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如一日，他找到了开坦克的人， 他收集着受难者的信息，因为他觉得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2017年4月18日，61岁的吴仁华在自己推特中宣布：“正在做《六四事件受伤者名录》《六四事件受难者名录》，受难者包括遭受开除学籍、公职、被捕、判刑等处分者。据中国公安部内部资料，截止89年6月全国已逮捕逾万人。这是一项艰难而漫长的工作，尽力为之吧。期盼当事者和知情者提供资讯。电邮 yenhua2000@yahoo.com”
这是吴仁华最近开始的又一项有关六四屠杀的研究项目。28年来，吴仁华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凭一己之力，收集了几万份有关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资料，完成《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被视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研究第一人。
1989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刻
1989年春天，吴仁华33岁，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过着宁静的书生生活。4月15日中午，他与他的同事陈小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宿舍里相对无语，因为陈小平刚带回一个噩耗：胡耀邦因心脏病不幸去世。许久，吴仁华憋出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门广场，而且要送一个大的。”
第二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一起做了一个直径达2米的巨型花圈。4月17日午后一时，中国政法大学六七百名学生，带着花圈，沿着二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五时，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到达纪念碑前，吴仁华和同事陈洪武等人，努力挤过人群，把花圈抬上纪念碑底座，此时，纪念碑一共有9个花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其他学院的师生几千人聚集在广场进行悼念。八九学运由此拉开序幕。
就这样，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刻，吴仁华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
1989年6月3日，北京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中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29号楼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以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等刚加入绝食请愿的四位知识分子和广场的学生指挥部。吴仁华和他的同事刘苏里主动请缨，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下午便抵达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最后一夜。
午夜十二时，广场上的学生广播台播出了一名学生死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消息，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传出学生死亡的消息，随后，四周的枪声越来越近，血腥的清场开始了。吴仁华与几千名广场学生目睹了一夜的暴力和血腥，直到清晨，成为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清晨六点，当他与20多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走到邮电大楼附近，三辆坦克突然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向数千名撤离广场走在自行车道上的学生碾来，11名学生当场惨死，两名学生失去双腿。吴仁华和当时在场师生一路哭喊着回到学校。
两天后，吴仁华逃离北京。1990年2月，他从珠海跳海游泳至澳门，在“黄雀行动”组织者的安排下偷渡至香港。7月5日流亡至美国，定居洛杉矶。
从此，六四屠杀事件成为了他研究与生活的唯一的主题。
在聊天室，找到那个开坦克的人
对于这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吴仁华认为，作为一位历史记录者来说，有两方面的东西必须记录：一是施害者和责任人；一是受害者。在20多年的时间里，吴仁华通过各种方法收集了几万份有关六四的资料，运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来做这两方面的记录。
2009年，《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出版，在这本书，吴仁华利用自己版本学、目录学、考据学的专业技能，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资料甄别材料，破解了19支参与屠杀的戒严部队的番号，其中包括14个陆军集团军、一个空降兵军、一个北京军区的炮兵师、两个北京卫戍区的警卫师等，总共20多万人的军队。此外，在这本书中，他还附了三千多名参与镇压的官兵名单。为了搜寻确定这三千多名名单，吴仁华花了无数的时间，仅仅光排除的人就数以万计。
他感慨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自己的家乡浙江只招收古典文献专业，自己“从小好动，习武、各种球类和运动，始终不喜欢该专业”，但是“别无选择”，“如今倒感恩了，若不是该专业的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的训练，我无法在资料极其欠缺情况下破解了包括14个集团军在内的六四戒严部队番号、进军路线、目标等。”
因为资料很少，他还到各个退伍军人专业军人的论坛、聊天室、QQ群里去追踪聊天记录，寻找线索，正是在这些地方，他找到了造成六四最悲惨的“六部口事件”的当事人——106坦克的二炮手。
有一次，在一个网络聊天室中，一位军人无意中说自己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这引起了吴仁华的注意，立即把他列为重点跟踪对象。因为他知道，在六四凌晨那天，向他和他的学生追来碾压的三辆坦克正是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之后，吴仁华又发现此人说参与过89年的“平暴”，最后确定了其番号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号坦克的二炮手。吴仁华说，“当时我泪流满面，是一种悲愤、也是一种激动、我终于找到了这辆坦克的军人。因为就是这个106号坦克，冲进学生队伍，当场压死那么多学生，所以当年我跟很多学生一路从六部口哭喊著记住这个坦克的编号106，一直哭喊著回到校园！”
2013年6月4日，吴仁华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位军人现在的工作单位和手机号码，第一时间便有推友给这位军人打电话确认，问这位军人，你是不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号坦克的二炮手？这位军人说是。推友继续问，你是不是参加过1989年的平暴，军人说是。吴仁华说：“后来还有推友给他打电话确认，他都说是。也许后来打电话的人呢多了，这位军人就不再接电话了。找到这位二炮手就好办了，就知道驾驶员是谁，指挥官是谁，当时到底是他们擅自向学生碾压还是有人指挥他们碾压的。”
最惨痛的六四受难者不是学生
如今，吴仁华又开始同时做两份名录，一份是六四受难者名录，一份是六四受伤者名录。“我觉得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记录，人们就可以感觉到天安门屠杀哪些人有责任，哪些人受到伤害，这个受难者名录，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事后受到处罚的人，包括判刑，逮捕，或是开除公职和学籍的人。”
有关六四死难者名单，此前最著名的一份是“天安门母亲”制作的名单。现在这个名单上有202名遇难者，天安门母亲做了一张地图，将遇难的地点一一标出。“这当然不是所有死难者，他们寻找这些死难者非常艰难，中国政府一直压制他们不让做调查。” 吴仁华说。
2017年4月开始，他在推特上逐一发布自己收录的六四受难者名录。
第一个发布的受难者叫温杰，信息记录如下： “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后被捕，在秦城监狱罹患大肠癌，因不屈服而迟迟不让保外就医，91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年仅26岁。英俊聪颖，81年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88年毕业，任教北京服装学院。”
吴仁华说，温杰是他的学弟，同样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比自己晚入学四年，“当时我们专业只有两个班，每个班都只有十几个人，我对他很熟悉，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在发布温杰信息之后，吴仁华以“六四受难者名录”为标签，不断发布自己所收集到的六四受难者的信息，至今为止，已发布有20多位六四受难者的信息，他们中有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也有普通民众，如被以放火罪处死的山东省济南市学生孙宝河、被栽赃投掷燃烧弹而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的北京农民路洪泽、参与围堵军车的北京老人王稼祥等。
吴仁华认为，从这些名录可以看出，在天安门事件中，付出最惨痛代价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界的精英，而是普通的市民、工人。
“当年公安部通缉的学生领袖，排名第一的是王丹，他是第一号，被判刑四年。可是看看我公布的这20几位普通民众，他们的刑期非常重，有死刑，有死缓，有无期徒刑，有20年，都是判的重刑。因此，若是只注意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惩罚，是无法真实反映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残酷镇压，外界会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人的处罚是很轻的。”
吴仁华收集的1989年公安部每日情况汇编显示，从4月16日至6月25日，“全国公安机关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社会动乱的斗争中，共抓获各类人犯1,1013名（缺陕西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但实际上，人数肯定不止这些，因为6月25日之后，逮捕和镇压一直在持续。这仅仅是我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个官方数据，即便这样，很多人不敢相信，竟然有一万多人逮捕或是拘留。”吴仁华说。
如今，他公布的二十几位受害者的名单，仅仅是开始。
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吴仁华指出，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关注基本上只到6月4日为止，而忽略了之后的抗争与镇压：“在六四屠杀之前，天安门事件中心当然是在北京。全国各地大约有几百个大中城市，甚至是县城，都有参与的情况，他们的诉求都是围绕着北京的，声援北京学生。开枪之后，北京被镇压了，那么血腥残酷的镇压，20多万军队的镇压，北京的中心就消失了。全国各地却在这时候开始针对暴力的抗议行动，这种行动遍及全国，大中城市都有，县级的城市不是每一个都有，但有的也有。”
吴仁华把这些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示威游行和聚会悼念。这种方式在全国几百个大中城市都出现过，一直到六月下旬还在延续。“我目前发现的最后一次公开上街抗议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那个时候已经是六月下旬。这件事让中国公安部非常吃惊，成为公安部督办的一个案子，可惜，我没有查到后来对这批人的处罚。这批学生非常勇敢。”
第二种是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学生去包围大型的国营企业等。第三种更为激烈一些：截断铁路线、中断交通线。比如在南京，有很多学生堵断了南京长江大桥；在武汉长江大桥也出现堵截铁路的情况；在上海，有学生在京沪铁路光新路道口设立路障。“当时中国南北几条铁路线都中断了。我是亲身经历的。因为6月6日，我离开北京南下躲避的时候，铁路在山东断了，堵了一天一夜没有恢复，我只好下车换乘汽车一路换乘。”吴仁华补充。
最为激烈的方式是第四种：一些有想法的大学生，彻底对政权失望，而用秘密办刊或是组党的方式来对抗。“1990年3月清明时期，北京警察孙立勇和他的几位朋友用油印方式，以《民主中国》编辑部的名义印了第一份传单《清明祭》，在六四一周年前夕，出版了《民主中国》第一期，用邮寄和投递的方式传播。1991年1月，因内部人员变化和规避风险，他们又把《民主中国》改名为《钟声》，发表第二期。5月《钟声》发行第二期后，孙立勇的同伴相继被捕，于是他主动投案，最后被判7年。2004年他移民澳洲，2005年3月在澳洲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受难者后援会’，这么些年来，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去寻找和帮助那些不知名的六四抗暴者，可以说是收集六四受难者信息的第一人。”吴仁华说。
而更具政治性、风险也最大的行动是组党。吴仁华记录当时有组党行动的人遍布各地，从北京到四川、南京、兰州等，他们遭到严厉的打击，获刑从5年到20年不等。
“如今28年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这个事情一直在继续，我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坚守。”
对于即将要到来的28周年，吴仁华不喜欢“纪念”这种说法。
他问：“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筹委会的组织者王有才，就是当年21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你能说六四过去了吗？再比如陈云飞，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他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探访他所知道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其中一位就是他们四川的吴国锋。艾晓明老师的文章《吴国锋：46张照片的故事》里有照片讲述了吴国锋的死，他头部中枪死后还被刺刀拉开了腹部。陈云飞就每年去看他的父母，认他的父亲为义父，你能说过去了吗？维权律师浦志强、隋牧青等，他们都是当年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我一起第一天到广场参加游行，最后坚守到清场的。六四，过去了吗？”
