罗文估计在2015年前，中国将会成为至少「部分自由」的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等）。假定接下来10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会以 5％的速度缓慢成长，罗文预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将会攀升到1万4千美元（根据2006年的币值计算），相当于今天阿根廷与波兰的人均所得。届时， 罗文预期，中国将会因本书第四章提到的内在力量驱使，而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平上升与信息普及，社会逐渐复杂与多元，种种一切都将迫使政 府释出更多政治自由与政治竞争，以维持其合法性。
民意调查结果也支持罗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间，在中国，支持民主价值的人明显增加，虽然人数仍然比香港与台湾少。举例来说，在中国同 意「政府领导人就像大家长，我们全体都应该遵从他们的决定」的比例，从73％掉到53％；愿意让「正直诚实的领导人……决定一切」的比例，从70％滑落至 47％；认为「法官在裁决重要案子时，应接受行政机关指示」的比例，从64％降到45％——也不过在短短10年间，就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到了2002 年，拒绝威权主义价值的比例，跟台湾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个人特质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响个人是否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人教育程度愈高，就会愈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两个可能性是，假设现在的体制无法持续，或无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渐转型。那么，它可能会展开新形式的威权政体，或新形式的民 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观点中，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已腐蚀；而根据政治学家裴敏欣的说法，此问题将无法解决也无法改革，因为共产党与国家本身就是问 题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驻会学者，就像杨大利一样在中国出生长大，如今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专家之一。
他坚称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 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许多县市已可见犯罪集团与政府当局挂勾，获得政府保护，进而掌控企 业，他们因此成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国度」(“local mafia states”)。这些当地的黑社会头子，不仅掠夺贫困农民，更征收违法税金与费用，接着廉价出售土地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2006 年，政府报告中，「宣称超过60％做为建筑用途的土地收购，都是违法。」2006年9月，「中国审计长警告掠夺与滥用政府用地，将会摧毁许多资产价值，严 重威胁国家。」胡锦涛主席也积极展开取缔——但都是选择性针对中立的政敌——结果并未能解决这次广大的危机。裴敏欣与其它评论家预测，中国体制顶多能解决 表面问题，迟早中国会屈服于「几乎所有独裁政权中，都会发现的自我摧毁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应人民需求、政商挂勾与贪腐。
这样看来，中国正困在转型过程的半途中，欠缺机制化的工具与意愿来完成转型。在很久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抑制经济成长，强化人民的不满，并进一步 腐蚀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裴敏欣并不认为共产党短期内会衰落下去，反之会继续「陷入长期经济与政治停滞」，而如果不先采取基本改革的行动，最终会在 「相当于银行挤兑的政治情势」中瓦解。如今，中国已看到政权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明显讯号。2006年，中国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告诉我，愈来愈多中国共产 党官员把个人资产汇往海外。「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而他们自己更悲观。」
裴敏欣相信，一个政权瓦解，可能将带来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或带来国家失败）。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观点，认为充斥「贪腐、治理不佳、不公义、动 荡不安、打压」的地方，将会迈向民主。花了近10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加拿大政治学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国的民主未来》（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绘出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转型发展。
不论成功或失败，所有威权政权都会被咒骂。如果罗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推测正确的话，在2025年之前（或某个即将出现的日期），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势必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一旦拥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们将会要求更多：正义、尊严、责任、义务与发言权。就算未来逐渐推动改革与落实优良治理， 新中产阶级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抱怨地方贪腐、徇私与压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机制让选民可以撤换表现不佳的 各级政府首长。这是乐观的版本。比较悲观的情况是，如果中国达到罗文预期的收入水平，而不平等与贫穷的程度不减的话，「穷人的激进化」将濒临爆发边缘，而 政治转型则会以另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出现。
吉雷认为无论中国情势朝哪一种可能性发展，中国领导人必须应付的对象，将是比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更大、资源更丰富且连结更强的公民社 会。这是经历过去10年市场改革与扩张的灿烂时代之后，难以避免的后果。随着报纸、书籍、电视与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中国现在充斥着1990年代早期所认 定的煽动性信息。」如今在政府登记有案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从1988年的4,500个，飙升到2006年的30万个，有些人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10倍。
面对愈来愈有自信、信息更丰富、连结更强，更要求民主的社会，为了达到人民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未来至少必须赋予人民组织、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并以 选举竞争撤换表现不佳的各级地方政府首长。中国的执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将通往民主，而共产党可能因此失势，因此相当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确的抗 拒，可能引发民众示威动乱，如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样，但这次的动乱将来自更广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会，很可能瞬间颠覆政府——至关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产党领导人连安置好自己 人马与财产都来不及。因此，这样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就如南韩与台湾一样）——执政菁英判断宁可冒失去政权的风险，也不愿失去一切。因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可能会有人提醒他们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等待过久的政权，最后会目睹领导人被拖出办公室、一枪毙命。」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接受渐进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开的温和改革，最后停顿下来。村落 委员会的选举竞争，逐渐落入地方政党领袖与黑社会的操控。全国人民大会无法严谨的制定法律与监督；人民代表提议的法案，没有一件变成法律，但是每年仍举办 年会，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社论所言，「这不过是在已经作好的决定上盖合法的印章罢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大幅减少，因为原告发现他们胜诉的机率只有五分 之一。律师一个接一个遭到当局羁押与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并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对于政治改革的保留态度很难逆转，因为正如吉雷所解释的，共产党「领 导阶层现在作茧自缚。他们可以拒绝改革，然后面对民众示威抗议；或者落实改革，然后丢掉饭碗」。
民众愤怒与示威的导火线，不只源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对民主化的急迫感（如 1980年代的南韩），还包括威权体制的崩溃。就像中国以前的朝代，当不良治理达到最大的临界点时，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天命」(mandate)。如吉雷 与裴敏欣所强调的，犯罪、贪腐、裙带主义、银行弊端、地方霸权、中央政府对民众需求反应慢半拍与其它不利因素，均威胁到政权的存续。愈来愈严重的经济不平 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与中国国势最不对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而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已变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与城乡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在乡 间发展愈落后，失业率飙高的同时，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无根的移动劳工，随时都可动员起来示威游行。
「不论何时，都可看到1 亿2千万名来自乡下的移动劳工，在城市街头游荡、寻找工作。」投注在卫生与教育的资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国对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发的 SARS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剥夺贫穷人民在共产党（真正）统治下应享有的基本卫生照护。慢性病也爆发疫情，据估计2006年艾滋病带原者增加30％，总 人口的10％则饱受肝炎所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严重侵蚀，四分之三的湖泊与一半的河流遭到污染。中国总计3万3千座水坝中，有三分之一（涵盖 100座大型水坝）「被认为『未臻完善』」。结果导致沙漠蔓延（到达北京边界），环境污染严重，水灾泛滥。另外，还有道路状况与工作场所安全的问 题：2002年，有10万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内有10万人因为鼠疫入侵人类环境而致病，矿灾罹难的数量高于印度13倍。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姑且不论这些问题之间还有复杂的关联——都可能在未来10年演变成危机；或者，当政府失灵的情况继续蔓延，进而影响其它功能、甚至整个国家的运作时， 就会演变成吉雷所说的「转移性的危机」（metastatic crisis）。
中国的领导菁英——逐渐变成能干的经理人——可能还可以应付现况一段时间。但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解决侵蚀稳定基础的基本症状。如果他们无法解决 的话，那么政经表现不佳或任何危机（如股市崩盘、环境灾害或管控不佳的传染病），都可能使政权垮台。基于务实理由，企业主（即使是那些效忠于政权的企业 主）或没有特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是最先变节的人。同样的，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看到政府挥霍他们辛苦赚钱缴纳的税金，也可能最先变节。某些地区的 企业人士，正悄悄的把钱汇给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
影响共产党稳定的另一大隐忧，莫过于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逐渐发展。其中包括有来自反共产党组织「FLG」的挑战，这场近年萌芽的运动，秉持的教义 基础是佛教与其它中国传统学说与实践。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1999年政府对FLG展开残暴的镇压时，全国有7千万名FLG学员。虽然中国明文禁止，但 FLG仍转为地下活动，秘密广发刊物，包括对共产党统治的「9项批评」。此外，基督教也蓬勃发展。据估计，全国有3千5百万名信徒在政府许可的教会聚会， 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做礼拜，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过1亿，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也不过才7千万人。最令中国当局忧心的是，共产党员已失去他们的 信心，而基督徒与其它宗教组织刚好填补这个道德空缺。事实上，经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许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它人则加入FLG ——这绝非巧合。鲜少信仰体系像宗教这样，能动员团结人民，为共同目标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体系，兼容于宗教或深受宗教启发。「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开明的知识分子领袖带领下，比苏联转型时期的状况更好。」开明民主的思想 与经典在中国流传，不只大学里，官方学校与政府机关，甚至是共产党内，都可见其踪迹。此外，相当多主张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 人，谴责过度傲慢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许多民主著作也已经悄悄的翻译成中文。但是，中国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们文化本身的儒家与道家经典作 品，并以现代民主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这些学者伙同艺术家与作家，一起试图将民主的「知识转变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学者向我解释的。中国的地下民运 人士也相当有创意，不仅广发禁书与改革派杂志，更找到办法在网络规避独裁者的监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转成「不包含敏感字眼的替代性内容」，来逃过网络警 察法眼。电子邮件、部落格、手机与简讯等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使他们得以跨越距离互相连结，并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保持联系。基于这些理由，对大规模民主运动 来说不可或缺的全国公民网络，目前正缓慢成形中，而在下个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具备惊人的能力，得以动摇整个体制。
在上述吉雷与其它观察中国的学者所预见的可能剧情中，这类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出现，将会使领导高层陷入分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务实派，可能会和民 主反对势力中的温和派协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兰与其它地方，这样的协商结果，是使保守份子与军方得以「保住面子与利益」的让步——军方很可能会 在危机一开始，就和共产党脱离关系，拒绝重蹈1989年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社会团体，能提供其它政治体制的选项。目前没有——但1990年的俄罗斯也没有。我猜想，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也会在中 国出现：反对势力的庞大联盟，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将会短暂的结合，之后再分道扬镳。在2025年之前，中国是否能顺利实施可行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还很难说，但是届时共产党（如果还执政的话）治理中国的时间将长达76年——超越俄罗斯共产党与墨西哥「革命体制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执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胆预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会维持不变，但中国将会有所不同。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书评”、“译者@freeman7777”索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